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法学副教授陈少林因没评上教授，而拳打一名评委会成员，并扬言要挨个收拾那些让其受到不公对待的评审们。
我理解陈少林副教授的举动。得知他慨叹自己已47岁，再不评上就没有机会了，我更是不由得心生悲凉。如今的高校，众多博士毕业不久的二三十岁的年青副教授们，都充满这种体制内积极上进的渴望和“紧迫感”，更何况这位已把一生都搭在这个荒唐教育体制的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对陈少林老师说：何必参与这种无聊的游戏？如果真有本事，是否评上正教授，又有什么关系？
也许，我这里所谓的“本事”，显得有些苛求，尤其是让一个试图按照现有学术评价体制来实现自身学术地位的人而言，要让其另辟出证明自己本事的标准，实在有些勉为其难。然而，我想说，在中国大学教育缺乏基本的独立、自由、伦理和尊严的今天，一个人如果把全部心力都用在这种不靠谱的职称评审机制上，会逐渐丧失发现并实践自己真正的学术能力的宝贵机会。
2006年我博士毕业，当年即破格评上了副教授。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按真正的学术标准，自己如今是远远不够格当个正教授的，但是，要按中国的大学学术标准，我稍微再用点力，两三年内要评上个正教授，也并非难事。但是，评上副教授一年以后的2007年底，我就彻底想通，这辈子坚决不再参评什么教授职称了。
自那以后近六年过去了，期间我的精力主要用在教学活动上，每学期都会上全新的内容。我相信教学相长，热衷于在各种场合和学生讨论交流，也从中受益无穷，乐趣多多。这些年中，我不再按照学术核心期刊的标准写作，但也写了一些说真话的文字，出版了一本专著《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一本影响颇佳的法学随笔《法律人的救赎》，一本译著昂格尔的《觉醒的自我》。几年间，所在大学不少与我同年甚至比我年轻的同事都顺利评上了正教授，我是真心祝福他们。我自己不着急，但许多关心我的领导、朋友和同事，包括我的学生，都时常力劝我快快评个教授吧。我真心感谢他们。因为我是副教授，在一些论资排辈的学术场合，当然也受到过不少冷遇。那年萧瀚事件过后的一次饭局上，一位副校长劝我理解校方难处，旁边一位处级干部偷偷问别人：他还是副教授吧？我感觉那位处长特别特别好玩。
我为什么决定不再参与这种职称评审？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不想再按这个标准活下去，害怕自己因此越陷越深，自废武功。我虽然知道自己学术视野和能力都有很大不足，但我更严峻地意识到，如果我竟然在这种评审机制中如鱼得水获得成功，那么恐怕我残存的一点点治学的能力和一丝丝精神的独立，也将丧失殆尽。很多劝我评教授的人都有很多假设式的推论：如果你评上教授，你会有更高的薪水；如果你评上教授，你会有更多的资源；如果你评上教授，你会有更高的地位。就像有一次可敬的校长对我推心置腹说的那样：洪果啊，你想，如果你能在体制内有所建树，你不是就能实现更多的改变吗？嗯，这些如果当然都很有道理，可是，现实却很奇怪，如果每个在这种机制内谋得一席之地的人，都按照自己的“如果”获得了实现自己更大抱负的机会，那中国大学的学风、精神和学术产出，早就应该焕然一新了，为什么我所见的情况却完全并非如此呢？
实际情况是，追随这套标准一路走下去的人，会对这套标准带来的戕害习焉不察。当一个人已从这套标准中不断受益，他就更难自觉做出反思和批判。一个被格式化的人，屁股已经决定脑袋，要想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何容易？要想做出改革和创新的行动，更是痴人说梦。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失去的不像我们担忧的那么大，得到的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小。这就是人生，是我无比相信的辩证法，也是我深切感受到的生命危机所在。一个人一旦不再把心思放在追逐这种本就已经声名狼藉的教授名声和地位之上，他反而可能认清学术的意义所在，认清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保持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做一个自由的教师，自由的公民。只有当你抛弃这一切的虚饰和装潢，你才能更加敬业，正视生命中的各种想象和可能，正视你活在这个世间的责任和价值。
大学本应充当守护社会精神的最后一方净土，本应成为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前沿阵地，但今天中国的大学，却成为一个最唯唯诺诺的机构。重庆事件后揭示出来的许多大学和学者主动迎合权势和金钱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有所警醒？而在大学里面随波逐流的许多人士，不关心这个时代发生的问题，不担当知识人应有的使命，反而有意无意地积极参与各种分羹逐利的活动中来。长此以往，思考缺乏穿透力，人格缺乏独立性，既没想象，又没行动，这样下去，还期望能给学生传播怎样的自由和真理？
我上面的一番表白，完全是一种自我的个体化的言说，希望不至于引起大家的误会。我仍然尊重并理解许多在职称道路上奔走的同行。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实现自我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这其实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在政治化和世俗化双重冲击下的大学教育体制下，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的。
最后我要说，为评个职称而打架是不对的，太斯文扫地，尤其是打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