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几年，官方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已为有识之士所察觉。
十六大召开后，总书记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向党内重提“两个务必”，树“新三民主义”旗帜；三农问题学者纷纷以民间独立研究者的姿态出现，强调关注工农阶级的地位；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央电视台的《成吉思汗》暂停，插播《红旗谱》，以《张思德》为代表的电视电影文艺题材纷纷出场；执政党高层在多个场合强调舆论的控制权问题，并把互联网纳入严密控制对象，并强力打击黄色内容等网站；执政党高层近期强调：要大力加强大学生和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学术领域，种种包含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官方授意的新左派的打压下，将开始走向弱势，最有力的证明，即是《新自由主义评析》出版座谈会简报的发布。
种种迹象，体现了执政党的思想回归——从历史寻找执政合法性；角色回归——代表中国主体阶级利益的政党；目标回归——统一全民意志，体恤民情民生。它试图向人民说明：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选择的，有阶级基础，代表民众利益。这样的一个姿态，无疑是明智、清醒和自我振作之举，对巩固执政地位，夯实阶级基础，取得民意拥戴有着直接而明显的效果。
然而，矫枉过正则过犹不及。一个值得忧心的走向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从实用主义指导下的锐意改革走向相对保守的偏左路线。如果说实用主义指导下的锐意改革在缺乏权力监督的条件下有失公平，造成特权腐败和极少数人聚敛财富，容易引发社会振荡和混乱的话，那么相对保守的偏左路线，则可能导致中国的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一系列潜伏的矛盾将在经济停滞时爆发，并迅速引起中国社会的权力解构，威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这一点，在《新自由主义评析》出版座谈会简报上已经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份简报通篇充斥极具破坏力的阶级论思想，似乎在证明其对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忠心，然而在“左”的思想下，显示了其组织者和座谈者的无知、自大和故作聪明，如果这种思想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则中国将引发一场灾难。
二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社长李其庆发言时给新自由主义定性，称其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它将导致‘新帝国主义’，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种理论、主义的产生并形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其发展的过程，并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合理性。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欧美国家经过长期的试错和发展中积累的经验总结，用一句话将其打入另册全盘否定，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成就的合法性。因为中国市场经济概念的引入、多种经济成分多元化并存和共同发展、依据产权分配财富以及由此带来的法治、公平竞争意识等，无不取自新自由主义，并在事实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日新月异。不正视这种成果的取得部分地来自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并信口雌黄一棍打死，是对中国的经济工作极其愚昧和无知的表现，也是目光狭隘盲目排外的腐朽思想。
应当讲，当国家为资本扩张履行其对外职能时，自然维护其资本利益，不如此，资本无法攫取利润，也就丧失了资本存在的意义，中国也不例外。国与国之间的资本扩张，本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回避，不反思自己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是否正确，反而将罪名强加给新自由主义，是典型的阿Q，是自欺欺人的混帐逻辑。
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发言时有三个观点极为荒谬：1，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恶浪就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明证；2，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很多人不提社会主义，只提市场经济，这样容易导致走到新自由主义导向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3， “宝马案”在网络上热炒反映着一种真实的社会情绪，这警示我们，如果走新自由主义道路，连基本的社会稳定都无法维护，更不要再谈什么发展了。
国有企业的产权私有化问题，症结本在政治与经济改革不同步形成的权力真空地带造成特权阶层私分国有资产。前段时间经济学家朗咸平矛头所向，正是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中特权阶层的暗箱操作，应当讲，中央采取“抓大放小”的经济政策，将一部分国有企业改制，任其经受市场优胜劣汰规律的选择，引发了国有企业的危机意识和强大的改革动力，符合经济规律。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是否需要改革，而是在改制过程中财富流到了谁的手里。如果仅仅流进极个别人的腰包，这样的改革是不合法的，因为国有资产是全体国民共有的财产，不是某个组织或利益团体的财产。可见，吴树青把国有资产私有化污蔑为“恶浪”，是不懂经济的表现，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出现的问题和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则更是无稽之谈。
邓公在世时曾作出一个著名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吴树青不学无术，既没有认真读邓小平文选，又不懂经济，竟然在市场经济之前贯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来限定，不仅揭破了其贯有的荒谬逻辑和经济文盲的底牌，也反映出左派始终以“社会主义“的紧箍咒来勒住经济迅猛奔驰之千里马，动辄以姓“社”还是姓“资”来束缚社会发展，其心可诛，其言可恨。
更可笑的是，他甚至说：“‘宝马案’在网络上热炒反映着一种真实的社会情绪，这警示我们，如果走新自由主义道路，连基本的社会稳定都无法维护，更不要再谈什么发展了。”宝马案之案犯，罪行发指，经网络揭破后，民众愤慨，纷纷通过网络表达民意，照吴的观点，出现这种事情，百姓只能认栽，连申诉和抗议的权利都没有。试问这是谁家之天下？这是现代的中国还是封建专制的中国？在这里，吴将“稳定压倒一切”无限放大，把民众的权利无限缩小，张冠李戴把民众正当的舆论声音视为新经济自由主义捣鬼，其骨子里透露的封建极权思维，不禁令人倒抽一口寒气！
丁冰在发言时说：新经济自由主义“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一个实行和平演变，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把软刀子。”为把一种学说批臭，无限上纲上线，这种文革遗风不仅反映出左派把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的怪诞逻辑，还反映出发言者内心的恐慌和虚弱。
三
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类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姑且称之为现实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一群极富处世智慧的人群，他们散见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普遍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和思想理念，当他们感到必须让社会的运行发生重大改革的时候，他们就会促其改变。他们努力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逐渐获得话语权。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当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时，当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复存在时，知识分子就成为专家。当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订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改革发展的历史环境中，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用包装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学说以证明中国改革的合法性。”
“现实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富有现实理性色彩的观点主张为执掌公权力的改革者所欣赏，而自由主义标签则消弭于无形，执掌公权力的改革派将其小心翼翼的用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仅没有冲击原有的政治生态，反而促成了执政党力量和国力的增强，巩固了国体、政体，并将在未来确立私产保护、政治监督和选举等诸多问题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分析党政官员对此的回应时，笔者指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在寻找意识形态领域能够论证改革合法性和因改革而更新和重塑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建构整个改革设计蓝图的过程中，又迫切希望得到揭示社会矛盾规律和诊治社会问题的良方。最根本的，则是坚持维护和增强国体、政体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旧的学说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执政党应当有足够的理论建树的勇气，担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而不是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当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则中国社会重新洗牌，停滞则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执政党将面临空前危机，前进则必须学习一切先进的理论、技术为我所用。当今之世，舍欧美之学而求索强国之路，有吗？
新经济自由主义中很多足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优秀元素尚没有学深学透，中国改革的起步和经济的发展很多来自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指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试图全面否定新经济自由主义另搞一套，不仅是玩火自焚的行为，而且是将社会引向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陷阱中去的可怕的无知行为。
棒喝新左派们，你们应该迷途知返了！收手吧，不要让历史惩罚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