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现在的问题》，载于《再生》1932年第1卷第3期。摘自储安平文集《强国的开端》（群言出版社2014-10-1）。
记者先生：
几个月来，国内市面上的文艺刊物之绝迹与政治评论刊物之代兴，十足的见到民众趣味之转变。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不是失之太偏便是言之无物，但大体上，这要不能不算为一种乐观的现象。这些刊物中，在读者心中比较有些印象的，则有南京的《时代公论》和北平的《独立评论》。但就这两个刊物，也正如一切其他刊物一样，只是站在一种立场（个人的或集体的），就每一片碎每一部分，作一种批判。如说自己能先拿出一个具体方案，通盘的筹划，这还仅见之于《再生》。
一个政治家，要是他没有一种政治道德的修养，他是决不会得到成功的。同时，一个政党，要是没有政治道德，他的最后，也无疑地是失败与灭亡。我们回顾回顾执政后的国民党，他们的政绩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等于零，但我们觉得，实在比零还要坏。我们姑且撇开物质的建设不说，就精神上的遗留而言，国民党之影响到后十年的国民道德，其罪过真无可计算。国民道德是政治清明的原动力，但因国民党自身之衰微与卑劣，却轻轻的在全民族的长城上撒下了一层毒。国民党是靠了武力才得到政权的，所以也永只靠了武力在那里维持他们的政权，说什么三民主义，这都是一种招牌。
所谓训政，原只是一种专制的换相。我们根本不知道“训”与“被训”的界限在什么地方，以什么为界分的标准。在国民党，也许默认，即凡国民党党员都是“训人”阶级，凡非国民党党员，都在“被人训”之列。但这种解释根本是荒谬与不通。退一步说，国民党是喊了好几年“训政”了。但训政的成绩在什么地方？老实讲，国民党能够将自己的党员训成一个“完民”便万幸万幸了。
有人说，已往数年来党治之失败，乃党员之过而非党之过。持此论调者，自然泰半属之于国民党党员。就在有意或无意依然将自己代表为国民党优秀分子的一辈所主持之《时代公论》，也是这样的论调。（《时代公论》第四号《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其实，我们只要将这一论调，略加以分析，便见到他的不通。
党，是数千数万个党员的政治行动的总体，党员，是党的组织主体与分子。党与党员根本是不能分开，而互相负责的。假如党不好，不由党员负责难道由非党员负责吗？反之，党员不好，当然亦由党负其责。再说得明白些，就是党员不好，党应当使之好，党不好，党员应当将党弄得好。
现在国民党自身也明白他们的罪过，于是他们拼命的想出许多花言巧语，乱人心目，不是说是党员之过而非党之过，即是说数年来并非党治乃是军治。其实这种话，在国民党自身以为说得很有光彩，但在我们党外人看来，就正显得国民党之不健全。国民党，其自身成为一单位，他对全国国民负责，而并非国民党里的任何领袖对全国国民负责。
国民党既以武力握得政权，人民在被压迫下，便不得不退一步，希望国民党能有几个领袖出来做一些事业。但一直到现在，凡有国民党里的所谓领袖也者，没有一个不是都登台过的，但又没有一个不是使人民失望的。在这种地方，我们认真的看到国民党在一般人民的血里所栽培下的只是一种反国民党的力量。
但是国民党到现在，还是死捏牢他们的政权不肯放手。老实说，国民党非但没有政治道德，我看就普通道德也没有。这话，决不是任意的侮辱，几年来的事实，使我们例不胜举。而同时，国民党之所以失败，这也正是一个大大的原因。
《时代公论》第三号里有篇《折衷主义与中国政治》，里面说：“行政权仍为国民党所有，政府仍由国民党去组织，旁人不必参加，但是行政权以外的监督行政的一切权，应为大众所有，这个大众的结合，就是国民代表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说：“我们不是骑墙派，但我们是折衷派。”又说：“同国民党算账的时候很多，现在同他算账，未必算得清，他又未必肯同你算，到不如让他将这笔账继续担任下去。就是说，国民党的党治不好，而现在他并不承认不好，不愿意结束，那末，让他去吧。
呵，好大的肚量！
同时，《时代公论》的创刊号的《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里说：“国民党最好是将党治的权交出一部分来。”创刊号的《党治问题平议》里说：“将党对政府的指挥权划出一部分来，受国民直接的监督，至于这一部分的权限，我想最好是财政与外交权。”
《时代公论》有此论调，不足为怪，因为我们知道《时代公论》的讲话者，仍立在他们国民党党员的地位，但在我们党外人说来，我们实不再有那样的好耐性。假如要和国民党算账的话，也决不是什么国民党肯不肯的问题，国民党从全国国民那里夺去了政权，五六年来没做一件像样的事，现在还要说让他去，照《折衷主义与中国政治》的那位作者意思，应该让他到什么时候呢？是不是到亡了国的时候再算账呢？
我们绝对的反对折衷派。其实，就事实上说，即使国民党真的放弃政权，但国民党放弃了政权以后的政权仍然有一部分是落在国民党分子的身手里的。但在那时候，这一些分子，是国民的资格而非党员的资格。在法律上，我们绝对的反对折衷主义。
话说得太长了，应当想法子拉回来。现在国内，废止内战的论调很高，这多可以说，乃是国民对于国事实际的去发出一种力量的一个开始。废止内战运动，乃是一种消极的办法，但我们却需要消极与积极双方齐下，废止内战只是使以后不再内战，以后不再坏下去。一方面不再使他坏下去，一方面还得使他好起来，这才是正常的积极的路。
握权的没有一点计划去施政，有计划的又没有机会去给他上台实施。这也是一个中国弄糟的原因。所以我们今日要努力的，就是如何使我们能够实际的实施我们的政策。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我们要将“心与口”和“手与足”并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