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电视观众真是饱了眼福，被柏杨誉为最丑陋发式的满洲人的大辫子，充斥了荧屏，清宫皇帝你去我来，无有了期，关内关外十三朝（慈禧专权也算一朝）的皇帝皇后在不同的清宫戏中各掌风流数十年，正剧也好，戏说也好，自诩为历史大片也好，皇帝都是高高在上，霸气十足。下面跪满了高耸肥臀的臣民，奴性可掬。他们以头抢地，感激涕零，“奴才”“谢恩”“嗻嗻”之声不绝于耳，仿佛使人置身于数百年前，生活在幸福一统的大清国中。编导们似乎特别爱好和欣赏磕头跪拜，各种跪拜的宏大场面和精细特写给观众以视觉的冲击力，令人久久难忘。这常使我想起康圣人的名言，“中国人不敬天也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是啊，爹妈给了我们能够弯曲两个膝盖似乎就是为了让我们随时向人下跪的（林则徐就认为英国人的膝盖不能弯曲，见官不能下跪，所以是化外之人）。这种流风，再加上演员们精彩绝伦的表演不免招出许多议论。
学界、评论界许多人质问“一条辫子有多长”？责备电视人没有社会责任感，说他们用谎言欺骗观众，宣扬皇权专制毒害观众。电视人也为自己辩解，说不要把电视剧看得过于沉重，它不过就是消愁破闷而已。双方都有点道理，但权力在电视人手里，拍不拍是取决于他们的意志的。我关心的是老百姓为什麽乐此不疲，守着电视机一集一集看下去，许多清宫戏一开播就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据说，近来中央电视台同时播映的《康熙大帝》与《孙中山》收视率是十比一。电视剧属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由市场来调节。市场最重要的就是买卖关系，文化市场也是如此，别把这个市场想得那麽神圣，尽管操持者有种种高尚的许诺。王小波就说他见过耍猴的艺人在开演前也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云云，这些话不过是令人捧腹而已。谁不知道锣一敲响，带上面具的猴哥就会托着一个盘子，举到您面前，请您掏兜。既然有那麽多观众整天守着电视看，一集不拉，这就是钱，说文雅点就是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想让电视人不积极是不可能的。值得研究的是为什麽现在有这麽多民众喜欢清宫戏。“法治”“民主”讲了二十多年，到头来还是靠皇帝老子为民作主，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悲呢！到底是我们的人民不可造就呢，还是工作没有做到家呢？
对于有数千年专制制度生活史的中国人，要接受“法治”“民主”，逐步进入公民社会是有个学习过程的。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建设和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各级机构把“法治”“民主”的原则落实到各项工作去。使老百姓感到通过正常渠道办事情特别容易，可是目前许多人都对衙门望而生畏，有一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感觉。事涉公共权力，就复杂起来。在最近一期的《随笔》上看到一件事，杭州某中学一位老师，1955年因为胡风案件被判管制二年，奇怪的是，1960年瘐毙狱中，更令人惊讶的是，胡风案件已经解决十多年了，可是这位老师依然冤沉海底。许多年逾花甲的老学生为他奔走呼号，想还他一个清白，以慰在天之灵，但已延宕五年，至今未决。理由据说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期限已过，过期不候”。这麽简单的案子都使得作者和那位老师的老学生很无奈，遑论其他。如果现实生活中多了点这样的你推我搡（如李宗吾所说使用“锯箭杆法”，凡事推诿到“外科”），不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又对他们毫无办法，怎麽能不产生无力感呢？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往往有一种心理补偿作用。现实生活中难以解决事情就期待文艺作品中去解决，从中获得一些快感，得到一时的麻醉。古代专制社会中，实行人治，没有法治，老百姓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人们就期待清官、或武侠出来为自己解决问题，这是公案小说、武侠小说民众基础；西方实行法治，诉讼关键是搜集证据，所以侦探小说流行。
清宫戏实际上是大公案戏。公案戏只是一些清官在那里忙忙碌碌的秉公办案，为个别老百姓昭雪冤案。而清宫戏则是英明清代皇帝在那里包打天下，纾解人间一切苦难，一声“圣旨下”，一切都迎刃而解，痛快则痛快矣，但这又是为什麽“主义”作注释呢！真是令人惊诧莫名。当每天晚上，人们从电视上看到历朝皇帝在那里指点江山，为民作主（不是历史行家的广大观众如何看透其中包含着多少谎言呢），观众在荧屏前，彼喜亦喜，彼忧亦忧，仿佛皇家事事都与自己休戚相关。他们关切着故事主人公的幸与不幸，替古人担忧。当故事的矛盾在千回婉转之后，终于大团圆了，观众得到痛快淋漓地宣泄和愉悦，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可是曲众人散之后的故事是不能任凭电视人这样胡编的，它是不是更需要握有公共权力的人们关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