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社会学与现代性相伴而生，对中国现代性独特逻辑的探寻是贯穿在郑杭生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实践，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待西方理论，并在不断回应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新议题的过程中，郑杭生才逐渐构建起其相对系统且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郑杭生的学术历程表明，理论构建绝非西方学者的专利，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完全可能。
[ 关键词 ] 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理论自觉；学术话语权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郑杭生学术思想的集中呈现，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成果之一。全书共四卷五册， 432万字， 所收文章，在时间上前后跨度 25年（ 1985-2010），在内容上共分 24个专题，是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实践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再现和建构。要理解这一鸿篇巨制，必须明晰洞察贯穿于其中的问题意识。本文认为对中国现代性的探寻正是郑杭生理论构建的基础和主线。通过这一主线，可以看到其理论体系不断丰满和走向成熟的轨迹。同时，其学术实践也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借鉴。
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社会学与现代性相伴而生。中国社会学理论理应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具体语境之中。
（一） 现代性与社会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生产方式革命，更是一场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组织模式在内的实践巨变。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整个社会驰离了旧有秩序轨道，进入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形态和组织模式，即现代社会。这种“现代社会”在一定大程度上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摆脱了物质匮乏、需求以及禁欲性神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束缚，但同时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失业、贫富分化、价值混乱、社会失序等新的危机。到 19世纪上半叶，这种危机空前爆发出来，对新秩序的焦虑取代了短暂的欣喜和狂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学作为认识现代社会、 解释和化解现代社会危机的工具登上了历史舞台。无论是孔德还是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学传统，都是在回答深处危机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只不前者主张改良、后者主张革命。 [1](P26-27)
在以后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始终是以现代性实践中的经验事实作为其知识来源和基础，将现代性带给人类的风险与机遇、冲突与和谐、困境与希望、迷惘与信心，都融入了自己的成长、危机与重建之中。如果我们对社会学的每一个重要概念、设问、思考进行深析，那么不难发现，在这些概念、设问、思考中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隐喻，那就是“现代性”。 [1](P767)同时，对现代性不同纬度的关注，也使得社会学的理论范域呈现多样性特征，正如法国学者马尔图切利所说：“整个 20世纪中，现代性特有的某种距离观点持续存在。正是在这个观点中，在想象和回答这个观点的方式中，社会学的多样性和现代性的统一性之间的界限最有可能被揭示出来” [2](P13)。可以说， 社会学就是关于现代性实践历程的知识系统，一部社会学的理论史，也就是一部现代性的实践史。
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现代性总是与特定语境相关联——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现代性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所谓中国现代性，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特质的概括，是与中国独特历史文化传统和实践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社会学因现代性过程中种种社会问题而兴起，中国社会学则植根于中国现代性过程” [1](P741)。但中国社会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无论是其理论框架、基本假设、概念系统，还是研究方法，都深深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这种社会学对中国的解释无疑是戴着有色眼镜，更毋庸说来指导中国实践了。于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学家的基本使命。
纵观“四卷本”，虽内容庞杂、主题众多，但作为一个整体，其问题意识非常明确，那就是到底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如何认识中国的现代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又如何回应现代性的新发展？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地不断质问，郑杭生构建出其实践性和反思性极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说实践性极强，是因为其理论始终建立在对中国现代性实践的洞察、感悟和提炼的基础之上，不作玄想；说反思性极强，是因为其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不断反思，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而且，正是这一明确的问题意识，使得“四卷本”虽各卷、各“论”自成一体，但合起来又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浑然一体的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内在统合性。
二、现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社会运行论与社会转型论的诠释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是每一个致力于社会学理论构建的学者必须面对的经典问题。结合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转型实践，郑杭生主要从“现代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和“现代社会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回应，分别形成了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
（一）社会运行论：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及其理论建构
现代性的浩大过程使现代社会完全脱离了前现代的轨道，不可能再以前现代的方式和机制继续运作，因而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性”日益凸显。西方社会学正是在应对这些“现代性的后果”中产生的。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后，同样面临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在对社会学各主要传统系统清理、对经典理论反复思考、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素材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郑杭生明确将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并将这个定义代表的观点称为“社会运行论”。无疑，这里中所说的“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社会运行论也是在现代性的前提预设下发生和展开的。如郑杭生曾明确强调：“在这个定义中，‘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 [3](P8)
社会运行论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 [4](P13)结合中国的历史实践，郑杭生将社会运行和发展类型概括为三种，即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接着，他系统分析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五大机制和五大条件，即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和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由此，社会运行论的理论框架得以建立。
社会运行论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洞察和反省、以及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冀望，集中体现在其对社会运行和发展基本原则，以及社会运行与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之中。基于对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发展至上、物质至上等缺陷，他提出社会运行和发展必须遵循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原则，特别是不仅仅要注重经济效率，也要注重社会效益；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标”， “评价社会运行与发展最终还是要用人类自身的状态来说明”。 [5]这些在上世纪 80年代就提出来的思想，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
（二）社会转型论：现代社会的生成规律及其理论建构
与“现代”相对的是“传统”，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就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本质是现代性的成长。 19世纪中期以来，社会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上世纪 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这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新旧体制的碰撞、矛盾和不协调，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如何回应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正是在回应转型实践的过程中，郑杭生提出了社会转型论。
社会转型论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它从“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视角来把握这一变迁，前者主要用来衡量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包括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后者主要用来衡量 转型能力、态势，包括转型域、以及转型势位、势级、势极等子概念。在这些概念框架下，郑杭生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主要方面，如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利益格局转型、社会控制转型、社会支持系统转型、文化模式转型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力论证了我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成规律。以社会结构为例，他深入考察了我国从传统型社会结构向现代型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如身份体系逐渐弱化、结构弹性逐渐增强，资源配置模式转变、体制外力量逐渐增强，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立、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 [6](P86-100)；并根据对全国 1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将我国城市划分为管理阶层、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其它阶层等七大阶层 [7]。他还创造性地分析了转型中的“类发展困境”、“逆发展困境”、农民职业体系转型困境、义利冲突等现象。 [8](P93-102、 126-130、 427-261)
贯穿在社会转型论中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是现代性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二分和对立为他们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的。” [9]而且，往往“把‘传统’与‘过去’等同起来，“将其当成一种绝对的、固定化了的东西，也就是说，凡是‘过去’没有的东西就不属于‘传统’” [10]。这种基本思维方式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社会转型论认为传统与现代并无绝对的“断裂带”，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在社会转型中，应该“开发传统、服务现代”。在这种意义上，郑杭生将其社会转型论看作是新型现代化理论。后来，他又用“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来表述他对这一关系的认识，认为 二者是一体相联、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关系。 [11](P839-901)
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探索已显示出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和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的可能性。但总体上，我国社会学仍处于对西方社会学的引进和复制阶段。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现代性的社会学，实现“知识转型”，是中国社会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正因如此，郑杭生在前两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科本土论。
（一） 社会学世界格局下中国社会学的危机
郑杭生借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将全球社会学区分为欧美和非欧美社会学，在学术资源、学科话语和知识方面，欧美社会学都居于主流、主导性的强势地位，而非欧美社会学则居于非主流、非主导性的弱势地位，通过“知识移植”而建立的中国社会学是后者的典型。在这种不平等的世界学术身份体系中，中国社会学的边陲地位和“边陲思维” 牢牢确立起来了。不少学者对西方社会学照搬照抄、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 这造成了中国社会学的“虚假繁荣”和日益深重的主体性危机——在用以解释中国的理论中，“中国”自身却长期“缺席”。这造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困境：首先，在中国社会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既难以合理解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更无法科学指引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走向。第二，在世界学术格局之中处于绝对的边陲地位，缺乏平等交流和对话的能力，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大转型”时代极不相称。 [12]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最大的挑战，既不在于学术体制内的腐败，也不在于政府对学术的控制，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 [13]
（二） 现代的反省、理论自觉与学术话语权
沃勒斯坦曾说：“自从在大学有了讲授社会科学的院系以来，在其整个有建制的历史上，社会科学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社会科学既然在这个熔炉里面形成的，它在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14](P183)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科学是因西方现代性问题而起，是关于西方现代性过程的知识体系，社会学当然也不例外。以社会变迁理论为例，欧美现代化理论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
二是欧洲中心主义。这主导了现代以来的整个历史叙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被认为是欧美式现代化向边缘区域的扩散和复制的过程。 [1](P339)汪晖的研究也令人信服地表明，西方社会科学界“各种关于中国的历史描述和分析中，或隐或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叙事——作为帝国的中国叙事与作为民族 -国家的中国叙事”，而且，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叙事模式实际上在内在预设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是按照西方现代性的逻辑来理解中国。 [15](P2-4)
要真正理解中国，就必须挖掘其自身的内在特性，“一方面要对本土 ‘社会变迁 ’的进程和机制形成本土立场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对 ‘社会科学’的品格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批判意识” [9]，用郑杭生的概念来说，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论自觉”和争取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 所谓“理论自觉”，就是指要明白我们所使用的理论的来历、形成过程、前提预设及解释限度等，要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要在对西方社会学借鉴的同时，主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进行理论创新。所谓学术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就是要提炼出基于中国现代性实践的学术话语，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以实现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实践的“发言权”和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的平等“对话权”。理论自觉和学术话语权是相互推动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升到什么程度，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把握和争取也会到什么程度。 [16]
（三） 构建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
学科本土论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包涵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多年来在社会学元理论（ metatheory）创新方面的诸多艰辛努力。
首先，郑杭生系统论证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由来和界说、类型和特征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如他对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到世界性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包括美国社会学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历程，还按不同标准将社会学本土化划分为不同类型，如运动型和非运动型，理论问题研究型、本土社会认识型、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修正创新型，等等。 [1](P331-338)
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呢？在考察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郑杭生概括出四句话——“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
（原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