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我发表了一份《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调研》的课题报告（见《南方周末》2004年9月2日的相关报道）。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我认为，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由于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而且土地问题往往涉及巨额经济利益，因此，也就决定土地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特别是随着地方政府公然对失地农民进行暴力镇压，以及知识精英出于各种目的的介入，使这一问题具有了相当大的政治爆炸性，有可能诱发较大的社会冲突。
这份调查报告发表后，学界和执政者中有人并不认同。有一位在农村研究领域也算有些名望的人出面写文章质疑说，失地农民希望得到更多土地增值好处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维护自己生存资料的权利也是说得通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可以享受到土地增值好处的失地公民，较中国绝大多数不能享受到土地增值好处的农民的处境，已经好得多了。那些可以从土地增值中获得好处的失地农民的土地纠纷，永远不可能成为影响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些自称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的学者的论据很简单，农民正盼望着有人来买他们的土地以获得土地增值的好处来改进他们的福利呢。
对这些批评，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我从来不怀疑批评者在农村进行了一些的社会调查，也不怀疑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可我却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对目前农村存在失地失业问题缺乏最基本的调查和研究。是不是他们真的没有发现农民失地失业问题的存在呢？可近年来新闻媒体有那么多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案例报道，作为一个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学者不可能不知道。只能说，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或者根本不敢去研究这些问题。这也没有关系，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是学者的自由。可问题是，作为一位学者，要在这个问题上高谈阔论并指名道姓地批评别人时，就得先做些必要的研究，起码要去解剖一两个案例，看看这些失地农民是否获得了他们言称的土地增值好处，是什么原因导致失地农民没有得好这些所谓的“好处”，农民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要付出多少的代价，这些问题对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任何一位有责任感和有良知的学者应该做到的。特别是在农民失地失业这类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发表意见时，就更应如此。否则就只能是庸医看病。病人到医院是因为感到肝脏不舒服，可那些自以为是的医生却很仔细地检查了病人的手和脚是否灵活、视力多少、心跳几何等等，却偏偏不去检查病人的肝脏。这样的医生无论他自称多有良知，多有水平，多么敬业，检查得多么仔细，他可以对病人手脚或视力得出结论，可对病人肝脏开出的药方总是让人不放心的。
事实上，目前中国农民失地失业问题已十分严重了。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2年全国用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达4736万亩。其中，1990年至1996年共非农占地3080万亩，平均每年440多万亩；1997年至2002年非农占地1646万亩，平均每年约274万亩。因这些非农建设占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和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一般人均耕地不足0.7亩，每占用一亩耕地就会造成1.4人失去土地，依此推算，13年来全国共有6630万农业人口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由于征用补偿标准低，失地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补偿费不足创业，又没有建立合理安置和社会保障制度，导致这些失地农民大都成为了无地可种、无正式工作岗位、无社会保障的社会流民。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扼制，将产生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中最为突出后果之一就是将对社会稳定将构成长久的威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多次公开说，目前不少征用土地的项目不给农民合理的补偿，不妥善解决农民的生计，造成农民失地失业，危及农村社会稳定。
最近因农村土地问题又发生的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案件，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的关注。我一年前发表的调查报告也再一次被一些媒体从故纸堆里拿出来作为新闻刊登，而那种失地失业农民“得了好处还胡闹”的论调也越唱越高。这让我感到心痛和悲哀。我是为那些为捍卫土地已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农民感到心痛，更为那些高谈失地农民因获得了土地增值好处“好得多”的学者们感到悲哀。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如果这些学者还有人性的话，是应该深入到那些因失地而又在流血的农民中间去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否则，就对不起民众对“学者”这一称号的期望了。
(原载南方周末，题目被编辑改为《深入到失地农民中去》。作者授权燕南网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