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证明了为大众所拥护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的政策。”[2]
——毛泽东
“如果把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后最大之责。”[3]
——刘少奇
历史学者史华兹曾经提出一个引起争辩的观点：从党的兴起到赢得政权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城市无产阶级并不存在紧密的关系，也不是由农民利益决定其政治抱负的“农民党”（Benjamin Schwartz, 1951）[4]。在经历了大约40年的研究进展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拥护者（农民）之间的目标，的确并“不存在自然的重合”[5]。那么，是什么，以及怎样使得本有不同目标的两个团体结合到一起？
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群众路线”——即，让决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共产党执政区的实践，是关键的认识点。
群众路线：方法背后的本质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和当地县长共同出席群众大会，他们相邻坐在主席台上。会议中突遇雷霆，一道闪电下来，炸雷击中了坐在毛身边的县长，他当场身亡，毛主席却毫发未损。之后有人在大街上议论，说雷公不长眼，没有击中毛而偏偏是县长。警卫队抓住了这个人要处罚，但毛表示不妥，要他们了解老乡为何这样说。经了解，毛泽东得知群众有怨气，原因是太多军队在延安使得百姓负担加重。后来，延安部队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被认为是用自力更生来减少群众的不满。
在民俗里，老乡的雷劈议论等同于民间常说的“咒语”，但毛的反应令人回味。这不由使人联想到延安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
比如，红军一个立过战功的黄姓团长，向一个女青年求婚不成拔枪打死女方，毛亲自写信给法院负责人，说虽然黄“过去的斗争经历光荣，我们为之惋惜”，但他的死刑“不能赦免”，原因是“他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得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毛泽东，1937）。毛在信中要求法院：在第二天的公审大会上，不仅要“宣读判决书，还要宣读我的这封信”。显然，他希望公众都看到红军怎样办事。[6]
又比如，年轻战士张思德在事故中牺牲，毛要求开追悼会，并亲自出席讲话，号召掀起一场学习张思德的运动。张死于烧木炭发生的塌窑意外，而这些木炭，实际上是为干部过冬而备。但这场学习运动的主题，并非是学习张为干部服务，而是学习他为人民服务。毛在他的纪念稿中论证，张思德是为人民而死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为人民的。
这些事件有共同特点，它们都涉及战士和干部、百姓和军队、群众和党的关系。可以看到，毛的处理原则是在示范——绝不容这些关系被毁, 他尤其在意群众怎样看干部、军队和党组织。后来，党群关系更被提升到战略地位，“群众路线”成为党的工作政策和组织方法。不少研究发现，运用群众路线发动和组织群众，是解放区土改成功的关键（马润凡，2005；张鸣，2009）。[7]
这不错，但还不够。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群众运动曾经历过挫折，这表明，并非贴近群众就能成功发动群众。例如，山东地区1943年减租减息运动的群众工作复查报告坦承，地方党组织曾经“派很多干部下去，工作三四年群众也发动不起来”（朱瑞，1943：页4）。[8]为何发动群众有时难以成功，困难重重？为何有的地方群众那么难以贴近，干部屡屡受到“白眼”和“冷遇”？这些现象很难使人确信，动员群众的困难是出自“方法”而非因本质问题而生。
为此，有必要再议当时的“群众路线”——它的本质原则到底何在？它针对什么问题出现？它究竟因何有效？追溯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再现群众路线易被“方法”遮盖的本质，更有助于反思，它的历史起因及对其日后作用的影响。
群众路线大规模展开是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时期。以部分当时的文件，尤其是各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结、纪要等史料文献为据，本文力求说明，“群众路线”是对战争环境中政治竞争现实的反应，这一起因使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了解和满足多数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以取得他们对党的事业的拥护和支持。群众路线旨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争取群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最大程度地降低党和群众发生隔阂的“危险”。
这决定了群众路线的本质原则：寻求党群利益的一致性。这些“利益”，具有经济（果实再分配）、政治（选择和监督权设置）、以及社会（地位结构变化）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经由群众路线，党不断改变和约束自己的基层组织，以谋求二者的一致性，并随时根据群众的反应调整偏差。在解放区土改中，当群众工作符合这一原则时，发动群众就相当成功，偏离这一原则时，就困难重重。
因而，与那种把发动群众作为“治理”或者“控制”手段的认识不同，我认为，上述做法显示出群众路线的清晰使命，在于争取多数群众的政治拥护。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当时在贯彻群众路线的整风中，基本的做法不是改造群众，而是改造党自己的基层组织。可以说，面对特殊环境下的政治竞争现实，群众路线作为回应战略，来自于党的政治生命之危机感，或可称为（中国式的）“执政合法性”之考量。
只有在这一视角下，才可以理解，为何土改时期的“让群众受益”，不仅涉及经济方面——土地、财产、果实分配，以及减租减息，更涉及政治方面——群众受到鼓励申明需求、监督惩戒“坏干部”、改造干部并确定他们的去留、参与决定对干部和抗属的分配决策，他们以这种方式在局部地区，行使参与、监督和决策权。这些做法在党的局部执政区，以区别于旧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实验，展开与国民党政府的人心竞争。它是一场枪炮之外的政治战争，原因在于，在枪杆子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只有用群众路线才能解决构造广泛政治认同的问题。共产党在这一竞争中的成效，为其巩固地盘，扩大战果，赢得人力物力资源，并快速取得全局性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但同时，正是由于群众路线来自政治竞争期产生的需要，未经历制度化巩固（只在需要时起修复作用，而不是起经久历常的预防性作用），因此当竞争获胜，政权建立，“危险”减弱时，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就降低。这使它易脱离本来原则，甚至发生蜕变。
“致命”的东西
从四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解放区陆续实行土改以及减租减息运动，在晋冀鲁豫地区，各地派出大量的工作团深入乡间，领导并组织这一工作。但这项工作在采取了“波浪式推进”后，遇到诸多的不顺利。在不少地区，基层工作遭到群众的白眼和冷漠，华北尤其是山东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实际上面临不少“失败”（朱瑞，1943，页23）。
“失败”并非指土地改革没有成果，而是指群众存在不满。工作团在各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群众对下乡干部产生怀疑，不知他们整天“秘密”开会在干什么，还有群众对基层组织的作风严重不满。工作团认为，他们“不受群众认可”，成为“致命”的东西。[9]
之所以致命，在于党的基层组织脱离了群众。这表现在：
其一，不知道、不关心、也不能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不了解农民群众的需求，想当然以为我们的需求就是他们的需求”。工作团在山东发现，如果不把党的工作要求和群众一时一地、暂时或临时的要求结合起来，就不容易将他们组织起来“为更大的目标而斗争”。当群众的临时要求更迫切、更直接时——如土匪猖獗地区的防匪，冬春期间的救荒，新开辟区的合理负担，个别区村的惩治贪污、反对坏蛋，战时的反扫荡，边区的反蚕食……只有将减租减息放缓，有的地方甚至要把这一工作的“部分、甚至全部放到一边去”，首先解决群众迫切的临时要求，才会“走得通”。
工作团批评，只有少数地方干部能调查研究，“很聪明地”根据群众的具体要求，把减租减息的任务灵活运用于具体环境。在这样的地方，群众的动员工作很顺利，取得了过去两年来“从未有过的成功”。但是很多地方的干部没有这样做，他们只要求群众做这做那，但不了解群众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也不知如何、以及“从一些什么要求上走近群众”，结果他们“碰了壁，遭到群众的白眼”（朱瑞，1948，页8）。
其二，惟上不惟民，强迫命令、独断专行。在上级眼中，越是好的支部，反而问题越多，因为他们执行上级指示得力，但群众却疏远他们。这些支部为了完成任务争取成为模范村，不管群众是否接受，他们“封锁上边，统治下边”，对群众的捆、罚、骂非常严重，群众称他们是“一窝蛰人的蜂”。有的地方组织以争功为目的，满足于填出上交表格，他们只希望上级机关奖励自己的功劳，而没有想到，一切的功劳，是必须经过群众批评才算数的（陈伯达，页26）。[10]尤其是，在对干部多分多占的行为实行“洗脸擦黑”后，又普遍出现了对群众的报复行为，上级不得不两次下来调解干群关系，但“最后还是领导上给干部撑腰做了结局”。结果群众更不敢说话了，地方局的工作团进村后，群众态度多是不信任和避讳（1948，页28）。[11]
其三，与群众争果实、占利益。在基层村乡，干部往往设有庞大的合作社，其中的基金多半来自清算斗争及土地改革的果实，包括剥夺地主的金银细软、土地房屋等。但这些果实名义上是群众的，实则为少数干部所把持，连年不分红也不报账。在“洗脸擦黑”运动中，要政府、部队、机关团体退出多分的财富，特别是让干部把多得的土地财产让出来，遭遇抵抗极大。他们议论说，上边“卸了磨子杀了驴，过河拔桥”（薄一波，页17-19）[12]。基层工作因此面临尴尬局面：如果不搞退产，群众不满，但如果搞得严了，又影响干部的工作情绪（1948，页39）。[13]
其四，不能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工作团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地区工作无法取得群众配合的原因，在于干部不能坚定地代表群众利益。“基层工作干部在提出工作口号后，没有观察群众的反应，没有掌握哪些人拥护，哪些人反对，没有找到真正的贫雇农，真正的积极分子，而是依靠了那些假装积极的投机分子，找错了人。”而仅仅为少数人去减租，却失去了基本的群众——贫农雇工。可一些干部没有看清这些，结果是“主观上为群众谋利益，群众反倒不喜欢，甚至反对我们……”，“贫雇农怨干部不管，地主笑干部傻瓜，大佃户嫌干部多事，谁都不满意，群众工作走岔了道”（朱瑞，1943，页11）。[14]
上述经验教训的总结，目的在于寻找答案：为何做了很多工作，群众还是不满意？工作团认为，症结在于干部所想所为并非是群众所想所要，他们的目标不一致，当然难成一家人：“我们所犯的错误，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15]
整党：谋求和群众一致
针对上述问题谋求解决之道，当时采取的办法不是改造群众，让群众和干部保持一致，而是改造干部队伍自己，使之能和群众保持一致。这是土改时期整党运动的由来。整党的意图在于改造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作风，要让群众看到，干部“再也不敢厉害，再也不敢贪污”，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再也不能仗势欺人，不能侵占群众利益”。[16]
根据这个意图，整党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找到群众不满及反对干部的缘由。为此，工作团一进村，就一头扎到贫雇农、中农和普通党员家里，挨家进行个别访问，征求他们对过去工作和干部的意见。摸清群众对干部的基本看法后，召开党内支部会议，和干部讲清民主、整党和填补（政策纠偏，给土改中未获得合理分配的群众重新进行填补分配）的意义。尤其是要“说明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告诉他们，过去支部脱离群众的错误，部分要由上级负责：对党员教育不够，分配任务不合实际；部分则要由党员个人负责：一些党员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17]
“有了思想准备，就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把党员的名单全部公开。……过去只公布了几个好党员，这次要全部公开。坏党员虽然不愿意，但知道这次不整不行。……要说明党员应该干些什么，请大家看看过去三个村的党员是不是这样。……乱斗了的要改正，多得果实的要退，没有翻身的要补，错斗的要补价……”。
一些地方在召开这样的大会后，党员干部受到很大震动，但他们还是将信将疑，都在盯着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做。老实的贫雇农也不敢讲话，怕和曾经的“洗脸擦黑”一样，再遭受干部报复。于是工作组告知会给他们“撑腰到底”，让群众大胆提出意见，让有错误的党员反省交代。这些交代涉及干部多分多占、私拿瞒报、近亲提干等行为。根据1946年山西张庄的历史档案记录，当时的副大队长赵贵才承认：
自己对小家庭生活考虑得太多，经常以多记工分来补足自己的生活，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展，严重到私拿行为。自己拿过公家的洋钩一个、洋条绳一条，大队油3斤，布票6尺，肉1斤，五队红薯150斤，三队红薯30斤，油1斤，瓜、豆角、白菜合50斤。[18]
群众很关心如何清算干部多拿的东西，如何对这些东西登记再分配，于是工作组就放手让群众算，让群众和干部共同进行抽丈和抽补工作：对群众有意见感觉不公的，重新进行丈量和评断。最后，多拿的党员干部退出了（经济）果实，表示“只要政治果实”，群众看到了实际行动，很受“感动”。有了这种气氛后，各村再召开一次支部会，邀请群众代表参加，让党员申辩哪些是自己的错，哪些是群众的误会，哪些是党员自私所致，哪些是上级政策应当负责的。群众代表最后给干部做鉴定，经过上级批准，再宣布对有错党员的处分。工作组发现，这些实际做法，群众“是满意的”。[19]
很明显，土改整党中特别追求的效果，是改变群众对干部、军人和党员的看法，为此，必须根据群众要求纠正以往的错误。比如，清理以前的分产帐目，自动退回干部、军人和党员在分产中多得的东西。抗战时期不少家庭中有人上前线，这些地方土改分果实时，曾分给军人家属（称为“抗属”）好地、好财和好房，并由在乡的其他农户代为耕种。这一政策招致群众不满，不少人拒绝出力，埋怨抗属分的土地多了，代耕的人力畜力标准高了。整党中抓住这一问题，在前线部队广泛动员军人写信回家，说服家属退回多得的土地，以配合“目前改造党的步骤”，……“使党提高一步”。[20]同时，在后方乡村，开始重新确定抗属应得的土地标准，由群众分组讨论具体办法，制定出代耕的人力畜力标准，再召集群众大会通过办法。这样做了之后，后方乡村的群众情绪有所转变，由“腻歪”变成“痛快”。[21]
对那些抵制退回财富的干部，整党教育在分别谈话时提问尖锐：“你革命为自己发财还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领导咱少数翻身还是大家一起翻身？你自己翻了身，难道要忘记穷兄弟？”（薄一波，页18）。[22]这些问题直指公利和私利的关系，一些基层干部在整党后恍然大悟，原来小事情关系到大问题，他们坦诚：如果整党早点来，早一点明白，就会少犯一些错误（1948，页20，36）。[23]
整党的进一步行动是纯洁队伍，清理败坏党群关系的人：
“这些人和群众失去了联系，当了干部，视自己为特殊，和群众离开了，不受群众监督，因而支部才起不了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问题”（习仲勋，1948，页13）。[24]
纯洁队伍从改造农村支部，清理“坏党员”开始，清理的矛头直指那些在群众中“带不起头”来的人。整党文献明确指出：这些人中有一批是阶级异己分子，但大部分都是农民，不过作风很坏，还有些是老党员，过去在革命中有功，打仗很勇敢，但如果村里群众都说他坏，脱离群众如此严重，即便过去有功，也必须清理（习仲勋，1948）。基层党组织需要“成分好又为群众拥护的人”，不能用敢干的流氓，也不能用成分好的老弱病残，“要找那些与群众有联系，有信仰，有办法，有经验的分子，党依靠这些分子与群众联系。”而实践证明，指派的干部、或只经过形式民选的，常常不是真积极分子，他们离间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依靠这样的人使党的事业“很危险”。[25]
继续使用的干部经过整党，必须转变高高在上的领导姿态，从群众所需的细微之处开始，改善干群关系。比如关心群众的冬衣问题。天气初冷，农民穿不上衣服，干部趁此机会召集农民开会“研究怎样不挨冻”。当晚他们就组织了九十八个人，借了七百多斤棉花，分给一百四十三户农民做冬衣。这样做的结果立竿见影，农民心里气儿顺了，“更有劲了”。一个老太太说：“他们对我们太好了，那叫我站岗我就站岗，叫我看孩子我就看孩子。”[26]
土改整党在各地虽然深度不一，但都是针对当地群众的不满进行“纠偏”，通过补差、抽丈、抽补、查账、改造、清理，并清退多占经济果实的做法，取得消除对立隔阂的“政治果实”，让党员干部重获群众的拥护，避免限于孤立：
“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改造我们的各级干部和组织，运用群众力量大力压迫，取得充分材料证据，要干部退出多占果实，改变作风，以便重获群众拥护。……如果先进分子的意见没有取得群众的同意和拥护，就会陷于孤立”（陈伯达，无出版年，页34）。[27]
“总之，实施时应根据90%的农民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90%农民的要求不符合时，则应修改党的规定。各级党委要把服从上级指示与服从群众要求二者统一起来，而不是使之对立起来”。[28]
由群众改造政府机构
上述做法通过调整与再分配财富，重在经济上约束干部队伍。但是复查中工作组发现，有些问题不是来自经济方面，很多地方虽然“群众翻了身，但情绪不高，对干部还有意见”；一些地方干群矛盾还是很深，干群之间“不通气”；一些地方党员把持农村大权，有了事情就少数人开秘密会，然后命令群众去做。结果即使支部决策是正确的，群众也不愿意，他们怀疑支部是“开密会”。于是工作组下乡解决干群矛盾，召开干部群众“团结大会，鼓励互相批评”，但效果欠佳，群众不敢说话。工作组意识到，问题的原因在于群众还不是主人，他们不过是“被”分得了果实，关键是必须改变“干部是主人，群众不是主人”（刘少奇语）的状况。也就是说，光给他们分财产还不够，还要让群众说话，要和从前的国民党领导不一样：
“（要对群众）说清以下几点：过去咱村办公的是国民党领导的，专门给地主豪绅办事，不让老百姓说话，人们也不敢怎样他们。现在的村干部都是共产党，不一样了”。[29]
为了增加群众信任，“不开密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务公开——成为一个新政策，以前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支部和党员名单向群众公开，通过让群众看到、听到、参与到各种事项的讨论中，来建立支部威信。群众不仅要在经济上翻身，还要在政治上翻身，“让群众成为有决定权的主人，改变干部为主人的现实”，[30]
让群众有人事决定权：人事问题让群众说了算，某干部要不要，由他们来决定，由农民选举代表组成的农会来决定。“哪个干部要不要，不决定于公家人，而决定于群众”。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的“告农民书”这样说：
“不管任何一级，从村一级到边区一级的干部，共产党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部批准。……就是真正由战斗部队退伍下来的，如果他横行霸道，为非作恶，也可以由大家教育处罚，取消他的优待资格。……”[31]
临时农会还号召农民对几项事情“负起责任”：改造农会和一切组织的责任，改造各级党政军机关，审查和整顿民兵、八路军队伍；对共产党的责任是推荐好农民加入党，“把共产党搞成更好地为农民办事的党”；对政府机关的责任是选举大家“愿意选的人到各级党政机关为大家办事”；……“凡是那些不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代替政权”。[32]
对那些将信将疑，不相信自己真有这么多权利的群众，农会鼓励大家：
“过去很多人有顾虑，……怕干部报复，怕纠正。现在不用顾虑了，因为咱们……有权管理和撤换干部，不怕了！过去有些‘纠正’的确是错误的，如今共产党已经检讨了这个错误。”[33]
为此，农民要建立“为自己办事”的组织——农会。农会成立的具体步骤是：在农民中培育积极分子；由积极分子找人建立农会的筹备组织；新组织的第一次会议，讨论要不要建立农会，谁可以加入农会，要不要介绍人，要不要大家通过，如何发展农会会员，如何推举农会会长。筹备会议的负责人由大家推选。这些事项决定后，以贫雇农为核心成立农会，扩大会员，通过农会行事章程。到时机成熟有把握时，召开干部、农会、农民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所有大家关心的事情，比如分田的原则由农会定，具体的分配方案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可以先分几个组分别提出方案，然后把各自的方案交换小组讨论，最后版本共同商议，反复讨论数次，直到大家都满意为止。待各组群众都通过以后再分田，分后由群众推举代表，建立“果实分配评议委员会”，向群众公布名单，经过他们同意。对干部分得的果实要公开列单，让群众讨论，看他们是否符合按照成分和政治条件分。总之：
“农会、贫农小组、工作团三者结合，即成为土改中群众路线的具体形态。各级党组织应把大权授给他们，去进行土改……”。[34]
反思：战场之外的政治竞争
群众路线作为政治战略的重要性，并非是各级干部都有的认识。在解放区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头脑中，这样的想法很普遍：江山是流血流汗和生命换来的，靠打胜仗赢得，群众因此受到我们的益处，又为何需要争取群众？部分从作战部队下来的干部，自视在前方有功，对群众傲慢无礼，随意指使。
“一些干部站在群众头上，轻视群众干部为‘第四等’干部，称群众工作干部为‘民运二哥’，区工作干部被当作通讯员差遣；随便调走群众干部，不给群众工作独立性和民主性，
由党包办，政权干涉，随便调动群众干部，命令他们催给养催公平负担”。[35]
与基层状况不同，上级工作组则充满“失去群众”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可以在所有文件的字里行间发现。他们告诫，只拿到政权，不是真的胜利，满足于掌握政权，是没有基础的、形式的、非持久的假胜利：
“有人说，用军队和政权的优势，在合法权力的慑服下，不用经过斗争也可以胜利，但这种胜利是假的，形式的，非真实持久的。”……
之所以“用军队和政权优势取得胜利不能真实和持久”，是因为：
“这种脱离群众的胜利，自然会让他们（群众）想到（好处）是人家给他们的，他们感到八路军和人民政权的好处，但被动地看不见自己的力量，也不相信自己。只依赖八路军与政府。但有得青山在则一切都好，如果遇到困难，假如军队或政府受到打击缩小或塌台时，群众如何依赖军政？这时就会发生动摇。所以这胜利是假的，我们失去了真正的组织与依靠群众的胜利，这是非常危险的”。[36]
失去群众的真心拥护，就会使胜利无法持久稳固，就会在政权面临危机时失去根据地，这一政治危机感是当时“群众路线”取得战略地位的关键。这种危机感来自战争“拉锯”时期乡村工作的经验：赢得人心，增加公信，消除隔阂，取得群众拥护，——这些并非是前线打胜仗、掌握控制权的自动结果，还须通过赢得政治支持，释放经济和政治权益而来。在解放战争的非常环境下，这些认识造就了推动群众路线的政策，以便在枪杆子之外与旧政府展开政治竞争。
在没有使用正规选举制（促进不同集团之利益一致性）的情况下，群众路线的具体做法亦很重要——组成工作队，深入到群众中，寻问他们的要求，将“领导者和教育者”的姿态改变为“学习者和服务者”，让群众参与改造政府，包括更新政府的办事规则和人员。这里，工作队不仅有桥梁角色——在上级决策和基层群众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将群众的需要和要求传输到决策团体；工作队还具有研究和提议角色——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改变政策的建议。大量的工作经验由工作队总结上达，大区域局的领导和基层工作队的工作联系非常密切，使之可能及时作出反应，随时调整不为群众接受的工作目标。显然，上述做法的政治性后果是，有效寻得了革命领导团体和农民利益的重合点，解决了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问题，从而促使他们变成支持者和革命者。
在这个意义上，土改不仅是经济革命（再分配财富），而且是政治革命（掌握领导权）和社会革命（改变原有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结构）。经由“群众路线”，共产党在土改中完成了对政权支持基础的建造：人群辨识、利益分配、权利释放、开放领导地位吸纳群众代表（积极分子）。与此同时，在局部执政区，演练了社会关系的再结构化，并让这些区域的执政经验成为推动全局社会结构变迁的试点。例如，用阶级出身在群众中辨别“敌友”，辨别“坚定的”支持者或“动摇派”，都大规模地开始于解放区的群众运动，这开启了让阶级政治介入社会结构自然调整的进程。而在此之前，阶级的区分并没有那么凸显，被接纳到共产党队伍中的人员背景，单一“出身”者并不显突出。例如，在1938年统计在册的延安抗大约4000名学员中，他们的“家庭成分”分布耐人寻味：其中贫雇农占36.5%；富农、官宦、资本家及地主占22.2%；中农及城市工人占37.3%；城市手工业者或其他占14%。[37]
众所周知，这些学员被认为是日后党政军组织的后备干部。
问题在于，由于群众路线是竞争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针对的是具体的、当时面临的危险。这一特质，使其明显带有“工具”烙印，用于处理紧迫的政治问题，需要时就用，不需要时就被搁置。因此，群众路线的使用重点在修补（已经发生的问题），而非预防（防止发生问题），它停留在倡导认识的层次上，未被发展成为一种预防机制，更未被制度化为一种体制的能力。于是在环境发生变化，政治竞争减弱或危险消失的时候，群众路线就失去了持久的生命力，难以持续地发挥其防止“致命”危险的政治功能。这一点，也许是今天重温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参考文献：
1 《山东群众工作经验》（党的工作参考丛书第五辑），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1943年5月。
2 《群运手册》，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印，无出版年。
3 《群众路线研究》，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印，1947年6月。
4 《土改与整党文献》，中共謬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1947年。
5 《中央关于对开明绅士政策的指示》，1948年3月2日。
6 《土地问题指南》，西北局宣传部编印，1948年10月24日。
7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处印，1948年2月15日。
8 《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下册试用本），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2008年4月。
9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409/546.html。
10 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2期。
11 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网易历史（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9/07/5CV6PT0700013FLL.html）。
12 邓宏琴，“反省：集体化时代塑造乡村干部群体的运作机制”，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国际会议论文，2009年。
13 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5月。
14 王友明，《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
15 荣敬本等，《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16 Mark Selden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
注释：
[1] 本文最初在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国际会议（2009年8月）上宣读，之后有修改，在浙江大学公共行政学院主办的“民主制度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2009年9月）再次宣读。作者感谢黄树民和冯刚教授分别在两次会议上的评论,
感谢景一辞和白苏珊在英文译稿方面的慷慨帮助和建议。
[2] 毛泽东与记者的谈话，转引自陈伯达“有事和群众商量”，《群运手册（三）》，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印，无出版年，页26。
[3] 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转引自陈伯达，同上，页24。
[4]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转引自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页157。
[5] 梁怡、李向前主编，2006，页223。
[6] 毛泽东，1937年10月10日写给延安法院的信。资料来源：延安抗大纪念馆展品。
[7] 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2期。
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
网易历史（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9/
07/5CV6PT0700013FLL.html）
[8] 朱瑞，滨海区农民一个月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山东群众工作经验》（党的工作参考丛书第五辑），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1943年5月。
[9] 无作者，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土改与整党文献》，中共謬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页2。
[10] 陈伯达，有事和群众商量，《群运手册》，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印，无出版年。
[11] 无作者，武安九区试行整党、民主、填补运动点滴经验，《土改与整党文献》（第二集），中共缪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1948。
[12] 薄一波，晋冀鲁豫解放区贯彻土地改革的经验——复刘少奇同志的信，《群运手册》。
[13] 壿县通讯，农村民主问题，《土改与整党文献》（第二集），中共缪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1948。
[14] 朱瑞，海滨区一个月农民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山东群众工作经验》，1943。
[15] 无作者，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土改与整党文献》，1948，页3。
[16] 无作者，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土改与整党文献》（第二集），中共缪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1948，页1-2。
[17] 无作者，武安九区试行整党、民主、填补运动的点滴经验，《土改与整党文献》，1948，页30。
[18] 山西张庄村档案，干部反省检查记录，1946，编号zz-30-2-1，复印件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转引自邓宏琴，“反省：集体化时代塑造乡村干部群体的运作机制”，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国际会议论文，2009年7月。
[19] 《土改与整党文献》，1948，页36。
[20] 华东区对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群运手册》，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印，无出版年，页9。
[21] 河间东方村抗属生产：由三腻歪变成三痛快，《群众路线研究》，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印，民国36年。
[22] 薄一波，晋冀鲁豫解放区贯彻土地改革的经验，《群运手册》。
[23] 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在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上的报告总结述要，武安九区试行整党、民主、填补运动点滴经验，《土改与整党文献》，1948。
[24] 习仲勋，对土改中纠偏和整党的指示，《土改与整党文献》，1948。
[25] 无作者，土地改革中的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研究》，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印，民国36年，页1-4。
[26] 无作者，宁晋米家庄发动群众启发酝酿的过程，《群众路线研究》，页38。
[27] 陈伯达，有事和群众商量，《群运手册》。
[28] 无作者，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群运手册》，页7。
[29] 九地委，肃宁尹庄从思想上整组的经过及经验，《群众路线研究》，页21-22。
[30] 刘少奇，介绍晋冀鲁豫土地改革经验，《群运手册》。
[31] 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土地问题指南》，西北局宣传部编印，1947，页63。
[32] 同上，页62-63。
[33] 同上，页64。
[34] 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群运手册》，页8-9。
[35] 黎玉，减租增资的策略问题，《山东群众工作经验》，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1943，页39-40。
[36] 同上，页21-22。
[37]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简况统计表（1938.7）。资料来源：延安抗大展览馆展品。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7/8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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