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14－17岁总人口：性教育效果的实证分析
潘绥铭[①] 黄盈盈[②]
当前中国的性教育相当匮乏，青少年的性知识谬误甚多，这些已经被许多社会调查所证明，也已经成为公众的共识。但是本文将以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揭示两者的令人惊讶的程度。
数据来源
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10年4月到9月随机抽样调查了全国14－17岁的总人口。[③]
调查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103个县级地理区域。终端调查点为123个城市社区与37个农村的行政村。
在每个终端调查点中，笔者按照居住者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然后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未登记的流动人口。笔者总计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有效应答率为66.8％。调查结果使用PASWStatistics18（SPSS）进行复杂样本加权（complex sample）统计分析。权数是城乡分层、PSU、性别、年龄。[④]
国内对于青少年的性调查已经有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调查在校生。与此相对，本次调查的创新意义在于：
1．对全国14－17岁的总人口具有总体代表性，优于任何非随机抽样的或局部的调查。
2．涵盖了全国各种少年的总体，而绝不仅仅是在校生；包括失学辍学的8.4％、毕业后不再上学的11.1％，总计占到19.5％。按照工作状况来看，目前不工作的占6.0%，正在城市里工作的（包括进城打工的）占10.3％，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3.2％。这些少年都是以往调查所缺失的。
3．实现了最强的保密性。笔者在学校之外，采用同性别、一对一、在封闭空间中、使用笔记本电脑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有利于获得真实回答的方法。
4．最充分地贯彻了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少年，我们要询问性方面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为此笔者专门设置7个问题，都是“下面我们将要询问XX方面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吗？”如果被访少年选择“不愿意”，则电脑程序自动跳过该部分的所有问题。笔者也允许家长一起来，但是调查开始后家长必须退出访谈室。
5．在电脑问卷中使用技术手段设置了测谎功能与回答条件的限定。
上述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少年的顾虑与失误，保证了最高的调查质量。
提问的方式
笔者一共调查了6个性知识，每一个都由3道题组成。
第一题的基本形式是：“在学校里，老师或者医生给您讲过XX的知识吗？无论在什么课程里，只要是讲过，就算。”备选答案都是：0．我不知道这个名词；1．完全没有讲过；2．讲过很少；3．比较多；4．讲过很多。
第二题是同样的形式：“父母、家里人给你讲过XX的知识吗？”备选答案与第一题相同。
第三题是测验题，就是结合上面所询问的性知识，列举一种社会上的说法，看看被调查少年是否同意。备选答案都是：1．完全对；2．比较正确；3．我说不清楚；4．比较错误；5．完全错误。
这种设计是为了不仅考察少年究竟真的受到多少性教育，也要看看他们目前的性知识究竟是否正确。下面笔者把逐一地分析6个性知识。
遗精与月经
对于男孩子遗精（梦遗）这个性知识，男少年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占21.6%,父母传授过的占6.7％，还有8.1％的少男看不懂遗精这个词。少女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占23.2％，父母传授过的占4.6％；有6.0％的少女不懂这个词。
测验题是：“有人说，男孩子的遗精（梦遗），会损害他的身体健康。您觉得这样说，对吗？”回答结果正确的（这种说法错误），在少男中占50.5%，在少女中占32.8%。
对于月经，少女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占33.2％, 父母传授过的占47.2％，只有1.3％的少女不懂这个词。在少男中，这三个比例分别是13.3％、3.6％和9.2%。
测验题是：“有人说，如果一个女孩子，来月经（来例假）不规则、不规律；那么她怀孕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您觉得这样说，对吗？”结果，有34.0%的少女和27.0%的少男回答正确（该说法错误）。与遗精的知识相比，少男少女对于月经与怀孕的关系的知识正确率普遍差一些，少男差得更多，
总起来看，尤其是对照下面的结果，遗精与月经知识的教育及其结果还不是最差。也就是说，学校和家长至少还是进行了这两方面的教育，但是最多也就是教育了这两个方面。
自慰（手淫）
在少男中，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只有区区7.6％，少女只有8.6％；还有多达19.6%的少男和27.9%的少女看不懂这个词。父母也不肯传授自慰的知识，少男只有6.4％从父母或家人那里听说过，少女反而多一些，占10.1％。由此看来，中国的父母家人真有点奇怪，难道他们不知道少男的自慰多于少女吗？怎么反而给儿子讲的少呢？这恐怕还是“性乃无师自通”的传统文化在作怪。
测验题是：“现在有的人认为，自慰（手淫）是一种坏习惯。您觉得这样说，对吗？”其结果令人痛惜：少男正确回答的只有23.7%，少女只有20.1%；总计是22.0％。也就是说，时至21世纪，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仍然有78％的青春期少年处于“手淫是恶习”偏见的压抑之下。整个20世纪中整个人类的性研究的整个阳光，仍然被传统文化的阴霾遮挡掉将近八成。
避孕
这方面的情况更加可悲。
对于有可能成为意外怀孕受害者的少女们，只有区区5.1％曾经听到过学校中的讲授，只有6.7％从父母家人那里听到过（可是已经多于学校了）；而不知道什么是怀孕的却是8.8%，比前两项都高。“家有少女初长成”这本是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师表者的一种非常传统的喜悦，为什么没有树立起“避孕知识不仅是保护更是爱”这样一个普世价值观呢？
少男也必须获得避孕知识，因为他们有可能造成意外怀孕。可是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只有6.0％，父母家人传授过的只有2.7％，还有11.2%看不懂避孕这个词，远远高于前两项。笔者不得不怀疑：莫非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对于少男们造成女生意外怀孕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全靠亡羊补牢？
在这种状况下，测验题的回答结果可想而知。“有人说，男人和女人如果只是过一次性生活，那么女人怀孕的可能性就很小。您觉得这样说，对吗？”结果，回答正确（该说法错误）正确的少男刚刚达到四分之一（25.7%）；而少女则连五分之一都不到（18.5％）。
少女理应享受社会对于未成年人、女性、计划生育的三重保护，理应拥有最充分的知识来免于意外怀孕之害，所以上述的局面不是令人难以接受而是令人无法忍受。
性病、艾滋病
接受过学校讲授的少女与少男一样多，都占23.6％；父母家人传授过的少男占16.9％，少女占15.0％；还好，至少有一个词看不懂的不算多，少女占6.9%，少男占9.8%。看来无论学校还是家长，对于性病与艾滋病的威胁还算是重视。只不过这是出于保护健康还是为了控制性行为，笔者的调查不可测知。
测验题是：“有人说：只要在性生活中，正确地使用完好的避孕套（安全套），就不会被传染上艾滋病。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正确回答的少男占23.8%，高于接受过学校讲授的比例；可是少女则仅为9.9%，连接受过学校讲授的比例的一半都不到，也远低于受过家长传授的比例。由此笔者可以推测，学校和家长对少女进行性病艾滋病的教育，恐怕更多地是以此来进行恐吓，才使得她们连正确的预防知识也不敢相信了。
避孕套（安全套）
既然进行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教育，那就离不开避孕套（安全套）的获得与使用。对此，笔者没有询问学校和家长的教育的多少，而是直接测验少年们现有的知识：“有人说，只要去街上的药店、超市、计划生育用品店、成人用品店，都可以买到口服避孕药、避孕套（安全套）。请问，以前您知道这个情况吗？知道多久了？”备选答案是：1．从来不知道；2．在一年之内知道的；3．早在一年之前就知道了。
少年们的回答结果使得笔者唯一一次松了口气：少女中有38.9%已经知道了；少男更多，占48.4%。这是上面所有的性知识测验中正确率最高的，而且它也是最实用的。虽然从知道如何获得“套套”[⑤]到真的使用还相当遥远，但是毕竟是可喜的第一步。
不过据笔者所知，在目前的中国，敢于公然告诉少年们去哪里找“套套”的学校和家长绝不可能很多；因此这个最高正确率恐怕还是要更多地归功于避孕套推销商的不懈的广泛努力。
在上面的论述中，关于买避孕套的知识，笔者没有询问学校与家长的教育。因此笔者把剩下的5个接受性知识教育的程度（每个都是0－4个等级）汇总起来，就得到一个可以反映性教育总体程度的平均等级（0－4级）。具体情况见图一。
从图一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首先，少年接受过的性知识教育少得可怜，平均起来大于在1.5级左右，相当于处在从（1．完全没有讲过）到（2．讲过很少）的中间。从具体情况来看，学校讲授的等级低于2的（连“很少讲授”都达不到）在少年中竟然高达73.5％；家长传授低于2级的则更是高达86.6％。对此，笔者只能再说一次：这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少女受到的性知识教育比少男还多一些，
尤其是家长的传授更多一些。这对少女自然是好事，可是少男为什么被相对忽略了呢？也许是因为成年人普遍认为少男自己会去寻求性知识的，所以才掉以轻心。但是这不也是一种失职吗？
少年的性知识测验得分
这方面的情况更加令人担忧。见图二。
图二首先表明：在5个性知识里，至关重要的避孕知识的平均得分是最低的，尤其是少女的得分平均仅仅2分，也就是相当于测验题里的选项2：“比较错误”。
其次，除了月经知识以外，其他4个知识以及总计得分都没有达到3分，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测验题里的选项3：“我说不清或不知道”。说白了，这其实就是糊里糊涂外加偏错。
这是2010年的中国应该出现的局面吗？我们的下一代自己愿意这样吗？成年人的社会对此视若无睹，是不是一种失职甚至是一种损害？
谁来教育更有效？
虽然中国教育部已经三令五申要求学校开展青春期教育，但是人们仍然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争论：性教育究竟是由学校进行好，还是由家长进行好？在这方面的众说纷纭中，实证研究仍然暂付阙如。
笔者把少年的5个性知识的平均正确程度（1－5分，最低1.4分最高4.6分）作为因变量，把学校讲授与家长传授的平均程度（都是0－4级）分别作为自变量，再把性别、年龄、上学的年头作为控制变量（为了简明，汇总表中不予列出），对5个性知识分别进行复杂样本的Logistic回归分析，最后把所有的模型效应检验的结果集中在表一之内。这样，读者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笔者的检验结果，从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知。
表一：模型效应检验的汇总表
（分别5个Logistic回归分析，因变量：性知识的回答是否正确，0＝错与说不清，1＝对）
性知识
变量
Sig.
Exp(B)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下限
遗精
.194
.710
.423
1.192
家长传授的平均程度
.000***
.398
.244
.651
月经
.011*
.655
.473
.908
家长传授的平均程度
.684
.924
.630
1.354
自慰
.035*
.507
.269
.954
家长传授的平均程度
.977
.990
.482
2.032
避孕
.163
.736
.478
1.134
家长传授的平均程度
.222
.728
.436
1.214
性病
.274
.818
.569
1.174
家长传授平均程度
.005**
.659
.494
.878
控制变量
性别、出生年月、上学的年头
（从略）
样本＝1568人；分层＝2；单位＝179；***＝相关最显著（<.005）；**＝比较显著（<.010）；*＝显著（<.050）
表一首先告诉我们：对于少年的5个性知识的回答正确的平均程度发挥了最大作用的，是家长传授遗精知识的平均程度。如果家长的传授增加1分（就是把传授增加一个等级，例如从完全不讲增加到只讲一些），那么少年的正确程度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39.8％。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少男出现首次遗精的年龄参差不齐（10－17岁），学校讲授很难掌握最佳时机；而家长在朝夕相处之中却可以送上“及时雨”。
其次，家长传授预防性病的知识的平均程度也发挥了比较显著的作用。如果家长的传授增加1分，那么少年的正确程度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65.9％。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的预防性病教育必须是科学严肃的，常常令少年们觉得味同嚼蜡；而家长的传授往往借助于现实生活中的鲜活事例，清新隽永。
第三，对于月经知识，学校讲授的平均程度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它每增加1分，少年的正确程度的可能性随之增加65.5％。这主要是因为在一般中国家庭中，传授月经知识的主要是母亲，而母亲在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显然远不如学校里的老师或者校医。因此即使每一位中国母亲都传授过月经知识，但是孩子记住而且生效的，依然主要是学校的教育。
第四，自慰知识也与月经知识类似。学校讲授的平均程度每增加1分，少年的正确程度的可能性随之增加50.7％。
总之，笼统地讨论谁来教育更好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笔者的发现是：父母或家人传授遗精与预防性病的知识更为有效，而学校讲授月经与自慰知识更为有效。
但是笔者还遗留下一个问题：无论学校还是家长，无论讲授得多还是少，对于少年的避孕知识的回答正确程度都没有发挥显著的影响，其实就是无效。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学校还是家长都把避孕教育视为险途，或者绝口不言，或者云山雾罩，当然注定无效。可是，笔者也无法发现有效的教育途径究竟是什么。这是问卷调查的先天缺陷，只能留待更多的研究者去探讨。
性知识与性行为
众所周知，阻碍我国性教育发展的最主要顾虑是：害怕青少年的性知识多了就会“越轨”。笔者并不准备专谈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实证结果可以提供给读者，请看表二。
表二：少年的性知识正确程度与其是否性交过的关系
（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性知识的回答正确程度，1－5分）
变量
Sig.
是否与任何人有过性交
.145
以下是控制变量
性别
.168
出生年月
.265
上学的年头
.184
是否还在上学
.192
（已校正的模型）
.161
（截距）
.369
模型效应检验：有效样本＝1559人；复杂样本加权：分层＝2，单位＝179。
表二告诉我们：少年的性知识的正确程度与他们发生性交的可能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性知识的正确程度不会增加性交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放心大胆地开展性教育。但是，它也不会减少发生性交的可能性，因此凡是希望把性教育作为“灭火器”的想法与做法注定会大失所望。
其实，任何一个少年如果发生了性交，肯定有众多的原因与考虑，也需要众多的条件与机会，还有赖于众多方面的能力与经验。这些往往都是成年人社会一无所知或者难于理解的。性教育与性知识只是其中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因素，因此凡是把性知识与发生性交这两者直接联系起来说事，不是心智欠成熟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性教育应该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目标置于促进青少年自己的权利、快乐与健康。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①] 男，1950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博导、所长
[②] 女，1977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讲师、副所长
[③]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资助，项目号1105-0577。
[④]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10月。
[⑤] 网上流行的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