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而是成为社会秩序和阶级统治的再生产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所以，“曝光”作为统治策略的“身不由己”的消费活动的真实面目，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理论阵地。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如马尔库塞、鲍德里亚、列斐伏尔和阿格尔等人都以不同的逻辑思路揭示和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政治策略。本文中所探讨的布迪厄，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现象也有重要的观察和思考，他的消费政治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路不同，呈现出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
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在基本理论主张方面，他的思想兼具自由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特色。这种立场也反映到其消费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消费已经变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无形政治统治方式，人丧失了自主决断和选择的能力，成为被统治秩序所任意摆布的“棋子”。这种观点表现出一定的结构主义色彩。布迪厄承认统治阶级通过消费活动对人和社会秩序的控制，但是，他并不认为人的自由已经完全丧失，因为人可以把消费活动为己所用，即消费行为既是统治阶级建构和巩固社会秩序的途径，也是人们对既定的社会秩序进行反击和颠覆的途径。这种理论使人们看到了消费者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操控面前也能有效地做出抵抗和回击，意味着在后工业社会，有效的抵抗和变革社会的尝试仍然有着成功的可能性。
布迪厄于1984年出版的《区隔：关于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是其消费政治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布迪厄将“惯习”和“区隔”理论应用于社会分化现象的研究和考察。“惯习”理论首先阐明了人的消费行为远不只是消费者运用消费理性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惯性和性情倾向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布迪厄指出，每种主要的社会地位，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普罗大众，都有一种独特的“惯习”与之对应，他们各不相同的“惯习”也是他们进行消费品位和消费选择差异的基础。为了建立并保持自己优越于其他阶级的“区隔感”，资产阶级求助于文化消费，这是资产阶级不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但是其经济实力却使其长期垄断稀缺性文化商品的结果。时尚消费也是权贵和名流们标榜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的“利器”。资产阶级的消费取向与工人阶级正好位于相对立的两极。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消费趣味是“形式大于功能”，那么，工人阶级的消费趣味就是对这种不实用的美学规则的倒转。布迪厄以工人阶级对摄影的态度为例说明工人阶级的消费趣味与资产阶级的明显对立。工人阶级拍照片的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和记忆他们生活的状态，他们喜爱那些不撒谎的“现实主义”的照片，反对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而对现实进行粉饰。小资产阶级恰好居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中间地带，他们虽然摆脱了工人阶级那种生存的窘困，但是，其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在资产阶级面前又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他们常常在表面上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东施效颦”，模仿那些在经济和文化秩序中位居他们之上的人的实践。
从布迪厄对三个阶级的“惯习”和消费趣味的区分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文化消费在社会阶层区分的形成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消费方式和文化品位具有重要的区分功能，象征性地显示阶级地位；文化消费正日益取代物质消费，成为社会分化格局形成的关键因素。任何文化实践——服装的穿着，从事的体育运动，爱好的休闲方式，艺术欣赏的品位之所以具有表征社会群体、社会地位的社会意义，并不在于这些活动所内蕴的社会特性，而是在于它们不过是个体的实践对其所属的社会位置的结构性表达。所以，消费的实践不仅仅体现了一个特定的实践和某一特殊阶级范畴之间的直接联系，不同的消费实践还通过它们之间的“刻意的”差别界定了不同阶级的社会位置。所以，消费实践与阶级属性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两组关系群集之间的结构上的对应，亦即在不同的群体所占据的生活方式的空间与社会位置空间之间的结构对应。
布迪厄的消费理论的一个基本立场是，由于不同的阶级地位倾向于具有不同的消费品位，所以，消费是社会区隔的体现。但是，布迪厄的消费理论的另外一个方面也绝对不能忽视，即也可以通过消费实践反作用于社会区隔，来实现对社会既有秩序的改变。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布迪厄的象征斗争理论。布迪厄把消费领域看作隐性的微观权力彼此角力的竞技场，在他的理论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现象早已不是那种仅仅构建消费者自我认同的炫耀手段，而是消费者为争取自身社会权利而采取的策略。换言之，消费是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为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而采取的积极策略。参战者们试图证明自己品位的独特性和先进性，通过使自己的品位的高等级化和时尚化来引领潮流，从而维护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由于消费的品位与取向是形成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消费领域就成为象征斗争的重要场所。个人的消费品位（衣、食、住、行、精神生活等）处于象征斗争的最前线。消费品位既然是阶级和地位的典型物，那么，统治阶级延续和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就必然是维持自己的消费品位的“高端”形象，从而保持原有的社会区隔，界定自己的“超凡”形象。同时，还要贬低被统治阶级的消费品位。沿着这种思路，如果想要改革与推翻既有的阶级秩序，就必须改变原有品位的等级秩序，或者创造新的品位，建构新的品位与社会地位的对应关系。可见，布迪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马克思的政治语汇，但是，其基本理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不仅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它还包括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符号斗争，特别对不同阶级的品位进行定义和“分级”的消费斗争。
在一定意义上，布迪厄的“象征斗争”理论既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政治理论的反思，又对之进行了重要拓展。“反思”的意义表现在，布迪厄的理论使消费者由被压制和摆布的无助形象变身为权力竞逐游戏中的行为者。在拓展的意义上，布迪厄的理论看到了消费活动所蕴含的斗争和抵抗潜能，从而丰富了在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变革的思路。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14年9月10日，原标题为《消费与社会变革——布迪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政治理论的反思与拓展》，作者单位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