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性存在
潘绥铭
《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104－110页
摘要：本文以“性存在”作为核心概念，分别以例证法揭示了当前中国城市里的性存在状况、其社会原因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
性存在包括3个组成部份。在性的生物存在方面，本文着重揭示了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在性的心理存在方面，着重阐述了性学语言系统的建立。在性的社会存在方面，着重考察了性方面一系列变化的社会表现。性存在还有5个直接相关物。
本文分别论述了性与性别、与爱情、与婚姻、与生殖和生命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性变化的原因，本文归结为主要是人口结构的变动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变迁。在未来发展方面，本文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基本趋势。
作者：潘绥铭，男，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性，是以特定的生理反应周期（唤起、持续、高潮和消退）作为最终表现的一种生命现象。但是在人类中，它已经扩大为一种系统的“性存在”（sexuality）。其内部结构至少由3部份组成：生物存在—特定的构造、机能及其实现过程；心理存在—主体对于生物存在的感受与认知；会存在—前两种存在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实际表现形态。性存在至少有5种直接相互作用物，构成它的相关结构：性别、爱情、婚姻、生命周期和生殖。因此，“性社会学”应该是对于系统的性存在的社会学研究，而不只针对性关系或性间题。[①]
本文据此框架探讨当前中国的性存在的状况，既包括性观念也包括性行为石本文强调其变化的方面，主要反映城市中的情况，所举数据均为报告发生率[②]并仅视为例证。
一、八十年代前的性存在模式
至晚从清朝康熙到乾隆年间起，[③]中国已形成了以“合阴阳”为基础的生殖工具化的性存在模式—按照传统性别角色，以生殖为最终价值目标，限于婚内，以夫妻恩爱调节，排除少儿与老人，不可言传，被视为低级本能的生命现象。只有在此范围内，而且按此排序，社会才承认性的合理与价值。它不是肉体禁欲主义，而是一种精神禁锢，主要反对性的“寻欢作乐”。
“五四”时期新文化对性存在的作用，主要是引进了当时西方的浪漫主义爱情观，但几乎所有研究者仍囿于传统的阴阳相合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是确立了相当彻底的一男对一女的性关系。[④]其次是使性存在服从于其他的、与性相关甚小的社会大目标。这种倾向在“文革”期间达到极点，形成了相当彻底的“无性（表现）文化”。[⑤]
总之，既往社会的共同规律是：在内部结构方面，把性存在强行压缩为单纯的性；在相关结构方面，则把各相关物扩张为只对性存在发挥单向的制约作用。这样，中国人的性交并不少，[⑥]人口在急增，但在文化上，性存在却似乎不存在了。作为反动，80年代以来性存在的变化也必然反映在这两方面。
二、内部结构的变化
（一）性与生殖开始相时分离
客观上，生殖只是性存在的相关物。但既往社会都把性的生物存在规定为只是生殖过程的前半部份，因此性的心理存在和社会存在就几乎都是不必要与不合理的。这是对性存在的最彻底的压缩，也是反对任何性快乐的首要理论基础。近年来的变化必然首先是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只不过这变化并非从性方面开始，而是计划生育工作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歪打正着。其具体表现是：
1.它使性的价值观出了多样化的余地。在生够规定的子女后，性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于是性快乐主义倾向开始出现。只有11.3％的被调查者认为性生活是为了生儿育女，却有41％和27％的女人希望尽量多地和每次性生活都获得性高潮。[⑦]
2.计划生育普及了最基本的性知识，客观上开始打破性“不可言传”的禁忌。笔者5次具体性行为调查的反馈率，[⑧]从1986年到1991年为64％到87％之间。
3.避孕和人工流产的合法普及，客观上削弱了私生子女对其非婚父母的惩罚意义。焦作市1989年女性婚前处女膜破损率为52％，但未婚先孕者仅为4.4％。[⑨]1991年北京市大学生中，因怕怀孕而没有发生婚前性交的仅占4.1％。[⑩]
4.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减少，客观上增加了人们过性生活的时间与机会，也提高了性高潮频率[⑪]—同年龄组中，一孩之母的频率比多孩之母高27％。[⑫]
（二）女性开始成为“有性人”
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女性的性的生物存在持多重态度。讲生殖时歌烦母亲，讲三从四德时否认女性有性需求，讲“女色祸国”和“劳色伤身”时又恐惧之。这样，人类的一半的性存在就被更深重地压缩了。这个“无性文化”的根基之一，是首先被女性自己在近年来打破的。
这主要表现为：女性日益重视性生活对自己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对丈夫和婚姻的意义。在每10次性行为中，女被调查者平均获得4.1次性高潮。但认为自己目前的性高潮次数太少的仍占41％，认为正合适的占48％，认为太多的只有n％。相关分析表明，在影响性高潮频率的26个因素中，女性自己是否希望更多地获得，排在第一位。女性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对自己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不是性交次数，而是性高潮的频率。这带来行为方式与观念的变化：
承认女上位最适合自己的被调查者占l.4％，其他非男上位占16％。[⑬]另有32％已婚女被调查者认为，女性性欲比男性强。[⑭]这些数据所表明的，不是必定真有这么多人做，而是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女性肯于并敢于表述自己的性存在。
因此性生活也许已有“阴盛阳衰”。笔者接待的男性求询者中，62％是由于妻子不满意才认定自己阳屡或早泄的。贴满各地大街小巷的“专治阳疾早泄”的广告、公开出售的数十种“夫妻快乐器”及“壮阳药”，表达的不是中国男人一夜间都崩溃了，而是男性正在适应变化中的女性，从而也就改变着自己和整个性的世界。
作为“有性人”，女性开始敢于暴露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份。关键问题是：裸露是性刺激还是美？71.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性才有美，但毕竟是一种升华。[⑮]
（三）性正在变得可以表达
这就是性的心理存在和社会存在逐渐复原。它的最根本表现并非色情品传播，而是中国终于有了一套依托于科学的、可以供人们表达“性”的语言系统—性学词汇。以往社会的性精神禁锢，不仅靠不可言传的禁令，更靠无法言传的语言现实。除了莫名其妙的书面婉语，一个人哪怕只是思考性事，也会立即掉进骂娘话、脏话和粗话的烂泥坑，连自己都无法容忍，还怎么表达？80年代，尤其1985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92年6月各类性学书籍已有216种。[⑯]正如传统性道德（包括乱伦禁忌）主要靠骂娘话传袭一样，性学词汇客观上也在传扬着新的基本性观念和新的、非道德化的价值判断标准。舍此，中国便永不会有性医学、性教育等等。[⑰]
当然，非法色情淫秽物品也在蔓延。1989年初，27.6％的人报告自己看过直接描绘性交细节的图像材料。51.2％的人想看（重叠统计）。[⑱]到1991年3月，数据分别是34.。％和50.5％。[⑲]此外，公共场合中他人可见的异性亲呢行为，在7城市中从1985年到1990年，数量在曲折上升，行为限度在缓慢扩大。[⑳]
（四）性生活的感情色彩正在增加。
虽然没有历史数据可比较，但定性地看，中国人至少在婚内，正从庄严履行义务的“敦伦”向生物意义为主的“性交”再向情感化的“做爱”转变。夫妻有过唇接吻的占76％，手摩女乳占59％，抚摸对方身体占57％，手摩女阴占47％，舌接吻47％，手摩男阴33％，口刺激女乳27％，男对女口交24％，女对男口交17％，涉肛行为7％。[21]当然，这些数据也同时说明行为禁忌或表达禁忌仍然强大，但性的心理和社会存在确实有所复生。
讨论性存在的内部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模式，更不意味着三种存在必须在量上相等。人类性存在的历史趋势，是后两种存在的不断扩大。此处的讨论意在表明变化之深之大之速，并强调性社会学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内核的整体，而不仅是社会热点话题。
三、相关结构的变化
既往社会用相关物来单向制约性存在，可以总结为几种“唯xxx论”，例如前述的“唯生殖目标论”。现在，性存在并没有变成“反生殖目标论”等等形式，只是不再“唯”了，或者说，不“唯”的那些现象日益显现了。同时，性存在对相关物的反作用也日益显化。双向互动正在发展。
（一）性的“唯性别论”已非一统天下
首先是性活动中的“唯传统性别角色论”正在崩溃。除前述情况外，非法的男向女卖淫[22]、男向男卖淫[23]和女向女卖淫[24]也可作为极端的例证。因此法律中的“容留妇女卖淫”的提法已改为“容留他人”。[25]
其次，性活动的“唯异性之间论”也受到冲击。北京1991年男大学生承认：仅有过同性间性活动（包括具有性刺激含义的触摸）的人占16.6％，仅有纯粹心理上同性恋倾向的为8.4％，两者均有的占4.2％。女大学生中则为15.2％，10.1％和2.6％。[26]若观念未变，恐无人会报告的。
最后，中国首例变性（别）人[27]冲击了生物存在上的“唯生理性别论”。
（二）性活动的“唯婚姻决定论”有所削弱
讨论性与婚姻的关系，应该首先着眼于婚内性生活的状况和意义，而不是婚前和婚外性关系。解放后的两部婚姻法虽然把民国法中的有关内容都删掉，只字未提夫妻性生活，但性对婚姻的作用之大，却达到连调查者开始都不信的程度。在与婚姻满意程度有关的65个因素中，性生活方式是否满意（冷淡、粗暴、缺交流或变化等）这一因素，在丈夫心中是第4位重要的，在妻子则是第3位。认为性生活方式合适的夫妻，92％和96％也认为婚姻是满意的。性不和谐的夫妻则有31％和38％也不满意婚姻。同时，性生活质量更多地作用于婚变可能性（是否想过离婚或寻找婚外异性朋友），在65个因素中排在第3位（妻子）和第2位（丈夫）。它的最大影响则是作用于当事人目前的精神状态，在65个因素中排在第2（丈夫）和第1（妻子）。性因素的作用超过教养子女、做家务、日常交谈和活动以及一切客观因素（住房、收入等）。
真的把性不和谐作为理由提到离婚诉讼中来的人只有8％，但在心理咨询中，归根结底由此引发的却达47％。[28]此外，妻子的性权利和婚内强奸两问题也已见诸于中国报端。[29]性正在从婚姻副产物慢慢变成婚姻必要物，甚至是基本动力之一。
“婚前性交”最引人注目，观念变化也确实很大，但其定义也最模糊，行为与观念的差距非常大。
首先，“婚前”是指什么时候？婚礼在历史上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但婚礼前就性交的人在1958年前结婚者中占11.5％，1966年前结婚者中为31.2％，1979年前者为60.7％，1979年后则为81.2％。登记前性交在观念上正被宽容，从1984年到1989年认为它可以理解的人增加14.7个百分点，达到55.4％，至少也有30.5％，但承认做过的人只有15.5％[30]到18.3％。法定婚龄前性交者则只有8.8％。[31]
其次，跟谁？从1984年到1989年，认为性是私事的人增加20.4个百分点，达40.2％，认为性行为应予以控制的人减少25个百分点，仅占55.6％。[32]认为只要对方爱白己即可原谅其婚前与别人性交的男大学生为34.2％，女生为48.3％。但报告登记前性交的人中，89.2％是与日后的配偶，仅有8.9％是与当时的恋人，1.9％是与其池人。结婚后告诉对方的只有7.9％，对方告诉自己的只有5.3％。[33]
这说明贞操仍极重要，“性混乱”缺乏根据。变化原因恐怕更多地归于婚前恋爱次数的增加。1958年前结婚者平均只恋爱过0，6次，1966年前者为0.9次，1979年前为1.6次，1979年后结婚者则升为2.7次。[34]
比婚前性交发生率更重要的，是婚前异性交往中的行为界限正在扩大，似乎只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北京的大学生有93.2％爱上过异性，平均爱过3.1人；71.3％有异性密友，平均有2.3人，47.5％有过恋人，平均有1.0人，57.9％吻过异性，平均吻过0.9人（男吻1.2人，女吻。.7人），46.8％与异性有过性爱抚。也就是说，凡有恋人的几乎都有过性爱抚（刺激敏感部位）；而且10％的人吻过不是恋人的人。还需强调的是，虽然只有8.9％男生和5.6％女生报告自己已有性交，但守住最后防线的原因第一是觉得感情还不到那地步和生怕伤害对方感情（37.4％），其次是无机会或无欲望（23.3％），然后才是怕各种后果（20.3％），其中认为它不符合道德而不做的只有4.7％。[35]
“婚外恋”的报告发生率最高为18.9％。[36]除不敢说外，国人的概念含糊也是原因之一。认为它是纯精神恋爱的占37.2％，认为必有性交的占14.6％，其余人说不清。[37]但其称谓中的贬义却在日减。以前就叫通奸，80年代初叫第三者插足（已无奸字），1985年起又叫婚外恋（恋是好事），90年代起干脆叫情人或“傍肩儿”（近乎亲密战友）。[38]
考察非婚性行为时，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赞成它，而是有多少人不反对它；不是有多少人真在做，而是人们普遍相信有多少人在做。反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恋和“性是私事”的人，不仅都明显低于赞成者，而且大大低于总体的半数（26.2％到36.9％）。[39]这样，既有性道德的捍卫者就客观地减少了。与此同时，大学生们对他们当中婚前性行为发生率的平均估计数，比报告发生率高1一3倍。对性爱抚的相关分析发现，这种“舆论的真实”与当事人的行为的相关是最高的，超过爱情观、了解异性心理、是否看过性图像、性文学和性学书等5类性信息的作用。[40]这种从“众”的选择倾向与捍卫者减少在共同作用，构成非婚性行为增加的重要原因。
（三）性活动的“唯夫妻恩爱论”正变为由浪漫爱情主导
传统的夫妻恩爱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强调相濡以沫和白头偕老的、日常生活形态的。浪漫爱情则只存在于不断寻求和发展中，强调激情相互沟通并且可变易变。显然，在城市中较高文化较年轻的各群体中，后者正在成为性活动的主导。具体例证前边已有。它们提醒性社会学：不能只讨论各种非婚性行为，该研究那些“非爱性行为”了。
（四）性存在的显化使人们对生命有了新认识
首先是“唯成年人论”正在被打破。除部份舆论还对少儿性反应和性游戏大惊小怪外，社会不得不承认和重视青少年与老年人的性存在。不是青少年需求性教育，而是他们的性存在迫使社会只好给予教育。其次是性的“唯伤身论”基本破产。就连“手淫有害论”也市场不大，因为86％的大学男生和5。％的女生敢于报告自己有过手淫。[41]其三是性病的重新传播和艾滋病的导入迫使社会考虑：罪责究竟在性还是在菌？其四是性犯罪和漂娟卖淫的增加也迫使社会重新认识在这种商品交易中生命尊严和性的价值何在？打击重婚纳妾和拐卖妇女更是出于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新认识。
四、原因与前景
最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结构的文化变动。80年代的青年正是60年代初生育高峰的那一代人。他们的父母又恰恰是亲身经历“文革”的那一代人。“文革”的“无性”太彻底，结果青年连传统性道德也少有学到，父母则是既不愿用“文革”那一套，又不知该用什么来教育。终于造成1985年后日益明显的“反哺”现象：许多中老年从管束青年转向崇拜年轻追随时髦，理解和宽容青年的人就更多。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社会对性存在的管理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否则，许多现象古已有之，何以不成气候？
第一方面是，社会管理的目标正从维护道德转向维护秩序，有的事上已发展为维护权利了。道德本位的管理必然形成“各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如斥责女上位是颠倒乾坤，后入位有背夫之嫌等等，[42]①因为它的口号是“提倡的才许做”。秩序为本的管理的口号是“不危害社会就不管”，因此它把多性伴侣、群交、公然的同性性行为等归入扰乱治安，形成“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但同时，它也不再制裁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中两厢情愿私下进行的那些人和事。80年代以来这已成定局。权利本位的管理则以“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以做”为口号，例如它并不制裁日增的公然亲昵行为，却开始处理丈夫强奸妻子的案件。
第二方面是，既有的社会管理手段正在失效，表现为：
1.人口流动、单元住房、代沟等等都使群体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大为削弱。
2.工作单位的经济化和功利化、业余生活的丰富、管理上的条块矛盾等等，都淡化了组织对秩序的维护功效。
3.不少人仍想把性存在依附于某个政治目标，反而造成不存在主导的性价值学说，使个人、群体和社会对性的解释系统都出现混乱或自相矛盾。
4.与性存在有关的行为训练既不可能再搞“不苟言笑”，又不知如何“潇洒浪漫”，结果弄出些“一点正经没有”（王朔语）。
5.基于“中国人”这一概念的性道德已按地域、性别、文化层次、年龄等因素分化，社会却难于承认性方面的不同利益集团。这使得强化管理手段似乎成了目的，当然失效。
至于将来，预测必变与预测不变同样危险。因为：
1.80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在21世纪初将成为人数少而长辈多（“四二一结构”）的青年。变则变在长辈们溺爱式的宽容，不变则因其势单力薄。
2.随经济发展和生活多样，社会可能承认性是私事，但也可能因性病、艾滋病或嫖娼而强化对个人的控制。
3.核心家庭与婚变增多可能使性活动更少束缚，但社会竞争加剧也会强化家庭的“围城”。
4.浪没爱情观的普及有利于防止性的纯生理化，但唯其太难觅，可能使人反而只求性满足。
5.妇女运动可能带来性方面的男女平等，也可能引发性别“战争”。
6.珍视生命可能促进赞赏性动力，也可能更加节性保身。，··…
总之，不管唯什么决定论都会失算。但在强调“一切在子我们的选择”的同时，也不成忘记：以婚姻为本和格外重视天伦之乐是东亚文化圈的精神特点之一。圈内各小龙，甚至部分地包括日本，都还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性革命”，孔夫子的故乡就一定特殊吗？
责任编辑：谭深
[①]性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的性如何从生物存在演化为整体系统存在。其次的层次是研究性存在的现状与运行机制。外表层次才是研究与性有关的社会问题。
[②]性行为发生率可分为：真实发生率、报告发生率（人们肯对调查者承认的）、印象发生率（人们的估计）、舆论发生率（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估计）。
[③]此前中国曾有房中术与明末清初的性快乐主义大潮，并非铁板一块。
[④]此前的“一夫一妻制”允许纳妾与缥妓，因此不用这样的术语。
[⑤]它也必然有相反的极端。除犯罪外，青少年性乱团伙、卖淫以及性描写手抄本，至迟从1972年起已有出现。
[⑥]史希来《用AIC和对数线性模型对中国第二次深入生育力调查数据的分析》，《国际统计学会文集1991》，海牙。
[⑦] 1989年笔者自费对27城市的1279人“滚雪球式”挂号邮寄调查。有效应答率76.6纬。报告未发表。
[⑧]有效答卷加上回答虽不完整，但明确表示愿答的返回问卷及书信、电话和面谈。对考察接受程度而言，这种“反馈率”极有意义。
[⑨]胡庆军等：《焦作市1986年与1989年未婚先孕下降趋势比较》，《中国性学》〔内部发行）1992年第一期第32页。
[⑩] 1991年3月笔者自费对北京市正规高等院校全体本科生的分层等概率抽样挂号邮寄调查。在抽样误差成0.04，置信度0.95，对应概率1.96的情况下，1026个样本可以推断总体。有效应答率55.3％。报告未发表。
[⑪]最近每10次性生活（不仅性交）中达到几次性高潮。这是性行为调查中的核心指标。
[⑫]前注笔者1989年对27市的调查。
[⑬]前注笔者1989年对27城市调查。
[⑭] 1988年笔者自费对4城市中808位工人、服务人员和干部的集体填答调查，结果未发表。
[⑮] 1989年2月，笔者深、史希来、周孝正对上海“油画人体艺术大展”18万观众的等距抽样调查，1856样本，应答铝86.7％，部分报告见美国《性行为档案》21卷1期。
[⑯] 吴宗健统计，未发表。标准为：书名中有性字及主要内容是讲性的，不包括文学艺术类及图象类。
[⑰] 没有性学词汇，笔者也不可能从1985年起一直在人民大学讲授性社会学课程，更不可能向3000余成人教育学员讲。
[⑱] 前注笔者等人1989年对上海“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观众的调查。
[⑲] 前注笔者1991年对北京高校本科生的调查。
[⑳] 1985－1990年笔者自费对23，532例公开亲昵的观察与模式分析，报告见香港《性在亚洲》（英文）。
[21]前注笔者1989年对27城市调查。
[22]张蜀：《卖淫的一种新畸态》，《社会》1992年第8期。
[23] 1992年笔者承担世界卫生组织课题对男同性恋高风险行为的调查。报告未发表。
[24] 1990年笔者咨询个案及随访调查2例。未发表。
[25] 《全国人大关于打击缥娟卖淫的决定》，1990年。
[26]前注笔者1991年对北京市高校本科生调查。
[27] 《扬子晚报》，转软于《南方周末》1992.10.3。
[28] 1989一1990年，笔者承担北京市婚姻研究会“七五”课题，对1217位已婚男女的比例分配抽样调查。面访自填，有效应答率为80.3％。报告及所引的课题其他部分数据，见于北京市政府将内部发行的《北京婚烟新情况》。
[29]前者首见于1986年9月《中国妇女报》。后者首见于1991年2一8期《妇文生活》。均有案例。
[30]前注笔者承担北京市婚姻研究会“七五”课题。
[31]李银河、王晓波：《婚前性行为规范》，《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第5期。
[32]前注笔者承担北京市婚姻研究会“七五”课题。
[33]前注笔者1991年对北京市高校本科生调查。
[34]前注笔者1991年对北京市高校本科生调查。
[35]前注笔者1991年对北京市高校本科生调查。
[36] [36]李银河、王晓波：《婚前性行为规范》，《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第5期。
[37]前注笔者承担北京市婚姻研究会“七五”课题。
[38]定义与来源参见笔者：《北京的傍肩儿》，《社会》1992年第8期。
[39]前注笔者1989年对27城市调查。
[40]前注笔者1991年对北京市高校本科生调查。
[41]前注笔者1991年对北京市高校本科生调查。
[42]详见明清之际小说：《肉薄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