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什么样”？是一个“象征性”问题，即什么事物的外貌与权力的形象比较近似。这其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这要看权力对谁而言，对掌权者即权势者自己而言，权力如同鸦片，鸦片是有形的权力，权力是无形的鸦片，一旦掌握权力，如同染上鸦片瘾，欲戒不能，欲罢不忍，辗转反侧，难以割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样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英国学者罗素则指出，“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P216）也就是说，在一些官员的欲望里（其实一些女性官员并不稍让，只是性别取向有异），权力如同“二八佳人”，“妖姬艳女，献媚工妍”，“朱唇皓齿，掩袖回眸”，即使心里明白这些淫邪之行如同“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金瓶梅》第一回），有可能倒在石榴裙下，仍然二奶成群，小三结队，权与色结成了难舍难分的桃色同盟。
权力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另外一副面孔。英国学者波普尔指出：“国家权力从来就是一种危险的、却又是必要的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P207）不过，他的说法有些概念化，并未描绘出权力的具体模样。另一位英国学者洛克指出：“世界上的一切政府都只是强力与暴力的产物，人们生活在一起乃是服从弱肉强食的野兽的法则。”（《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P1-2）洛克给出了一个类的范围，至于权力与哪种野兽比较相像并未指明。霍布斯也是英国学者，他将象征强权的国家权力比喻为“伟大的利维坦。”（《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P132）“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该书“出版说明”）不过说法不一，有的说像鳄鱼，有的说是怪兽，反正是一种危险而可怕的动物。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给大陆会议一名成员写信，就权力监督问题这样指出，“如果一旦他们（指人民）对国家大事变得漠不关心，你和我、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和州长，就都会变成狼。”（《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P406）这个比喻比较形象、比较直观，公众可以直接感知权力“必要之恶”的秉性。
不要以为丑化权力、抹黑权力都是西方政治学的专利，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最为典型的表述不是别人，正是至圣先师孔夫子。这是一则出于《礼记·檀弓下》的故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P153）大意是说，孔子经过泰山脚下，见一女士在坟前哭泣。孔子派子路去打听，原来这位女士的公公、丈夫、儿子先后被老虎咬死。孔子问：“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士答：“这里没有暴虐的政治呀！”孔子听后指出：“弟子们，你们记住：暴虐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凶！”
不要小看了这个案例，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在其名著《权力论》第十八章阐述“对权力的节制”时，开门见山引用了这个案例，并由此提出了该章主题，即“怎样才能保证政治不如老虎凶猛。”（《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P222）从而使这一案例产生了国际影响。众所周知，儒家学派向来具有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传统，这样的论述可谓石破天惊。在孔子的理念里，权力并不总是神祐的偶像、庄严的鼎彝、正义的化身、慈祥的圣者，有时权力也会如同猛虎一样呈现出危害民众的野性。要防止这种猛兽式的权力危及民众，就必须将这猛兽式的权力关进笼子。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经隐含着这样的前提，权力绝不是装在笼里供人赏玩、带来愉悦的金丝雀或小白鼠，权力是有可能给公众带来伤害的猛兽。在这方面，法家学派的韩非子与孔子的看法殊途同归。他不仅将权力视为猛虎，他还主张将权力关进笼子，他甚至认为这样的笼子应由法律来建构。他的原话是，“服虎而不以柙（xiá，古代关猛兽的木笼，也用来拘禁罪重的犯人），禁奸而不以法，……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P202)制服老虎而不用笼子，禁止奸邪而不用刑法，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会担心，唐尧、虞舜这样的圣人也会为难。由此可见，韩非子这个2200多年前的古人，在今天看来，其思想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在这里，他对权力预设了一个“猛兽假定”，即假定一切权力都有可能异化为猛兽，都有可能伤人。他指出，“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同上）用今天的话来说，设置笼子，不是用来防备老鼠的，而是为了使怯懦的人也能制服老虎；立下法度，不是用来防范曾参、史绍这样的清官的，而是为了使平庸的君主也能制约盗跖一类的奸邪之辈。如同当今城市里的红绿灯，它的设立是假定所有人都会违反交通规则。对于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们，似乎“看不出”它有什么作用，它所提醒与制止的只是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无论是西方的学者与政治家，还是中国的孔子与韩非子，似乎都将权力“妖魔化”、“污名化”了。其实，这样的政治理念并无大错，它在启发人们从本质上认识权力、运用权力、监督权力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另一位西方学者哈耶克则从鳄鱼或老虎的权力镜像中别开生面，他认为，一般地强调权力之恶是误导，“所恶者，恰恰不是权力本身——即实现一个人愿望的能力；真正的恶者只是强制的权力，亦即一个人通过施加损害的威胁而迫使其他人去实现其意志的权力。”（《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P165）
不过，我以为，哈耶克忽视了权力自身的性质与权力运行的规律，权力自身具有天然的、内在的扩张性、渗透性、膨胀性，这些特性不加约束与限制，又具有无限性，并不取决于特定掌权者的自我克制与自我约束。寄望于某一掌权者的开明、宽容与仁厚，如唐太宗、宋仁宗，曾经是皇权社会的特征。正是基于无数的历史教训，才有了孟德斯鸠“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百年名言（《论法的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P183），也才有了美国建国之初进行权力分割与制衡的制度设计。正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所指出：“政府的全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集中在同一些人手里，正是专制统治的真谛。”（《杰斐逊选集》，P239）哈耶克先生低估了权力的“创造性”，即使是强制性权力，他也会声称“深受人民拥护”。由此可见，寄望个人之治毕竟不如寄望法治之治。
不过，有一点是以上这些人们都不曾想到的，恶，即使是权力之恶，也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情，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P330）从这个意义讲，如果不是权力体现出的某些恶的倾向，人们不可能作出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创新，而这无疑意味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不过，面对众所周知的权力之恶，不思鼎革，蹈常袭故，这无疑于守护与传承权力之恶，如此一来，当然谈不上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