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05年底开始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编注：美国人亨利·马丁·罗伯特撰写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的俗称），从2007年起就开始尝试实践推广活动。五年来，听到最多、也是思考最多的，就是“规则与文化之争”。最近，寇延丁和我共同写作的新书《可操作的民主》一经出版，就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新书发布和研讨会上，我也强调，这本展现我和团队在南塘农村合作社推广罗伯特规则详细过程的书，要揭示的是这样一种理念：我们要用规则反过来推动“公民性”的成熟，用规则反过来重塑文化。
文化和规则都是大课题，放在一起谈就更困难，只好先用身边的小事儿开个头儿。
最近去广州讲课，中午坐下来吃午饭，聊罗伯特议事规则正酣的时候抬手要动筷子，发现手边摆了两双筷子，脑子一下子没转过来，就问了一句：“怎么两双筷子？”主人赶忙解释，有一双是公筷，还补充道，“没关系的，其实我们也不是太严格的。”
我脑子迅速从萝卜规则（编注：《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中国本土化称呼）转到公筷，又迅速转回到萝卜规则，反过来很有兴趣地问他们：公筷就是公筷嘛，为什么还要补充说“其实我们也不太严格的”？这岂不也是说“规则是规则、执行是执行、规则只是摆设”嘛？ 为什么大家觉得坚持规则是一件不好意思、令人尴尬的事情呢？
大家开心地笑起来。
这让我想起朋友跟我说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朋友跟岳父、岳母住在一起，有一天正要吃饭时，岳父突然提起来说，其实分餐制是个好东西，饭菜端上来，每人一个空盘子，要吃什么菜、多少饭各自用公筷分到自己的盘子里，然后各吃各的，这多卫生！
朋友也赞成，不过他的理由是分餐能帮他控制食量，否则在家吃饭把体形都吃坏了。他太太也不反对，还拿出一套新盘子表示支持。他岳母却面露不悦，说“一家人吃饭分什么餐啊”？
我这位朋友当然也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践行者。他客气地请岳母说说反对的理由，可她不说。问不分餐有什么好处？也没什么，就应该这样。那问分餐有什么坏处吗？没什么坏处，但总之不好。再多问就不说，只流露出“你们这事儿根本不靠谱”的神情。
朋友只好说，既然有动议、有附议、有辩论，已尽量让不同观点表达，现在没人要再发言，就可以投票。朋友、他岳父、他太太赞成。问反对的时候他岳母也没反应。赞成方是多数，通过。当晚实行分餐，效果不错。
之后朋友出门了几天。再回家吃饭时，发现分餐制这个事儿好像早就被大家忘到了脑后。他就问：“我们说好的分餐制哪儿去了？”结果是他岳母带着“就说你们不靠谱吧”的眼神说：“分什么餐啊！我盘子都给你们收起来了！”朋友僵住了，看看岳父，岳父不知所措地笑笑，低头吃饭没说话。朋友没有办法，也灰溜溜地直接夹菜去了。
所以朋友问我，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给他讲，这是绝对典型的例子啊！如果决策都是这样当面锣、背面鼓，决策了就烟消云散了，再什么规则、再什么表决、再什么民主制度也都是落空啊！
怎么办呢？我的口号是“既不生气也不放弃”！控制一下情绪，笑着说：“唉呀，我还是担心自己吃撑了，控制一下量吧！”然后自己去找个盘子自己分了吃。记住，不要做过了，不要让人觉得你是做给人家看的，你就是在做一件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而已。这就叫从自己做起。也许下次岳父就会加入，也许再下次岳母就会觉得分餐确实也没什么不好。
但这个事情带给我的联想绝不止这些。
民主议事有一条精髓——“先辩论、后表决”，目的就是要给不同观点、尤其是少数方观点表达诉求和理由的机会。但是给她机会她不表达怎么办？类似“一家人吃饭分什么餐啊？”这样的辩论着实令人困惑：听语气，反对的理由很充分，但仔细想，又什么理由都没说。一家人不能分餐，这是她的“公理”？是在她看来不需要说理由的东西？是她的固有思维在作怪？反过来，你问她，分餐有什么坏处吗？她也说不出来。也许她只是避讳“分”字儿？无从得知。
民主议事的另一条精髓——按照正当规则做出的决议，即使不符合自己的意愿，也必须坚决执行，因为我遵从规则——这样的观念我们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习以为常的口号——“少数服从多数”——其实具有很强的误导性：我少数方不是服从你多数方的“人”，这与“人”无关，我们决定的是“事儿”，我只是遵从我们共同约定的规则，承认按照这规则得出的结果代表整体的意愿，这是最起码的契约精神，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次我不承认这样的规则所得出的不利于我的结果，那么下次别人也不会承认这样的规则所得出的利于我的结果，那靠什么才能做出决定呢？只能看谁拳头更硬、谁更有手腕、谁更强势，那就是丛林规则。
分餐制事件说明，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有很多参会者习惯于固有思维，虽然说不出新观念的不对，但就是无法接受新观念，面对一个公开公平、但需要自己主动竞争的决策流程，不知道如何行使权利，不会公平竞争。
然而在决议做出之后，他们却以一种无声无息的方式把决议放在了一边，一个眼神，一两句轻轻的玩笑，就让一番程序规则做出的决议化于无形，让什么规则啊、程序啊变得像“假正经”一样可笑了。
不要觉得我在小题大做——有人会说，“分餐不分餐都一样吃，何必在意嘛？”好吧，我不好说这种态度有些“犬儒”，因为这么说算“扣帽子”，属于人身攻击，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出于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但我要说，就算这件事儿像蚊子一样小，就算我在拿大刀砍蚊子，这也是一只足够有代表性的蚊子。坦白讲，这正代表了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基础：在该主张权利的时候沉默，在该履行义务的时候拒绝，在弱势的时候隐忍，在无法隐忍的时候爆发。
我完全不觉得朋友的岳母在这其中有任何的恶意。应该说，这是她的生存经验，甚至可以说是生存智慧。在强人独断的环境里，既然争取不争取都是一样的结果，何苦要在决定前主张什么言论权利呢？既然在决定的时候你是强加给我的，那么我在执行的时候拒绝不正是一种对“正义”的坚守吗？长此以往，事前的竞争已经越来越陌生，而事后的“暗中抗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是一种暗中不合作甚至暗中破坏，其实是另外一种“强权”——表面上，你有决策的强权，但事实上，因为我掌握着执行的细节，所以我有执行的“强权”。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种种“错位”。该博弈的时候，我们顺从；该执行的时候，我们博弈。
当决议没有落实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岳父和朋友的直觉反应和习惯是：碍于情面，心想，多大个事儿啊，没按决议办就没按决议办吧，没守规则就没守规则吧，为这点儿事情，别让人误会我是要针对人家，把关系搞僵了就不好了。
我们始终还没有搞清楚如何区分“对事儿”和“对人”。我们都知道要法治不要人治。但我们有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规则归根结底是人在落实和执行的。但注意，这个“人”不仅仅是那些少数掌握权力的执法者，甚至应该说主要不是他们，而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在有人未遵守规则的时候，是否有人按照程序去启动纠正机制？这是规则文化能否建立的关键，这是规则能否成为规则的关键。规则就好比一条跑道，有人超出了跑道，就有人去把他拉回来，一旦回到跑道之内，别人就不可以再干涉。这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这跟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政治斗争、人事斗争、内耗”都没有关系。如果这是一种摩擦的话，那么这种摩擦就是常态，“按规则摩擦”就是最正常的状态，没有这样的摩擦才不正常。既然是正常的摩擦，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就应该心态平和，我们只是按照程序做着程序要求我们做的事儿，我不需要“战胜”任何人，如果按程序规则我们可以变通，那我很乐意按照程序规则去做变通，否则我的要求也只是回到规则的轨道，不多也不少。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对规则文化的建立负有责任，规则形同虚设，我们每个人都难逃其责。因为我们在很多小事儿上觉得不要让人觉得自己小题大做，不要把关系搞僵了，积少成多，积小错到大偏离，最后到大事儿出现的时候，发现已经说不清楚规则是什么了，只好去“斗人”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告诉那位朋友，不应该无视决议的落空，但也不要大动干戈，你要的不是“战胜”岳母，而是推动一种对规则以及由规则而做出的决议的尊重。你以你自己对决议的坚持来体现这一点，同时也可以尊重别人暂时的不去执行决议。让岳母慢慢体会文化的不同，抱着善意的期待去推动变化，就好比你觉得你请岳母事先发表反对的意见、说出分餐的坏处，已经是尊重了少数方权利，但是对方未必一下子就能感觉得到，改变长久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需要我们的坚持和耐心。
当然分餐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公领域的问题（家庭内部的公领域），还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也许还可以探讨。分清公私边界，也是民主议事的首要问题之一，我们下一次再深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