并未见钟南山先生用过“悲愤”之词，是我借用已故漫画家廖冰兄的话来表述的。
在我看来，梁启超之后，廖冰兄和钟南山就是南粤大地最值得敬重的知识分子了。他们不仅是广东的贤士，放在全中国的大背景，他们也是知识界的翘楚。
廖冰兄一生重情义、讽世亦自嘲，从白色恐怖年代、反右“阳谋”时期到“文革”之后一直关注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给自己的定评是“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故我所作多是悲愤漫画。”他说的是“善良”，而非“善良人”；说的是“邪恶”而非“邪恶者”，亦即他是对事不对人的，没有阶级斗争思维，更没有党同伐异的恩怨纷争。他争的是天理人心，扶正祛邪。而这“悲愤”，也就不同于蔡文姬的《悲愤诗》抒个人身世坎坷之苦厄。
我们当下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混乱，欺良压善，成王败寇，不择手段损人利己者大有人在，而昧着良心，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专家学者亦非个别。敢于挺身而出，为公共利益仗义执言的人士，一定是有廖冰兄所尊奉的“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情怀的人。
钟南山就是一个有这种“悲愤”情怀的人。
不提2003年大疫“非典”来袭时，他悲民生之多艰，毅然奔走在抗疫第一线，并勇敢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为科学地遏制疫病提供了基本条件，且看近例：
“中式卷烟”项目参评国家科技奖，继中国控烟协会致信科技部“抗议”后，秦伯益、钟南山等30位院士日前联名致信《中国科学报》公开表示反对，称该项目参评有违基本的社会正义，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给社会明确交代，切实承担起对中国控烟事业的公益职责。钟南山说，他看不出中式卷烟对人体有任何好处，我国之所以一直控烟履约不力，其根源在于卖烟的(中国烟草总公司)和控烟的(国家烟草专卖局)是一个主体，“这是一种悲哀”。他表示，促进烟草销售的研究项目参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无形中是鼓励更多人吸烟，损害更多人的健康，因此他“无法容忍”。一句“无法容忍”，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他的“悲”与“愤”，是对民众利益受损的痛心，是对践踏社会正义的愤怒。
可是，“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进入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公示名单，公示材料称该项目“三年来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新增利税1421.8亿元”，这种见利忘义的表达，是这么赤裸裸，这么无耻，有正义感的人不应该愤怒吗？有媒体统计，烟草类研究曾在10年中7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难道不是恰如公开信所指出的，“其中根源，既与部分政府官员的控烟意识仍不到位有关，也与企业利益集团对社会正义的蔑视有关”。而社会正义之所以受蔑视，不正是因为对此表达“悲愤”的专家学者太少，舆论压力无足轻重吗？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中间，读到《南方周末》4月12日的报道《中药失控，步步惊心》：“全国17个中药材专业批发市场，掺假、再加工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保守估计，药材市场上至少有两成是假货。”药材掺假，是不折不扣的谋财害命。不仅吃饭吃菜喝水喝酸奶，而且吃药，都教人心悬悬意惶惶，这成什么人间世界？事态发展到如今，难道能够只怪掺杂做假没良心吗？不妨自问，我们出于正义感和公益心做了什么？
退休后几个月，与学生打交道多了，发现在年轻人的话语里，“愤青”是个避之惟恐不及的污名。所谓“主流”要他们充“成熟”，装“淡定”。“成熟”当然好，“淡定”也好，然而如果年轻人“成熟”到对害人的邪恶熟视无睹，“淡定”到对善良被害无动于衷，绝非中国之福。我想，一个好的公民，对某些事情，在某些情境，就应该像廖冰兄，像钟南山、秦伯益们这样，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悲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