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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独裁、民主、市场

  

  上海发了神经。只三年前他们公布的令鬼子佬目瞪口呆的建筑项目,今年十一月竣工,可以启用了。是怎样的项目呢?是一条六线行车、长达三十二点五公里的东海大桥,从浦东的南汇直伸大海茫茫的洋山岛,在那里建造据说是中国沿岸最大的货运海港。整体三年又五个月完工,动员六千多人,投资人民币一百四十三亿,大桥的本身占一半。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但这纪录只能保持三年:将于二○○八年竣工的、邻近的杭州湾大桥长达三十六公里,耗资一百一十八亿。

  

  东海大桥的设计与算盘打了好几年,层层拍板拍得快,施工也快。这样的速度只有独裁决策才可以办到。年多前姊姊从多伦多飞访神州,读到正开始动工(数月前启用)的位于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美轮美奂,有所感慨,说:「多伦多要兴建这样的文娱中心,规模没有那么大,说了十多年,还是遥遥无期,中国是搞什么鬼的?」

  

  中国是搞独裁之鬼。当然不是一个人拍板,有专家,有委员,也要层层交代。没有的是民主投票,也没有征求民意。要建公路吗?中国给外人的印象,是政府拿出直尺,再拿起笔,在地图上划一下,然后动工去也。这当然不是实情,但印象如斯也。记得美国要建公路,单是吵闹、论经费就花上好几年,环保更头痛,征用土地也麻烦,而过了十年八载的议决,动工了,不半途要不是工会闹事,就是压力团体反对,或诉之于法,搞得成本上升逾倍,经费不足,最后要更改设计,或索性停工不干,使中断的悬空公路高架彷佛巨型新潮雕塑,默默无言地屹立数十载。

   

  说独裁决策比民主决策快,竣工快,很少人不同意——阿康与何洋也是会同意的。问题是,独裁会作出错误的决策吗?这一点,阿康与何洋会立刻举出浦东机场的「磁悬浮列车」的例子,花了巨资建造,今天血本无归。该列车起于这里说的独裁决策,怎可以算错那么多不容易理解。从南京到上海的沪宁公路也算错:启用只几年就要加宽了。我当然不敢担保,东海大桥的算盘没有打错。独裁当然可以错,可以大错特错。但问题应该不是独裁可不可以错,而是错的机会会比民主投票高吗?从判断错误的概率看,像赌马那样下注,以较少错为赢,我的钱会押在独裁那一边。

  

  写到这里,机缘巧合,读到阿康写《学券五十年》,说佛利民建议的教育学券制今天有起色。(也是写到这里,发觉一舟欠我版税,因为阿康的大文刊登的看来是一本书的封面的佛利民照片,以及学券建议五十周年大宴的入场券印上的佛老夫妇照片,皆为区区在下于一九八八年所摄。睹照思情,索版税是说笑了。)美国政府大事资助公立教育,使佛老提出的学券制成了名。但美国的公立教育是怎样搞起的呢?起于民主投票!说浪费,与美国的公立教育相比,浦东的磁悬浮列车是小巫见大巫了。

    

  阿康的大文的确有点启发性:《学券五十年》!没有算错吧,五十年是半个世纪呀!学券制摆明是政府资助教育的上选办法,为什么五十年还不被广泛采用呢?又是因为民主投票!今天,美国采用学券制的实例不多,而在佛老定居的加州,以民主投票取舍此制起码两次,两次皆被否决,不是输几个马位,而是输几条街。压力团体奔走相告,广告不尽不实,连思想清晰绝伦与口才雄辩天下的佛利民,身在其中也输得面目无光。这是民主。

    

  民主的问题不少,而关于决策出错这个话题,其困难在于投选票而不是投钞票。投钞票,投者入肉伤身,不能不慎重考虑切身代价与切身利益;投选票不需要从袋中拿出钱,只模糊地希望他人的钱可以投到自己的袋中去,或模糊地期望某些利益。没有明确的代价与肯定的回报,不会慎重考虑,容易受到煽动与误导。

    

  我曾经说过,在某些公共事项上(例如大厦外墙要涂什么颜色),民主投票可以节省交易费用。我也说过,独裁的交易费用最低,但可以错估了公众的一般取舍。这里的问题是,建造东海大桥可不是大厦涂外墙,资金与效益远为庞大之外,这大桥的兴建不是品味那么简单。社会的整体经济收益要精打细算。大桥要涂上什么颜色大可民主投票,但应不应该建造是另一回事了。全不负责的政府,万事皆休,但受到适当约束而负责的政府,独裁除了可以避免上述的费时失事,其决策不会因为要讨好多方而右摇左摆,或要分饼仔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当然还可能错,可能大错,但错的机会比在有团体压力与影响下的投票为低。当然,官员上下其手时有所闻——这方面,我看不出独裁与民主有什么分别。

    

  说到判断经济投资的准确性,独裁与民主皆远不及市场。市场也可能错,但投钞票的市场是直接的价值量度,其准确性考第一是毋庸置疑的了。这里的问题,是像东海大桥那样庞大的公共项目,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容许市场处理。土地与大海的征用,私人发展商就是有政府的协助也不容易。政府如果处理了这些,可让发展商竞投,而事实上东海大桥的多项工程是由商人竞投处理的。问题是:东海大桥的兴建与否,怎可以由市场决定呢?如果交易费用是零,或够低,所有未来的大桥使用者可以预先出价,签订未来合约(forward contracts),私人发展商于是独资或合资地竞投,政府只协助征收土地与提供海域就是了。还可能出错,但错的机会甚少,因为所有未来使用者签上forward contracts,大桥的价值为何极为可靠。困难是交易费用存在,这些合约可想而不可求也。

  

  我是四十年前在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接受经济学训练的。这两处当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圣殿。于今回顾,当年的师友差不多包括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所有大师了。离开这两所圣殿一两年内,我在想,市场不能办到的,政府不要干。后来改变了主意,同意郭伯伟、夏鼎基等人的看法:市场可以办到的,政府不干。再后来的想法——今天的想法——是市场不能办到的,政府要考虑干不干,甚至考虑大干特干。这观点的转变,是经过多年在公司理论上的苦思而得到的结果。公司与政府的性质相同。既然市场不能办到的公司可能办到,政府也有类同的职责了。只要记着郭伯伟还是对:市场可以办到的,政府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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