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老一辈社会学者，如雷洁琼、费孝通、李景汉、李剑华等指导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共同的献身精神和科学态度，后人继承这样的素质也就是社会学治学传统的传承。
在20世纪20年代末，李景汉先生曾辞掉待遇很好的燕京大学教职，与晏阳初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为了民族救亡图存，他们能舍弃如此丰厚的物质利益。而后，社会学学科也曾被取消，老一代学人经历了各种坎坷、磨难。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古稀之年、耄耋之年仍在为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而不懈努力。在20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我经常向学生讲述他们的经历，希望学生接受这样的熏陶，知道献身精神是要把社会学当做终生从事的事业，而不只是作为一个饭碗。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科学的态度主要是对事实的尊重。1982年我曾参与费老的五访江村，调查完后写了一篇文章，费老看后就文章中的一些判断提出了疑问，他提出调查不能凭主观想当然，不能只知道大多数情况，还需反问为什么少数人是另外的情况。在接受他指点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学风，他提出问题的方法恰恰是通过异常现象发现真实的过程。社会学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一定要落实到人，这是费孝通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实际上，治学与做人分不开，治学如何做到最后还是要看做人如何。治学一定要有平和的心态和开阔的胸怀。个人在学术面前永远是渺小的，即使是再伟大的学者也不可能穷尽学术。如果有这种认识，便对学术永远有敬畏感，如此一来学者就永远不会自满，不会觉得自己的研究最好，会不断进取并吸取其他学科或学派的研究成果，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状态。反之，如果认为自己很不错、很了不起，这实际上便是停滞的开始，妨碍继续学习，也容易导致文人相轻。
具体到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我们必须向被访者学习，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县乡干部，他们虽然没有高深的学问，但有无穷尽的生活智慧。毛泽东在1941年总结自己农村调查的成功经验时曾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如果做访谈时居高临下，只是去获取对方的材料，让被访人只根据提问回答，这样只会遗失很多珍贵的体验。
平和心态和开阔胸怀是能够治好学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学术研究可归结为四个字：锲而不舍。真正走学术这条路，拼的就是积累。不仅是读书阅读的积累，还有经验的积累，包括田野调查中的深入访谈和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不仅读书，还要有自己的思考，不仅思考了，还要把书中提到的问题想透，从中抽出线索来。这种阅读、思考和领悟对治学有非常直接和巨大的影响。
治学需要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积极认知的态度。有了这种积极认知，便能随时发现可以学习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学以日常生活为基本切入点，这等于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宝库。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不仅是学术研究积累的重要途径，若在生活中把人和事琢磨透了，从中获得了经验和教训，也意味着人生智慧的提升。此外，从现象中提炼和概括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做学问就上了一个台阶。
治学先要打基础，不仅表现在学者自身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培养学术人才也是奠定一个民族学术基础的很重要的内容。毕竟大部分年轻学人的学术之路是从大学本科开始的。这些年，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教学与对学生的培养、学术训练结合起来，这是因为我在这样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的道理。做北京大学学生的老师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因为当学生的学术积极性激发起来的时候，他们发挥的能量和智慧是难以想象的，这时你能经常感受到他们的挑战，逼着自己提高。师生之间水涨船高，学术研究才能一代代传承，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这代人其实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我与每位学生一个学期至少谈话两次，经常谈到一点，即我们面对的最大现实是社会竞争激烈。因此，在学校最重要的事情是提高能力和智力。在本科新生入学讲座的第一讲，我强调：本科四年要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去寻找什么是社会学的感觉，包括价值、视野、观念等。本科毕业时，学生应具备三方面能力：最基本的读书、理解能力（包括读出文章本意与言外之意等）、提炼和概括能力；最重要的是学术评价和鉴赏能力。
到研究生阶段，不可能所有学生将来都走学术之路，因此除学术能力训练外，还包括培养怎么适应新工作、怎么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因此，研究生的第一个任务不是计划论文的题目或方向，而是着眼于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包括学术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操作能力。对那些很有学术才能的研究生，要予以严格的专业训练，指点方向，让他们有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减少他们的盲目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