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模式的核心就是在社会的公共治理之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和展示人类的悲悯心，用爱与自由意志构建新公共空间，并展开竞争，从而创造新公共产品以缓释市场经济创富竞争造成的社会鸿沟与冲突
撰文：何道峰(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
人需要经过十月怀胎而生。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胎儿的存活率非常低。在漫长的哺乳期和成长期，孩子在18岁成年之前，都非常脆弱。人类以前的死亡率非常高，在两三百年以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在四十岁左右。换句话说，十七八岁才有独立存活的能力，但是很快，再过二三十岁就接近死亡了，死亡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频繁的。人类没有锋利的爪牙，也没有厚实的皮毛，人的奔跑能力、抗冻抗热能力很差，攀爬能力也不强。人类保护自我的能力很弱，人在动物界里面是非常脆弱的。因此，就人类个体来说，从出生到存活，平安走完生命的全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此，人是脆弱的。脆弱是人类个体最本质的特征。
因为人类个体具有脆弱性，所以产生了对社会严重的依赖。例如，孕育期对母亲的依赖，成长期对家庭的依赖，成人期对社会组织的依赖，老年期对社会和家庭的依赖。这种依赖性决定了人类只能是社会性动物。
人类是不可能以个体单独生存的动物，而是群体动物。这就是人的群体特征。人类想要依赖社会，同时又想从社会中独立出来，这种矛盾的想法会让人在一生的奋斗历程中形成追求自由与受到限制的搏斗，也构成了人作为主体冲突的主旋律。
人类的依赖性导致人类相互之间频繁的联系。如果没有联系，人类会感觉到孤独。人类是需要有联系的，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人类因此获得自信心和胆量，能够应对外面复杂的环境。最重要的是，人还是需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可。换句话说，人对自身价值的定义，经常不是从自己出发的，往往是别人怎么看我，从他人的评价当中获得自信、自尊以及存活的价值。
因此，人类需要社会的评价机制和教育。这种机制和教育开始孕育独立人格，对行为的约束，从而生成个人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人在他人的社会定义中，学会如何看待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个旋律推动了整个社会组织化的发育。
人与动物的不同即是人在这个社会与个人的冲突过程中一点点演化而来。因为人在年幼和年老的时候所产生的无助感，在社会认同当中发育出一种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同情心。同情心就是来源于人类个体需要他人关照，会对别人身处的苦难感同身受。按照孔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说，人类用自身年幼和年老期间所感觉到的无助，来推断他人，同时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这就是人类普遍的同情和悲悯，也就是慈善的根源。慈善的根源就是来源于人类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从而产生人类对德行和价值判断的需求。因此，人类的慈善和公益的公共精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公益和慈善并不是因为我们强大而产生，而是因为我们弱小、有依赖性、有社会依赖需求而产生。这样的需求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培养的。这一生命主旋律推动人的自我认知与反思，从而推动了同情、悲悯，最终是慈善与公益的公共精神或社会德性的形成。
人类的历史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伴随着残酷杀戮的，第二部分是伴随着公益慈善的。杀戳体现的是相互定义不认可的一面，公益慈善体现的是人的同情和悲悯的一面。卢梭有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枷锁指的是人始终逃脱不了这种社会定义导致的对自由的局限性。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7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东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锲而不舍地同利己主义作斗争，认为人不能完全为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通过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催生利他的社会同情心和善行，就是想推动人类公共精神的形成。
人类的同情心和善行并不是一天就诞生的，有文字记载至少有2700年的历史。读遍东西方的各种著作，注重欲望、物质和现世财富的利己主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从未得到普遍的哲学和宗教认同，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赞同利己，进行歌颂。这是人类的个体认识和群体认识试图在哲学和宗教中进行的协调与和解。三大世界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道、儒，和无数的地区性宗教，数千年来都为此而战，目标都是限制人的利己主义一面，提倡公共精神、悲悯和同情心。
但是，到了近现代的时候，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市场化，则从社会群体行动上推动了公益市场化的探索。之前的2700年的探索，基本上是在精神层面上，人要有悲悯、同情心，对苦难要给予关注。但那个时候总体上对个人主义是抑制的，是理性主义的。到了近现代的时候，通过文艺复兴与经验主义哲学推动，个人主义在这个时代得到特别的强调，个人主义与公共利益呈现出完全的对立冲突，而正是这种大规模冲突，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益”发育。
二、近现代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市场化推动的公益市场化探索
英国的洛克在笛卡尔基础上通过著名的经验主义为现代文明找到动力源，为超越家庭的个人自由主义奠基，为现世个体欲望及现世体验的合理性建立哲学基础。
英国哲学家洛克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相当之大，因为他的经验主义哲学奠定了我们现在的个人主义基础。理性主义自古希腊开始统驭西方思想近两千年，理性主义发问什么是真正的存在，什么是终极的存在。真正和终极的存在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只不过是种种形式的东西，都会形成过眼云烟，并不是真正的实存和真理。那时所有的哲学都在探讨什么是终极真理，因此我们要追求那些藏在现象之后的存在和真理。这就是理性主义。但我们要追寻的那个看得见的事情背后的看不见的存在和终极真理是什么呢?基督教的最高存在和终极真理是上帝，佛教认为最高的存在和真理就是佛陀和空。但是，洛克的经验主义告诉我们，除了最高实存与终极真理，还存在很多次级真理，如现代科学实验和我们的经验揭示的定理，因此除了遵从终极真理之外，我们也要注重人的现世体验，这两个方面的真理不能全然对立，不能说没有看见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看见的东西就一定是不好的。
经验主义是相对于理性主义提出来的。在哲学上，他为现代个人利己主义找到了一个哲学基础与动力源，也就是说从洛克开始，奠定了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在这以前，人类注重家庭，对个人的感受是很少注重的。从洛克开始，把个人从家庭里分离出来。如果没有对个体经验最大程度的重视，所有的现世东西都不值得重视，那就很难有现代个人主义的立足之地。这看起来差别很微小，其实家庭和个人的差别非常之大，因为现代的市场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所以，洛克为现世个体欲望及体验的合理性建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在洛克之后，出现了哲学家休谟、边沁、穆勒，他们在哲学和经济学的边界上，完善了现代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理论认为，如果制度设计好了，可以让个人的利己主义与上帝利他使命的千年冲突得以和解。上帝之心充满了爱他，他爱所有的人，他是一个无我的最高化身。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注重个人，还可能利他吗?还可能有公共精神吗?这几个哲学家说可以做到，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竞争机制之后完全可以做到，形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非零和共赢博弈。这个博弈不是零和游戏，不是说你赢了，我必然输了。比如说我要办个企业，生产手机，生产的时候当然是为了自己赚钱，但是因为有竞争存在，因此我就要把手机做得不仅质量好，同时价格要低廉，就有利于消费者。另外我要生产手机，要吸收就业，要发工资，客观上就利了别人。此外还要缴纳税收，政府通过税收，解决了低保，帮助了穷人。所以说主观上为了自己，客观上为了别人。这个设计，他们认为完全可以解决个人主义和公共精神的冲突。这个发现，今天看来，觉得不怎么样。但在当时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扔进了一个巨型核弹，将整个世界的思维都引爆了。
据此哲学推断，亚当·斯密进一步设计了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机制的安排和管控下，市场能够将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通过竞争制度的安排导引到客观为他人、创造公共利益福祉的结果上来，成为解决利己主义与上帝公共精神冲突令其和解的“看不见的手”，政府则转变为简单的“守夜人”，人类的千年冲突命题消解。
纵观此后的经济发展史，市场经济的实践确实极大地创造了人类财富。近300年来人类创造的财富与过去人类创造的财富相比，是理性主义时代的人类无法想象和企及的。但是个人主义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并未消解，而是演释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与社会阶级冲突。于是在18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了。
马克思认为，个人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更剧烈了，虽然财富增加了，但是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更悬殊了，大家更加紧张和不安，不幸福。问题在哪里?马克思说，根源是财产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决定了这种冲突，要把这种私有财产制度取消，代之以公有财产制度，便能达到一种新的公共和谐。这个诱人的理论设想，令无数的年青一代迷醉不已，前赴后继地参加了这场砸烂私有财产制度并用公有财产制度取而代之的大探索。世界上大概有超过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参加了这次旷世实验，实验的时间长达百年。但是成效甚微乃至鸡毛一地，因为这等于从根本上抽掉了洛克的个人主义现世体验基础，抽掉了现代市场文明的动力源或曰发动机。实验所到之处国家贫穷、物质匮乏、极端民族国家主义对个人的奴役盛行，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全面丧失，斗争性劣根性甚嚣尘上。
绝大多数国家又不得不回归到洛克个人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重新培育现代文明必需的个人主义动力源。另一方面，在这种冲突中，没有参与公有财产制度试验的国家深刻反省这种制度中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的冲突，企图在洛克框架内寻求突破，于是第二种和平性实践探索悄然兴起，特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加速，表现为各种现代公益组织形式的NGO、NPO应运而生，这可谓是人类探索的第三条道路。在这些国家，人们寻找的这条新路，也是超越自我重新定义自我的方法，即通过捐赠的方式，通过让先富人群捐出时间和货币财富的办法，做公益，重建公共精神。这就导致了NGO、NPO大规模地出现。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层面出现了很多国际NGO。在国家层面，很多双向的援助也变成了双边的、多边的NGO，还有大量的民间NGO。比如美国，这个领域占到就业的12%，占到GDP的10%。
这种籍由现代公益方式回归的第三条道路，是通过公益找回人类的新公共精神，并找到了调解个人利己主义和上帝公共精神的新路径、新方法与新模式，找到政府和个人之间的新调节器和填充剂。实践再次证明：凡是以极端否定的办法憧憬的人类社会理想都是行不通的，中间道路反而走得通。这种公益模式，核心就是在社会的公共治理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制度性安排，以引导和展示人类的悲悯心和公共精神，用爱与自由意志构建新公共空间，并展开竞争，从而创造新公共产品以缓释市场经济创富竞争造成的社会鸿沟与冲突。这种办法也相当于鼓励私人自由提供公共物品，允许大家花自己的金钱、花自己的时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公共所需的事务。把这个次公共领域开放，把公民权利与责任写进宪法，让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这样就释放了先富人群的很多潜能，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和解的现代公益新道路。
对于个人来说，怎么创造财富是一个永远的课题，怎么正确使用财富是一个更大的课题。这种公共精神，为赚了钱的人用公益的思维手段正确处理财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通道与示范。没有这样的公共精神思考，
不可能有今天的公益现状。按基督教的思考，创造财富体现了上帝的荣光，是人的自由意志之表现。正确使用财富更能体现上帝的荣光，从而更是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
现代工业文明开启的制宪运动确定了人的自由与权利边界，自由结社权在任何现代国家宪法中都是人的天赋权利之重要组成部分。
在农耕文明时代，全世界都或早或晚最终恪守“君权神授、民权君授”的信念，君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老百姓的权利是君授予的。这个理念在工业文明的制宪过程中都被转变为“天赋人权、君权民授”理念。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上帝授予的，但是君权、统治权是老百姓授予的。这种制宪运动构成了通过个人自由意志推动公益构建新公共空间的法律基础。
公益和慈善到底是怎么样的差别?慈善是自人类群居以来就存在的“基于慈悲的善行”，公益则是后工业文明的产物，基于每一个国家的宪法里所规定的自由结社。公益性自由结社是宪法允许的，也是宪法鼓励的，目的是私人举己之力做公共事务，解决巨细之公共性问题，当然被允许和鼓励。因此公益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是私力介入公共空间构建的社会自治。税收是政府强制征收，是自上而下的公共支出。公益是自愿的自下而上的公共支出。我去动员那些愿意跟我玩的人，大家一起凑钱、凑时间来做一件我们喜欢做的公共事务。这件事儿不是自上而下的，是自下而上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
这种公共空间的构建，可以推动社会治理的扁平化、人性化和精细化。例如食品安全。全世界的食品安全问题都不是政府管住的，都是政府与行业协会共管的。行业协会响应政府自己制定过程标准，然后向全社会公开，让以媒体为代表的全社会来监督自己。100个商人做鸡蛋生意，有10个商人说要做好商人，向公众公开鸡蛋生产的全部过程标准，媒体和第三方可以监督，公众可以买了放心。其他商人要想加入进来，就得做好商人，就得按已公布之过程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有30个商人再组织一个协会，几个协会相互竞争，都要把自己的质量标准控制住。不加入协会的商人会愈变愈少，良币驱逐劣币。
所有行业都是靠社会自治解决问题的，仅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无数实践证明，这种事无巨细的小公共空间只能由社会组织来建构。再例如街道、小区管理，政府管不好，只能通过社会自治的、民间公益的方式才能做到精细化管理。在工业化城市化结构转型基本完成之后，国与国的现代化竞争就转变为社会自治的转型竞争。随着社会自治能力的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程度提高了，这个国家也就趋于更高阶的现代文明了。
那么人为什么有自由结社的动力?即人为什么愿意做公益这件事?这源于人性的开发与公共精神的导引。人在其基本需求满足之前，一定是围绕着自己的动机运转，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人的动机会转向对意义的寻找，就是怎么才能让我感觉到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怎么才能让别人觉得我有价值，怎么才能让我觉得自己有价值。在这个阶段，人会对生命意义和社会公共价值进行寻找，这是一个自我与社会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认知，可以说就是寻找社会肯定和自我肯定，肯定的东西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公共精神，即悲悯心、同情心和现代公共精神。人在精神与灵魂层面终会发现：当你减少乃至不关注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别人的更多关注。当你给予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得到。你给予的越多就得到越多。这就是公益自由结社的人性(说到底是神性)源头。
但是这种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社会组织，从外在管理上讲一定是公司化运作，要算投入和产出，要讲平等与效率，跟做公司没什么两样。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走入公益创业、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个行业，把公益做成创投，所追求的是公益的经营效率。但从内在讲，它必须有一颗公益的心，追求的目标必须是公益的。因此，用市场化方法经营自由结社的公益，对于社会的文明进步意义十分重大。
四、数量决定文明的性质—大数量级社会自治改造的公民自觉参与
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城市化率超过了50%，已有足够的剩余财富和剩余时间供人的公益自由意志所驱使，形成大数量级的公民自觉参与的公益结社与社会改造运动，从而构建继市场经济创造财富之后的社会市场化文明。数量决定文明的性质。
第一，基于悲悯与同情的弱势关注与扶持(浅化鸿沟、缓解冲突)。大家平时更多讲的还是慈善，不是公益。所谓慈善就是一定带悲悯心和同情心的善行，是为了缓解社会冲突、浅化鸿沟，帮助儿童、妇女，帮助生病的人，帮助那些家庭条件很困难的人。
第二，基于人类博爱的人道主义救援与世界公民精神(发展后的国际责任)。你愿意做个什么样的人，决策权在你手里。你愿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引领国家还是一个自我得瑟的奇葩国家，决策权也在你们这一代人基于个人抉择所形成的公共选择里。
第三，基于行业自律与人类德行的行业协会与合作社行动(行业社会责任与保护)。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如何解决?其实很简单，第一招，国家立法。食品都是一样的，全世界一共两大标准体系，一个是欧盟的，一个是美国的，日本走的是欧盟系统，中国可能走不到那么精细化，可以走美国系统;第二招，放开行业协会，让有良知的商人建立行业协会，宣布过程标准。现在的好消息是开始允许一业多会并与政府部门脱钩。当然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四，基于居住美好新公共空间构建的城市社区民主自治行动(社区民主与自治)。知识分子、大学生特别喜欢谈民主，但是如果连你居住的社区都没有民主，你能空谈这个国家的民主吗?所有的公共精神都是从小的地方做起来的，不是讲出来的，天下所有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要空谈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个体的血管里都奔腾着2500年专制制度的血液。民主除了一些理论概念之外，我们没有实践过。到哪里去实践?坦率地说，到公益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实践。因为在这里，做的是公共事务，捐的是私人的钱，没有必要也无法去搞专制。你要听别人的意见，建立并尊重一种程序，不要绝对权威，通行多中心、多元文化。社区民主很重要，现在城市里的社区全部都没人管，而住在小区的人们却喜欢在聚会饭桌上空谈民主。十年二十年后，你拿什么经验去进行有益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民主建设。
第五，基于真、善、美的文化、环境、传统、艺术等保护的公共倡导(发展进程中的保护责任)。要有专门的组织出来进行公共倡导，就是有人出钱，搞一些自治组织。例如环境，中国如果有足够多的自治组织来折腾，公权力会受到制约，环北京那2.7亿吨钢及配套工程会建不起来，雾霾会少很多，环境会好很多。但是大家都不出来折腾，凭发改委就定了，依据来自何处?谁来为今天大幅上升的肺癌负责?
第六，基于生命管理与灵魂导向的公共教化与公共抚慰(人类的自省与提升)。人要有信仰自由，信仰什么总要有人去宣讲，公开宣讲才能有竞争舞台让人辩明真伪与高下，才能提供给个人以理性的公共选择。
所以公益所包含的面非常广。不是只能流眼泪，很多地方可以不流眼泪，但是对我们社会的未来事关重大。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看的不同，想的不同，因此有不同的选择，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用自己的私人力量参与构筑我们的公共空间。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公益，无论你是进入这个行业，还是不进入这个行业，都绕不开这些重大的历史命题。
发展现代公益需要对旧机制进行改革。首先要对我们现有的、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十八大”以后确定了一些改革但是还没有落地，例如第一个要改革的就是去行政化。本来做公益就是建立在自由结社基础之上的，用私力介入公共空间构建。当你把别人捐来的钱做公益的时候，应该自下而上、平等地和社会产生互动，构建新的公共空间。但是汶川地震，有760多亿的捐款，70%的钱又重新打回到政府的账号去了，与其如此，不如政府直接收税就算了。把钱打给政府，善款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拨款，把充满爱心的钱变成居高临下的钱，这样的钱能构筑让人感动、推进互动并创造行动的新公共空间吗?
因此，政府要退出社会治理垄断，还权于民，还权于社，还官僚制度于社会自治新机制。大学为什么越办越糟，就是因为搞级别，就是因为大学是从上到下任命的。如果校长不是任命的，还从社会选拔的话，情况就会大为不同。日本有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叫汤川秀树，他写过一本书叫《人类的创造》。人类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创造力，是因为大学，大学给我们培养了很多人才，为什么大学能够培养人的创造力?因为大学有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自治机制。
按照汤川秀树的观点，如果大学失去了自治，那就不可能培养有创造力的人，也不可能形成创造力的基因，人类的创造源泉就断掉了。中国这么多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难道还不足以诱发我们深思吗?真不知道我们那些意淫的自豪感来自哪里?
当然新机制的发育及其对旧机制的替代，首先需要保护新组织的公益自由结社基因。我们都在期待着进行制度改革，改革能够改多深，各种各样的力量在拉锯。能不能改，看大家怎么去想问题，我以为这个时代到了数量决定社会变革方向的时代，有足够数量的人这样想问题，自然就能够改了。
对于新发育的组织，新机制要对旧机制进行替代，逐渐的替代很重要。如果新发育的社团，搞出来的东西又是老东西，那这个社会就完了。因此，新组织的发育一定要有新组织必备的公民自由结社的基因，比如几个人做发起人，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发起人要签严谨的协议，在发起人协议上面产生章程，章程确定组织的宗旨、使命和核心价值观，虽然组织小，但要有小站练兵的精神，小题大作。其次是创造性扩展与深化新公共空间构建。现在全中国做的事情都很同质化，大家不要总盯着几个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大病人群问题、老年问题，不要紧紧盯住传统慈善的小领域，应该盯着大公益。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像日本、南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其过程都是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繁荣起来，再花20年时间搞社会变革，促使大数量级社会组织发育，最终走向全面的现代化。中国也逃脱不了这样的道路，因为中国历来一直是东亚地缘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既然宿命难以逃脱，不如张开怀抱去相拥。
五、时代对新青年的呼唤
我在1990年代加入公益慈善行业的时候，基本都是退休老人在干。现在不同了，有很多青年人加入。虽然现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规模还不是很大，只是千亿规模，但是十年之后，发展成万亿规模并非不可期待。
这一代富起来的人，最大的困扰就是孩子不愿意接班，因为通向幸福的道路有很多条，并非接父亲的班才是幸福的。这一现象存在巨大的公益想象空间。未来公益的潜力放量没有问题，中产阶级逐渐形成，他们会开始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会知道做公益实质上是对自我内在的提升。这是对人心的失落和幸福失落的寻找。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肯定是要赚钱，但是为什么现在人类不管有多大的财富，心里都充满不安?坦率地说，信仰非常重要，信仰是你最后寻找自己的皈依，当你真正地皈依，什么都会放下，就不会有任何不安感。那种放下是真正幸福的感觉。幸福不是简单的事，是深层次的精神思考与灵魂叩问。当人们达到幸福状态的时候，会是一种从容的优雅，人世间或者命运中发生什么变化，都可以用从容的喜悦来接纳与驾驭。当然这是一个稍许漫长的过程，放弃掉长久形成的恐惧心与贪婪心，
终止无休止的争斗、算计与焦躁，决非易事。但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需要的心灵叩问与反观，说到底，这种需求不论是从哲学的途径，还是从信仰的途径去追求，都是无法绕开的群体心灵问题，都会带来公益捐赠的放量。
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市场经济的发令枪一响，人们在这条道路上狂奔了三十多年，人们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到了今天，可能需要对自我中心进行校正。人的幸福感是来自以自我为中心与自我超越之间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找到了，你就找到从容，就不会每天在狂奔中不安、在不安中狂奔。自我为中心和自我超越可以让个性创造与公共构建比翼齐飞。公益可以成为信仰的现世替代品从而推动公益放量。但启发人心需要思考，更需要行动。
现在我们国家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眼中看不见公益。其实社会随处都是公益。比如说公益组织可以做关于规范行人过马路的事情，通过志愿者一点点的行动来告诉路人要按照红绿灯过马路，这不也是一种公益吗?还有很多人在公园里面乱扔垃圾，我们可以组织志愿者在公园里面进行宣导，让大家正确地把垃圾投放到垃圾箱里面。还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把垃圾扔进垃圾箱，是否存在设计不合理的问题?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公益，可以先着手身边的事情，而不是急于投入到改变国家的层面，因对政府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生出很多语言暴力，既伤心又伤身，之后发现只有眼泪和子弹在飞。其实在现存制度与国民性之下，你去政府也未见得做得比他们更好。而如果你卷入公益行动，在某个领域做得多了，自然慢慢就会有自信心、从容度和话语权。比如说邓飞在以前可能名不见经传，自从做了“免费午餐”之后，他的话就变得有分量。很多事情，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一定要靠成千上万的行动者而不是语言暴力者去改变国家。
中国式的所有空谈都是将自己置身事外，指责别人，没有内观与自省，缺乏行动。这样的国民性，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因此，我们要抛弃中国式空谈，自下而上、平行互动、累积大数量行动，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细胞结构，构建中国的现代化文明。比如说外滩事件，如果构建了更高的现代化文明，就会有人迅速出来组织，悲剧可以避免。社会细胞结构一定要变化，不变化，换什么新词大词都没有用。因此我在此呼吁新青年诸君：加入到中国公益新公共空间构建的行列里来，思考，行动，再行动。去推动中国社会自治细胞的发育，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文明准备心态、精神、灵魂与行为的DNA，准备微细自治的细胞组织，去圆我们民族百年纠结与追寻的梦想，去圆世界和平、融通与可持续的梦想。中国及世界危难与转折，危与机同在，个中责任与光荣，舍尔其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