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爆发的“颜色革命”震撼了世界。深受其影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国的反对派势力也蠢蠢欲动，大有借“颜色革命”余波掀翻国内统治者之势。这些已经和有可能爆发“颜色革命”的原苏联地区国家，和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亨廷顿语）的产物。从目前情形来看，这些东欧国家没有“颜色革命”的任何迹象。为何“颜色革命”独独“偏爱”原苏联地区国家？
这些国家爆发“颜色革命”，有社会、历史和国际等各方面原因，但由于受意识形态的限制和影响，我国国内许多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在谈到“颜色革命”的起因时，往往只是强调美国在背后的“阴谋”推动作用，而忽略甚至故意淡化回避了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先生认为，这三个国家的政权更迭，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是这些国家在转型中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一系列矛盾的总爆发。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是更关键、更重要的。该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先生也认为，内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是这些国家内部的问题主要引起的。
“苏东波”后，原苏联地区国家和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都走上了民主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分为“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力量对比和外部干预等原因，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革命较为彻底，民主化过程较为顺利，走上了“好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吉尔吉斯斯坦等原苏联地区国家民主化的步履迈得极为艰难，走上了“坏的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腐败统治，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结构断层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酿成了“颜色革命”。
“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来是一些学者针对亚洲（如菲律宾、印尼等）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在这种语境中，它又叫“裙带资本主义”，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但是，这样定义“权贵资本主义”是不完整的，只是强调了“裙带关系”对政权性质的影响。“权贵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因权而资”，即通过权力攫取资本，而不仅限于“裙带关系”。正如姚洋先生指出，权贵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法宝是利用自己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腐蚀政府工作人员以获得政府所赋予的合法特权；更有甚者，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时地将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法治与权贵资本主义》）。
有的传统（专制）国家在民主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国家政权在形式上符合现代要求，即来自民选，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国家化，言论自由，社会自治。但由于传统的影响、习惯的思维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旧势力过于强大，新力量相对弱小，国家政权仍掌握在原来的旧官僚手中，有的甚至只是职位换了名称而已，皇帝（或主席）改称总统，大臣改称部长。不仅如此，因各种原因没有留在权力系统内的旧官僚，其中一部分成为掌握甚至垄断国家资源的大型企业高管，而另一部分则是借社会变革之机将掌握的权力进行“寻租”及时转化为资本，成为新的资本家。总的来说，在这些转型国家中，掌握国家主要资源的社会上层，几乎都与旧政府和旧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权贵”，就是“因权而贵”，其核心是“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原来的旧官僚又“因权而资”，他们通过这种途径掌控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力量---资本。昔日的权贵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即权贵资本家。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权贵资本家在国家生活中占主导和核心地位。
“苏东波”后的原苏联地区国家就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领导人，是原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吏。如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是原苏联外长，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曾任原苏联加盟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共产党中央科学和高教部部长。此外，过去的一部分官僚变成了资本家，原来的干部变成了商人，因此也变成了富人。乌克兰几乎所有的大银行领导层都是过去的各级干部，原来议会的450名议员中大多是富翁。在民众眼中，政治家不是国务活动者，而是一些只想捞一把的过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之风泛滥，裙带关系盛行。父母当官，子女经商，将手中的权力间接转化为资本。这突出表现在国家的高官甚至总统家庭，如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女婿是一个大移动通讯公司的老板，总统的侄子大做石油生意；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在娶了总统的女儿之后变成亿万富翁。
权贵阶层的腐败统治直接导致了“颜色革命”。如吉尔吉斯斯坦，执政长达15年的阿卡耶夫因为反对派势力的抗议游行而一下子垮台，其背景是，民众对总统家族和亲信垄断财富的腐败体制积聚了太多的愤怒。此次议会选举中，阿卡耶夫的长子和长女也都当选了，二人都是经营大型超市和加油站的大企业家。而且女儿也成立了“政权党”，儿子有接任总统之位的打算。许多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因此民众对裙带体制怨愤极大。连该国著名作家、前外长、时任驻比利时大使艾特马托夫也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他说，无处不在的腐败侵蚀了国家的所有领域，众多问题久拖不决，无人关心百姓疾苦，现政权气数已尽，人民已对它丧失了信心，不满情绪蓄积，期待大变革。“颜色革命”于是应运而生。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爆发“颜色革命”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国统治者加紧了对国内局势的控制。但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并不是从根本上找原因，或者找到问题症结但因为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而采取舍本逐末的办法。如俄罗斯政府为了防止“颜色革命”在俄上演，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加强培训，练硬俄联邦安全局的“拳头”；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建议，杜马通过立法对国外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做出明文约束；对那些从事与其身份不符、或“违反”俄法律的非政府组织予以严厉制裁，驱逐出境或禁止其从事“非法”活动。这些专制性措施也许可以延缓爆发时间，但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革命。久而久之，当社会矛盾淤积到一定程度，等待统治者的就不是“颜色革命”（非暴力）和下台了，而更可能是“赤色革命”（暴力）和断头台。如果历史走进这个死胡同，那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不幸，更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几年前，李泽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告别革命论”，主张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人类历史上一切形形色色的革命，不过其最终着眼点还是想告别21世纪的革命。实际上，革命不是想告别就能告别得了的，它取决于国家朝野双方能否本着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理性的态度实现良性的互动，而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执政者能否顺应世界潮流，诚心诚意地推动改革，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继“苏东波”之后，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浪潮，再次向“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和正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后极权国家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写于2005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