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强调的“生活世界的绝对命令”，是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之上的。这种交往理性要求的，并非仅仅是“目的合乎理性”，还必须包含“价值合乎理性”。“价值理性”被边缘化，就会导向极权主义，社会也将在撕裂中走入败坏。 哈贝马斯是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他的“交往理性”，既是对韦伯哲学“理性”的坚持和维护，也是一种发展。哈氏不仅反对将当代西方社会问题归咎于“理性过了头”，反而认为，林林总总的当代病症恰恰在于“理性不够”。因此，他高举“理性”大旗，沿着新古典主义的道路，继续开拓新时代的“启蒙运动”。他将此界定为“社会批判启蒙运动”。
社会批判，早已有之，最激烈的莫如卢梭。但卢梭的批判是抛弃了理性的情感放纵式的，以至走到了极端。哈贝马斯则是理性主义的，并且是内容广泛的：“社会批判针对的不仅是生产关系和造成客观上可以避免的灾难的社会动力，也包括社会存在形式自身当中所蕴藏着的潜能，诸如，人类日常交往当中的和解行为、相互承认基础上的不可动摇的主体间性、自律和尊严，以及不可避免的共同生活中那稍纵即逝的幸福瞬间。我认为社会批判启蒙运动就是要明确这一点，并且要反对一种功能宿命论。” 哈贝马斯反对“功能宿命论”，也就摆脱了“目的论世界观”，这也是哈氏哲学不同于传统唯物主义历史哲学之处，因为，目的论世界观始终隐藏在后者的规范假设当中。在哈贝马斯看来，目的论世界观只看重“目的理性”，如果目的理性占据了核心位置，韦伯的“价值理性”将被边缘化，就会导向极权主义，社会也将在撕裂中走入败坏。
无疑，哈贝马斯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启蒙运动远未终止，当代社会仍然需要进一步“启蒙”，而起始于古典时期的启蒙运动秉持的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的先导是由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唯物主义构成的。更由于哈氏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唯物主义理念，但他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目的论世界观。这一反对，又使他在远离了“生产力理性”——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理性——的过程中，构建起了他的“交往理性”：“集中表现在社会解放斗争中的交往生产力”。细查民主法治国家的结构和公共领域机制，无不透示着这种交往理性的作用积淀。
当代世界的病原，在于对“生产力理性”的信奉与崇拜。这一理性既促成了当代社会的成就，也同时形成了自身的破坏力。目的论世界观的“物化”效果，便是货币与权力，也就是经济与行政措施主导一切。生产力的盲目发展和增长的无限制，最终遇到了诸如生态承载等的极限。人们原本是想通过“社会福利国家计划”来使增长有所限制，并缓解社会的分化与撕裂，却事与愿违，福利国家政策与计划反而使货币与权力更受依赖，经济措施与行政措施相互交织，更无所顾忌地长驱直入。生产力与破坏力就这样互相交错着膨胀，加重了当代世界的病症。
更成问题的是，货币与权力日益侵蚀着日常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倾向于韦伯的“目的理性”而远离“价值理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贝马斯才倡导“日常交往要合乎理性”，解除对“交往生产力”的束缚，让下层的自发力量充分释放出来，保护日常生活世界。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个体角色的自我认同正在突破家庭、地域和民族成员的限制，走向了“复杂多变的角色期待”之中。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走向哪里”、“我属于哪里”的诘问与迷惑中，个体的定力只能取决于“规划个体生活的抽象能力”。据此，哈氏将“生活世界合乎理性”的焦点界定为不断修正变动不居的传统、把制度所要求的合法性转变为用话语来制定和论证规范、通过高度抽象的自我认同把握住自我三个方面。然而，其中还充满风险。所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还需将其与货币、权力相区分开来：“货币和权力在经济和公共权力机关中的循环过程，同时也必须与个人生活的行为领域和自发的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相区别开来；否则，这些循环过程还会用其经济官僚主义的合理性的混乱形式侵犯生活世界。”
在哈贝马斯的眼里，作为日常交往实践的生活世界，是基础，是第一位的，不容侵犯：“从生活世界的理解资源中产生的政治交往，以及并非通过国家化的政党建立起来的政治交往，必须保卫生活世界的边界，强调生活世界的绝对命令，即实用价值趋向的要求。”
需要提醒的是，哈贝马斯强调的“生活世界的绝对命令”，是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之上的。交往理性要求生活世界合乎理性，只有合乎理性的生活世界才是不可侵犯的。而生活世界合乎理性，并非仅仅是“目的合乎理性”，还必须包含韦伯意义上的“价值合乎理性”。若是只有目的理性的生活世界，必定无法避免金钱化和权力化趋势，必然会导致个体不自尊、相互不尊重不包容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缺失节制与敬畏而日渐走向败坏的社会。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