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急剧转型的国家，被裹挟进飞速奔驰的全球化之中，曝露在世界的眼皮子底下，它的妖蛾子从来就少不了。
一周来中国似乎不断地被关于老外的新闻所折腾。先是外国人当街强奸未遂，接着是据称为背景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师奥列克？维捷尔尼科夫在高铁上举止无状，为国人所抨击。
当一个久已封闭的国家骤然敞开在外部世界的翻腾中时，必然的结果就是进退失据，慌慌张张；而那些突然进入到这个国家里的外人，被这个陌生的土地、人民和习俗所击打的时候，恐怕他们心里的惊慌失措，未必比我们少哩。
我当然无意为任何一个人开脱。现在没有治外法权，犯法当罪；而我们国家也还存在着一些最起码的礼仪标杆，行为失当，自该承担后果。我只是想指出，就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杰瑞德？戴蒙德在他的伟大作品《崩溃》中所曾经指出的那样，来自对于彼此惯习的陌生所导致的，往往是灾难性的结果。
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已经离开了中国的美国人，他那么以良善、理解与体贴的心思，来相处、观察和亲近中国，何等令人怀念。
到现在，我已经全部读完了前《纽约客》驻华记者何伟（英文名Peter Hessler）的中国三部曲，其中还有两部读了英文版本。《江城》其实是他最早的作品，也早在10年前就已经名振美利坚，只是到了今年才有中文版的问世。但毕竟已经算是意外之喜了。惟一一部没有出版的作品《甲骨文》涉及甚多敏感话题，而他又不愿折节删减，看来短期之内是难有中文版可看了。
读何伟的书，每每让我充满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总是被他的天真、纯良和细腻的天性所感动，因为他总以同情与达观的心态，印照中国的现实，发现许多被我们中国人自己所忽略的天性的美好、传统的珍贵与社会的和善；但是另一方面，我却在观看现实的时候，无法忽略这个国家遍布世情的冷漠、国人的暴戾和有司的颟顸。虽然，何伟从来没有描写一个完美的国家，而且往往笔端尖锐，但他毕竟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勇于看到中国的新世界；而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反而悲观畏缩，怯于展望中国的好未来。
《江城》的写作方式与他其后的两部作品一样，都是以他个人的生活作为基点，来看一时一地的中国变化。这是1996-1998年中国四川一个偏远小城涪陵的故事。那个时候他在涪陵师专，作为和平队（Peace Corp）的志愿者教授英语。
这只是他的个人日常生活，学习汉语、教授学生、融入社会、旅行外出、吃饭聊天、礼拜参观……而就是这样无关风波的生活里，世情、政治、教育、经济、伦理、社会、生态、建设、外交、文化、传统、变革、生育、农耕、交通、心理等等各个层面的中国，都被融杂了进来。这是何伟个人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又是中国那个时间里的集体记忆。
那个时候，长江三峡还是它几千年前的模样，凶险而奇峻；神女还有梦，高峡还未出平湖；人们刚刚在市场经济的号角中苏醒，天空多数时候还是蓝的；长江上还有慢船行驶，高铁的噩梦尚未潜入。就这么不到20年的光阴，整个中国都如大梦一场；又好像一个心事重重的中年男子，回望自己的青葱岁月：那曾经的纯真、美好和欲望激情，都已经杳然不见，只留下一副沉重的身躯，意兴阑珊。
刚刚来到中国的何伟似乎对于政治更加的敏感。他后来在自我阐述中曾经说，美国人和中国人其实不过都是一样的人，尽管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美国有着许多的不同。因而毕竟最大的冲击还是来自于不同的政治制度。所以，尽管他试图避开，甚至在教学之中也努力去适应中国自编的教材，但整个政治似乎就像一片永远笼罩在他头顶的云彩，挥之不去。
作为外国人，或者作家，他的责任不过是客观地去叙述在他的生活中的一切。他无力，也无意去改变什么。如果他的确希望能给中国一些什么的话，那么，就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努力让莎士比亚成为一个莎士比亚，让文学的美好和人性的光芒，还原到文字和语言本身之中去，让他的学生们看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的心怀之中，并不那么生硬地有着阶级、民族、斗争这样势不两立的世界。
是的。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世界之中。我们似乎是在融入世界，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仅有敌人的世界之中。
原来，我们那么努力地生长，不过是一种畸形生长而已。
何伟在涪陵的生活经过了半年多的适应，已经慢慢地如鱼得水。但是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似乎都逃脱不了政治的笼罩。这个国家的政治基因已经遍布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里。他在学校里总是有意无意地被人观察着，他的教学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话题，不仅仅是因为学校的监控，还有学生们的敏感神经；当他学习中文的时候，他必须和他的中文老师之间展开一场“鸦片战争”；他的学生们在用现实排入《唐吉珂德》的时候，遭遇了政治的钳制。
利用政治的习惯性思维不仅仅是官方的，而是贯穿在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不同政治制度是有着正邪之分的；对于不同的国家土地是有着民族主义的；对于不同的历史是有着国仇家恨的。我们从小就被培养着用政治仇恨的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
他在涪陵不仅仅面对着管理机构的挑战，而且还必须面对着来自学生的挑战。这些学生对于社会制度、对于民族情感、对于外来思想似乎有着天生的敏感。而当他自以为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社会的时候，他在涪陵市内街上用摄像机进行拍摄时，却遭遇了一场“政治危机”。似乎就在转瞬之间，他所有的心理与社会建设，在外国人的身份面前，在民族情绪面前瞬间坍塌。
一个无法自由思想，一个无法正常思维，一个无法平常面对外来世界的民族，一个惯常以制度的正义和邪恶来标签的国家，如何能够成长为一个心智健全，德艺双馨的大国？
一方面，他的那些涪陵朋友们，终于在市场经济的进化中改变了自我的生活；他的学生们，在迁移与工作的逐渐自由中寻找到自己的道路；他的周边社会，在开放的环境和日益多元的世界中，逐渐软化了立场，学会如何与外来世界相处。但是他们却同时僵硬着，警觉着，岗哨着。他们还学不会、没有环境、缺少制度来进行自由地思想。他们必须仰望领导，等待政策，远离惩罚。他们小心翼翼地收藏自己的观点，并且检举和打压那些敢于触犯天条的同类。对于他们来说，最为安全和最为急迫的事情永远是寻找经济上的发展。
这不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吗？我们不遗余力地寻找财富上的富足，而把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全部放逐。我们的确是在做一个浮士德的交易，我们出卖思想的自由，交换身体的富裕。
在开放之中，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享用了越来越多的洋货。但是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却越来越民族。我说的越来越民族，不是我们越来越保护民族的传统。三峡已经淹了，涪陵的白鹤梁已经沉陷水底，棒棒军们已经不见踪影。我们民族的生活传统逐渐在消逝，但我们对于这个民族的不可侵犯性却越来越强大，任何一点来自国外的风吹草动都能让国人血脉贲张。
惟有一个极度缺乏自信的民族，才能有如此紧张的神经，就好像那些在涪陵大街上用充血的眼睛怒视着何伟和他的朋友的人们。
其实，经过不到20年时间，许多东西变了，许多东西还没有变。政治的无孔不入，自由思想的匮乏和民族主义的滥觞，还和那个时候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畸形生长。我们越富足，就越脆弱；我们越强大，就越自卑；我们越开放，就越封闭。
三峡已经没有了。可是就像唐德刚所说的，我们还在走历史的三峡。何伟给了我们民族一个集体回忆，那时候似乎云淡风轻，其实剑拔弩张；现在似乎旌旗在望，其实楚歌四伏。来源: 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