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广州市委宣传部邀请，10月25日下午2：30，陆学艺作“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与流动人口问题”主题演讲，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以来，长期从事农村发展和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系列（1993—2004）、《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等。
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要融洽。
刚才我来的时候，跟张部长以及工会的同志说，我们现在阶层关系不是太协调，我们共产党或者说人民政府该做的事没有做，比如说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象我们国家不光是广东这里，全国一样，农民工的工资十几年不涨，现在还是三四百块钱一个月，国外的工资是按照工时计算的，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是七美元等等，人家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我们这些人是一个月发一次工资，民工是一年发一次工资，还不发，还欠了很多年，现在查出老板欠他们一千多个亿了。
现在是初级阶段，应该提五十年代毛泽东提的劳资两利，现在出了一个民工荒，这不是真问题，而是假问题，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找到我，我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是媒体炒成这样，我说如果农民工荒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亿五千万农民不能充分就业，现在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就可以将现在的农业承担起来，怎么会农民工荒呢，只能说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个别工厂个别单位，老板实在太狠了一点，赚钱赚的狠了一点，工资三百块钱一个月，还不发，天天要加班，十一十二个终点，环境又次。今年农村稍微好一点，老子不干这个活了，他们也有手机了，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去，这个地方的老板太黑，我们都不去了。
北京荒吗？也不荒，上海也不荒，三资企业也不荒，广东也不荒，主要是个别行业，现在主要是劳资关系。
现在地方领导同志，用邓小平说的“稳定压倒一切”弄住了，只要工人一罢工，工人一不干了，就该处理这些人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跟一些同志说，这个观念得改变，十年前工人罢工也好，工人游行也好，这是对着我们政府的，现在是老板了，你让他罢两天工，改善一点条件，这没有问题。
我到日本去，问了一些教授，因为我这个年龄我知道，我们五十年代上大学，六十年代的日本罢工游行是每个人都有的，我问他们政府怎样处理，他说实际上中小官员是支持的，我说那怎么办，怎么一回事呢，资产阶级的政府主持工人罢工怎么可能呢，我问为什么，他说那很简单了，去罢工游行的肯定是蓝领，肯定是体力工人，他罢工游行的结果，一定是涨点工资，改善点环境，比如说涨15％，老板说涨7％，最后谈判是涨10％，罢工一次涨一次，老板不是这么好，就是这么斗出来的，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资这么高，就是工人运动斗出来的。
他说蓝领工人涨了10％，那厂里的办公室主任、科长、处长也得涨10％，工人涨到三千了，他肯定得拿六千，好了，工厂处长拿了六千，政府的处长也得拿六千，跟着涨了，不能政府的公务员比单位的还少嘛，所以白领实际上是站在工人一边，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对了。可是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党员，我们现在的工人跟资本家做斗争，跟私营企业主做斗争，就要压倒一切了，强制人家复工呢，不然怎么三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现在还是呢？
我80年代就到过深圳，那时候深圳就有七八百块钱的工资，01年说的平均工资是588，所以儿子的工资比老子还少。为什么搞成这样？我跟张部长说，我们八十年代想搞梯度经济，美国工资高了转向日本，日本工资高了转向四小龙，到了广州、深圳、无锡、上海，二十年之后工资高了一些，转到安徽、河南，二十年过去之后，河南还是不行，安徽还是不行，还是在这一块，梯度经济怎么发展，原因就是工资上不来。这对国家和农民工都是不利的。
十六大有一句话，民主更加健全，健全不仅仅是开会民主了，一个民主国家里有几个工人跟资本家闹点别扭，政府不要这么去管了，帮点工人行不行？我觉得这个关系一定要和谐，一定要提劳资两利，特别是外国老板赚的钱太多了，据我知道，台湾老板最黑，不光是在广州，在苏南、东北都是这样，可是你现在就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是好的，可是不能降低工人的工资，不能降低土地的价格。
总的来说，社会关系要融洽，社会流通要畅通，社会要公平，要稳定有序，这是一个积极的稳定，不能是消极的稳定。我说的是这个话。
看中国的发展前景，我说的问题是多了，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些人经常接待国外的学者，他们的评价，比中国的学者好，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不得了，咱们因为老是在这里谈到毛病，社会学家是社会医生，总得看点病，不然我们没事干了。但是早看出点病来，提出来进行预防总是好的。总体来说，我们国家的前景还是好的，中国现在是谨慎的乐观，社会阶层结构也是这样，如果仅仅是三四千美元，并不就是现代化，它一定是要社会结构也现代化了，一定要搞出社会中间阶层为主的两头小中间大的，这个社会结构才能够稳定，不管是国家也好，还是地区，应该做这样的研究，应该做这样的调查，政府的领导人，当地的领导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