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人要写回忆文字或传记文字？为后人留下个人的经验记录，固然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但在迟暮之年花时间写一部所谓个人自传，对我来说，似乎并无什么吸引力。因为我这一生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外部事件。值得记叙的东西全部是思想性、学术性、精神性的。它们大多数也已经发表于个人的著、译作品之中了。不过，个人学术经历中的许多私人性观察和体验，有其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们可以作为学术思想的补充，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反映人际关系与学术思想方式的密切关联。而我的特殊“弱势”地位，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也使我掌握了独立的观察和体验的角度，让我有了“以小见大”的机会。所谓“小”是指心迹，所谓“大”是指学术方向。我的个人经历与经验则呈现了众多“心”与“学”之间的联系点。现在，我通过若干片断的记叙把这些联系点钩连描画出来，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学术世界的另一侧面。这也是我几年前在网路上陆续撰写片段性回忆文的主要理由之一。
这些回忆文的主要部分是我和若干中外学者交往中的特殊经历。我本仁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态度与国内外学人交往，而慢慢发现学术世界的普遍功利主义规律，与我在府右街隐居读书时期形成的人生态度很不一样。一方面，由此产生了许多人际冲突，另一方面，使我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一些学人的行为和心迹的关联方式。我遂认识到：今日世界的全盘商业化趋向，可能会结构性地阻碍人文科学的进步。我并发现，恰恰是反功利主义的仁学精神，有可能成为当代人文科学健康发展的关键。世界人文科学的现代化革新，需要一种伦理学指导。中国思想史上的仁学传统，为未来世界人文科学发展方向提供了正当的“态度学”型范。我于是在本书中通过一段段具体经历之“素描”，展现我的一些独立观察和分析。有关个人早年生活的点滴回忆，则可作为读者了解我的性格和思想倾向如何形成的背景资料。
与许多“老师宿儒”不同，我虽已高龄，实际的学术年龄却仅只有30年整，可以说完全起始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没有这个新时期，我虽可在社会之外坚守学术志趣，却绝无开展“学术生命”可言了。从“旧时期”生存于社会之外，过度到新时期进入学术社会，通过的是一道道桥接新与旧的窄门。三十年来，有三次偶然的事故，使我仅差几秒、几十分、几小时，就可轻易地失去继续生存和问学的条件。1986年初，因独自在四合院居室过夜煤气中毒，友、邻如晚一两小时破门，则已离世而去（那样的话，我日后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翻译、符号学工作、仁学构思等等，都不可能发生了）；1998年在旧金山湾区骑自行车购物，在过十字路口时，与一辆待转弯的汽车正好撞上，只半秒、一秒差距非死即残；2002年冬在北京患感冒去街道医院注射青霉素时反应强烈，而医生误诊，坚持继续注射；后来在友谊医院非常偶然地（一念之间，才决定多等一会ㄦ）加看了一个专家号，结果被命令立即住院输液抢救，医生告“检回一命”。这三次个人事故使我体验到，个人生命延存实为极偶然之事。但留得生命，意义何在？意义绝对不在于个人短暂之“生存享受”，而在于个人如何有效地参与集体精神生命之延存。精神事业，就是为人类共同问题寻求解决之道的一个积极工作过程，而不是一个为个人短暂生命怠惰乞福的过程。因此，学术思想，不是什么个人扬名立万的事，而是参与推动人类理性精神提升的事。不是为了在此过程中争取别人的“承认”（另一种名利观），而是为了把个人心得有效纳入集体事业，如此即是尽了本分。这个本分，不是指你在此过程中得到什么回报，而是指你克服万千阻碍以争取自己对人类精神事业参与的机会，即做出贡献的机会。有人不愿意你参与此精神奉献，你就得借助孔孟的智仁勇智慧，积极争取此类贡献。
困学20年，进学30年，总共50年的学术生涯中，包括了国外20年。我竞于生命最后阶段，于新世纪伊始，看到了世界人文科学大家庭内“中国学术区”所具有的独特机会和责任。似乎还真出现了“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民族性之精神使命。我通过最近20年的亲身学术实践，独立地发现了最古老的东方伦理智慧和最现代的西方思想方法之间的历史性结合点：仁学将成为人类精神事业的“指南针”和“发动机”。民族性的仁学思想要想有效实现于世界，必须先正本清源：端正心术。无论是南宋书院还是明清之际书院，其精神传统，都相关于正本清源的心术学目标（所谓诚学之建立）。只可惜前科学时代，人们有仁学之动机，无实现之手段，虽不能成就事业，所遗留的精神，仍足以鼓动后世继踵前贤。要想在今日千百倍扩大于、复杂于古代的环境内正确地发挥仁学精神，首应深悟“慎独”之学：所谓慎独，实乃调整人己关系之意。一部《论语》精华全在于此。而仁学就是要用正面人性来平衡反面人性。不是指什么荒渺无迹的个人之“业、罪”，而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所应持的正当态度，这也是人本主义之真义所在。读《论语》，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些读了《论语》而加倍急功近利之徒，实乃仁学之敌。我这一生，既无功业可言，也无名位可言，在万千世界学术乱局中，更谈不到学术之贡献。但回顾一生，仅有一项差可自我欣慰者，这就是:50年来我从未放松自我学习的努力（也许是源于中学时代信奉的一个俄国文学口号：“自我完成”）。
这些回忆文都是几年来陆续先张贴于网站的，少数已发表于刊物。现在集结起来，形成一个临时性的文本整体，可使读者更系统地了解相关的叙述和论旨。非常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陈进先生安排了本书的出版。正当我刚完成费时十年撰写的专著《儒学解释学》之后,和准备参加我参与筹办的今秋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之前，突然获得了对自己一生跨学科、跨文化学术探讨经历和经验进行总结和发表的机会，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最后也要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厚爱。
李幼蒸
2008年8月18日于旧金山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