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纽约发生一起华裔男子家中打小孩被捕事件。华裔杨先生与妻子吵架时，在客厅看电视的一双儿女受惊，儿子先跑去劝架，受到杨先生责骂；14岁的女儿担心父亲打母亲便伸手阻止父亲，却不小心抓伤了父亲的脸，还动脚踢了父亲；杨先生勃然大怒，伸手打了女儿，脸颊红肿的女儿随即报警。女儿向警察诉说父亲对母亲和自己使用暴力，杨先生当场被拘捕。
好多中国家长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等仿佛是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在很多家长那里还有市场。在他们眼里，孩子仿佛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但是，上述观念在美国是行不通的。
这些传统落后的观念严重地侵犯了孩子的个人权利，有损孩子的尊严，给孩子造成心灵上的创伤，甚至造成人身伤亡事件。自美国独立以来，人们奉行的“人生而平等”原则，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拥有合法的公民权利，它们受美国宪法保护。“人生而平等”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天赋人权”的深化，也是《独立宣言》开宗明义的重要思想，强调造物主赋予人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原则。
为了保护这些权利，美国人（无论成年还是未成年）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强的平等观念和维权意识。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市民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宗教和习俗在碰撞、竞争中发展，各种文化和文明在冲突和融合中升华，最终造就出强大的自我保护和公共参与意识。
我在纽约访学的前半年，租住在布朗克斯区东194街的一幢房子里，房东叶先生是一位华裔美国人，上个世纪80年代从中国广东移民纽约。这里靠近佩兰湾公园，风景秀丽，景色宜人，街道整洁，是一个地道的白人居住区，邻里都是金发碧眼、高鼻梁的美国人。
叶先生是一位细心人，当看到我有时大声批评孩子时，担心会引起麻烦，就提醒我们：家长也不能虐待孩子。如果邻居看到家长打孩子，就会报警，警察来把孩子带到儿童局，情节较轻的家长接受教育，拿到学习“改造”的证书以后，才能接孩子回家；情节较重的可被剥夺对孩子的监管权利，甚至要进班房。
当然，我们不会虐待孩子，但当孩子淘气不听话时，我们有时也会撂下狠话：“再不听话就揍你”！孩子会满不在乎地回应说：“你揍啊，我就报警，让警察把你捉进去！”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春秋时期晏子说过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我们来纽约时间不长，但是孩子很快就学会了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
纽约人有很强的公共参与意识。每个市民都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参与城市管理，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
我们租住的是房东自住房的一楼，他们家住二楼。房子的庭院很大，足有100平方米大。房东早就想在庭院里搭两间房子备用，但苦于没有帮手。在美国，劳动力非常贵，饭店里普通端盘子的人每小时最低要8美元。自从我们家住进来后，房东建房子的想法又爬上了他的心头。他请我们父子俩打下手，帮他一起造房子。由于经常搭乘他的车去唐人街超市买东西，我们觉得欠了他不少人情，所以我们出手相助，和他一起去超市买建材、平整地基，然后竖起立柱，架上横梁。
经过两天的忙碌，房子终于现出大致轮廓了，再加盖木板和毛毡就大功告成了！可是就在这时，社区警察来通知，要求立即停工，否则罚款。我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后来从房东那里得知，原来是邻居发现他搭建的房子高度超过围墙，影响他们的视线或采光了，也就是侵犯他们的利益了，所以就向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尽管个人权利受宪法保护，但它不能妨碍公共利益，否则也会引起公众的反对。当然，公共利益也不能损害个人利益，否则同样会引发个人的反对。
例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主义盛行，纽约人成了环境保护的急先锋。据学者谢芳的介绍，纽约的斯塔腾岛地处近郊，两面环海，环境优雅，景色宜人，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好地方。许多曼哈顿岛市民来到这里购房定居，克利门托维奇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是，上世纪80年代末，纽约政府在斯塔腾岛建立垃圾转运站，大量的垃圾、工业废料及其他有毒物质倾倒在这里，周围环境恶化，对当地居民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
69岁的克利门托维奇夫人忍无可忍，组织街坊成立环保小组，上书市政府、媒体，或是去市政府静坐，最后与市政府对簿公堂，要求市政府赔偿因垃圾转运站使得当地房地产价格下跌所带给他们的经济损失，以及因受臭气影响给他们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损失，最终迫使纽约市府关闭不符合美国环境署标准的垃圾场。
“每一位纳税人都有权参与城市管理”成为纽约人的座右铭，这在纽约教育方面有上佳表现。1990年代以后，纽约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以西班牙裔和亚裔为主的新移民人数迅速增加，他们的政治要求不断扩大，从过去关心生活上升到关心政治，积极参加地方选举和大选，为本群体谋利益。但是，这些新移民英语水平在全美平均之下，其中亚裔的英语水平较差，有接近30%的人英语测试不及格，较全美标准高出17%，而英语熟练水平的只有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语言障碍，新移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受到限制。为了获得平等的机会，减少语言障碍造成的损失，亚裔人呼吁为争取更多的教育机会而努力。2006年，已经加入美国国籍20年的73岁的华裔老太太方马金恩，将纽约市告上法庭，指控纽约市投票站没有为美籍亚洲人提供足够的语言帮助，致使纽约数以万计像她这样有语言障碍的华人每年投票都会遇到麻烦。最终，纽约州教育厅采取措施，要求大学和学院推广成人教育以提高其语言读写能力。每年州府都拨出1亿美元以筹办这类成人教育课程，联邦政府则每年拨款4200万美元资助课程改革。
总而言之，城市管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全体市民的积极参与。城市管理者要科学地处理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关系，把政府管理和市民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在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志愿者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和全体市民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城市管理中的重要力量。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当人民参与政治生活时，就能激发出造福的责任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