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系讲座教授
【内容提要】 社会学在欧洲之兴起，与18世纪启蒙运动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启蒙思想家的所谓启蒙方案亦有称"现代性方案"者。社会学正是探索与反思现代性的一门学问。古典社会学对现代性之探索，于50年代在柏深斯的影响下，发展为美国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取向与中国的"现代转向"是同轨的，其性格与发展一直受到欧美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学近年来之本土化努力，反映了它的文化认同的自觉。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格，但现代性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现代性格局。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定位应是从全球性的视野去理解和建构中国的现代性。
一、社会学与现代性
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但社会学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的独立的学问或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末叶才发展开来。法国社会学家阿宏（R.Aron）说，"社会学或可解释为社会的现代化的一种意识"（注：Raymond Aron,"Modern Society and sociology",in Tiryakian,ed,T-he Phenomenon of Sociology,1971,p158-170. ）。诚然，社会学之兴起是对现代社会之出现的一种回应，我们也可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之"现代性"（modernity）的一套知识。勃格（P.Berger ）与凯尔纳（H.Kellner ）说："社会学不止是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是一特殊的现代学科，它也是一开始就受到现代性的困惑而展开的一个探索的课题。现代世界有何不同？它如何会变成那样的？什么是它的主要的结构？它会往哪里去？这些都是伟大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不论他们是处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古典时代，或是处于早于及后于古典时代，都是一样。"（注： Peter Berger & H.Kellner,Sociology Reinterpreted,Penguin Books,1981,p15.吉亭斯（Giddens）也认为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马克思、杜凯、韦伯的著作，都是著意于西欧社会的那个巨大的转化过程，而提出对现代性的性格的解释。A Giddens, The Cons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1.）
现代性是美、法的民主革命，及英国的工业革命的产物，它表现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及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出现，在经济上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得势，在文化上，则是理性的张扬。这些政治与工业的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化是巨大的、根本性的，它在19世纪激起了深刻的回响，自由主义者对这个新时代之到来表示热情的拥抱，保守主义者则感到厌恶与惊惧，而加以挞伐，事实上，现代性本身就含有暧昧性（ ambiguity）与矛盾（注：M.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Penguin Books,1982,p24.），最能代表现代性的法国大革命，就有它极端相反的两面性。（注：Francols Furet在1989法国革命二百周年时，著文指出法国大革命是"二种制度的母亲，民主制度与极权制度"，见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p88-193. 对"启蒙和现代性"之两面性之系统性研究，可参见Peter Wagner,A Sociology of Modernity:Liberty and D-iscipline,London,Routledge,1994,p5-12.）社会学在当时对新时代出现的现代性的反应则基本上是正面的、积极的，并且是有意识地继承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志业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先祖圣西蒙（Saint-Simon,1760-1825）的工作就是要在启蒙的基础上建立一门社会的科学，他视自己是把启蒙思想家的观念推向一更新的领域，他说："19世纪的哲学是批判的，也是革命的，但19世纪的哲学则将会是创造性的，也是建设性的。"（注：K.Taylor,Henri Saint-Simon 1760- 1825, Selected Writings on Science,Indust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1975, London: Groom Helm,p22.）圣西蒙看到现代社会受现代科学的影响，他相信，现代社会的关键是它的知识的新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建立于科学的世俗化的知识论上，它扬弃了控制信仰的宗教及其他传统性的权威。圣西蒙所思建构的新社会的秩序的信仰体系是基于科学的（他建议的新宗教是"牛顿的宗教"），而他相信源于科学的新技术则可以使社会免于匮乏。圣西蒙所迎接的是一个新的、现代的、实证的（positivist）时代。（注：见Alvin Gloudner,The Two Marxisms,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375- 376.）而第一个用"社会学"来命名对社会的科学研究的孔德（A.Comte,1798-1857）不止承续圣西蒙之志业并综合了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康道塞（Con-dorcet）的著作，并为他的新科学--社会学--界定了主题与方法，创造了一门以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的新学科。孔德的社会学是实证科学的学科。圣西蒙与孔德在根本的知识属性上，都是启蒙的产品。他们有近于启蒙思想家的地方，是他们更清晰地突出了"社会"作为一个实体的性格（指"社会"作为一个超个人存在的实体（super-individual en-tity），并提供一个能解释社会发展的模式。应指出者，他们的思想也已受到19世纪反启蒙的传统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影响。
启蒙是指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的一个特殊的思想面貌，它是那个历史阶段中一群相当异质的主要思想家所表达的一些具有共同信念的观念与著作，这群思想家被赋予Philosophes这样的称呼。布尔顿（C.Brinton）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18世纪后期的历史，比任何其他时期，人的知识精力用于人在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上，较之其他问题为多。"（注：C.Brinton,"The Revolutio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I,1930,Macmillan,N.Y.,p129. ）布尔顿认为当时被称为philosophes者，如在今天，则将被视为社会学家。 这群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休姆、亚当·斯密、狄德罗、康德，纵跨18世纪，有相当不同的品性与学术兴趣，但却有共同的信念，都相信人的理性， 相信知性的力量， 都有康德所说的"敢于探索"（dare to k-now ）自然界与社会人事界的勇气，社会被视为启蒙理性的缩影。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新的思维，并相信知识、理性，特别是"科学方法"不但可以用来了解社会，并可以用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这群思想家，是西方自中古以来第一次在教会以外可依靠知识与写作营生的群体，他们以世俗的理性用来向传统的宗教的权威挑战。（注：R.Porter,The En-lightenment,1990,London,Macmillan,p73.）盖彼得（Peter Gay ）在他启蒙的经典研究中指出：
在启蒙的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为一种生命的新感受所唤醒。他们经历到有一种对自然、对他们自己本身的扩张的力量；传染病的无情的周期，天灾、充满危险的生命、早夭、战争和不稳定的和平--这些人类存在的事--看来终于受到知识运用的控制。对变迁的恐惧，直到那时，几乎是普遍性的，变成了对停滞的恐惧，创新（innovation）这个字，一直一来有妄为的意思，变成了赞美的字，保守观念的出现正是一种对一般醉心改革的颂赞；一个停滞的社会是不需要保守分子的，看来无可怀疑，在人对自然的斗争中， 平衡力量正倾向人的一边。 （注：Peter Gay,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The S-cience of Freedom,1973,London:Wildwood House,p3.）
18世纪欧洲这样的思想气候，盖彼得认为是"西方思想史上重大的事件"。显然的，这种思想气候的特质是积极而进取的。它的核心是对理性、对知识的信念，是对理性与知识可以改善人类条件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启蒙思想家同有的一种期望与抱负，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思想家的群体的观念与著作被视为是"启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启蒙方案"可说是启蒙思想家建构一个现代性的蓝图，故启蒙方案在哈伯玛斯（Habermas ）眼中也即是"现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注：启蒙与现代性及与社会学之关系，可参见G.McLenn-an,"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Revisited",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ed.by S.Hall,D.Held & T.McGrew,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Open University, 1992,p328-355, 及 Peter Hamilton,"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rith of Social Sciences" in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ed by S. Hall & G. Gieben,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1992,p18-58. ）。
启蒙与现代性最重要的连接点便是西方的理性主义（ Occidental rationalism ）。这一点在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手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诠释。韦伯同时代，法国的杜凯（E.Durkheim）则是站在圣西蒙与孔德的肩上开展这门初生的学科，并使社会学成为现代大学一个独立学科，他的社会学著作在学院派社会学中更取得典范的地位。他的知识取向与启蒙是一贯相通的，是实证主义的，他所做的是工业社会的现代的分析。韦伯一生的学术工作则是环绕着西方现代性这个课题的探究。他看到现代性的本质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他的理论上的核心问题是诠释西方理性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意义。他被视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理论家。（注：Byran Turner,Max Weber,From History to Modernity,London, Routledge,1992,p8. ）韦伯与启蒙的关系不同于杜凯，他与"启蒙"之间是有一距离的，他对"启蒙方案"有相当的保留，假如理性是启蒙的中心价值，那么，韦伯看到了理性（包括最有代表性的科学理性）的限制（如理性不能解决意义之问题），如果启蒙方案视科学--理性的成长会带来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那么，韦伯十分怀疑这个方案能够完成其愿望。韦伯认为启蒙的理性化结果，出现的会是一个解魅的世界，
它不是理性（reason）的胜利，而是一种特殊的理性，即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而工具理性的膨胀则不但无以实现人类普遍的自由，反而将走上"铁笼"的命运。（注：R.J.Bernstein, 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5,p5-6.）在某个意义上，韦伯是一位"后启蒙"的思想家，他不是反启蒙，但他对启蒙的理性观，对现代性方案却表露了深刻的怀疑与保留。
社会学之诞生与现代社会或社会之现代性之出现之关系，已如上述。其实，在19世纪为社会学奠基的学者，从圣西蒙、孔德到杜凯、韦伯，无不以现代性为研究的课题，另一位影响社会学发展极大的马克思（K.Marx,1818-1883）亦受启蒙影响至深， 他拥抱人类"解放"的观念就是启蒙价值的核心。故他被视为"启蒙之子"（ 注：M.Sorup,Post-Structuralism & Post -Modernization,Harvester Wheatshelf,1993,p166. ）。马克思对启蒙方案所造成的现代性有深刻洞悉，他认为这个现代性是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构，他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特别是它的生产力，给予最大的赞美，但他也看到这个现代性的黑暗面，所以他也是对这个现代性的最严厉的批判者，般曼（Berman）认为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又是一位"反现代主义者"，马克思希望通过更完全、更深刻的现代性来医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伤。（ 注：M.Berman,All That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Penguin B-ooks,1982,p98.）
二、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到现代性的论辩
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从欧洲到美国，并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国。比较地说，社会学或整个社会科学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质与量上都有重大的进展。这个发展与美国在二次大战后的新角色是有关的。当时，美国不止拥有无比强大的经济力，在大学系统上更是独领风骚，并且还具有一种宗教式的乐观自信的政治意志去重建大战后的世界秩序，美国社会科学对于新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学术上发展了"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这个现代化理论的源头可追溯到欧洲的启蒙方案，但却是美国的特产。
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不是单一的理论，它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多个领域有不同的理论表述，但一个占主流地位的理论内涵是：现代化的根源是科学理性，它所拥抱的是"发展"（development ）的意理，它的发展基调定在工业化（经济发展）上，并认为工业化有一个内在关连的成长模式，不同的社会或国家，最后会产生某种同质性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视美国的文明为现代文明的高峰，也即是现代性的典范。
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受美国当时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柏深斯（T.Par-sons）影响最深，柏深斯的理论堂奥阔大，但在他整个理论工作中最突出与有意义的是他对现代性的论述。他是一个十足的现代主义者，是一个彻底没有乡愁的思想家（nostalgic thinker）。 他对现代性方案有毫无保留的拥抱，论者更认为他关切的，不止是美国，而且是全球的现代性问题。（注：参见Roland Robertson & Bryan Turner, eds. Tal-cott Parsons, Theorist of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1,特别看第一章、第三章。）柏深斯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理论，基本上是进化论观点，他认为韦伯的理性化过程不是随意性的，而是有方向性（directional）的， 并且这个理性化有普世性的意义。他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现代性的领先者，美国的现代性会随现代化向世界扩展，到下一个世纪或更远的时间，这会是世界的主要趋向，最终则是一个他称为"现代型"的社会的完成。（注：T.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N.Y.Prentice-Hall,1971,pp139-143.）
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不止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一种发展理论，也是美国政府与民间（基金会）的一种发展策略。（注：Robert Bellah et al,The Good Society,N.Y.Vintage Books,1992,pp232-234. ）它实际上成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蓝图，亚洲四小龙的台湾与南韩的现代化过程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理论的实践形态。的确，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与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全球的现代化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个理论在50与60年代虽盛极一时，但到70年代则开始受到质疑与挑战，美国现代化理论由盛而衰，原因极为复杂，但主要原因是经验上的与学理上的。在经验上，现代化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不但未见现代文明的建立，反而造成了社会的断裂、不公、失序、价值颠乱等现象，因而引起对美国的不满。在学理上，美国现代化理论之"西方中心观"（或更确切地说"美国中心观"）及其背后后实证主义观念都受到非议，并受到70年代左右崛起的依赖理论、帝国主义论、世界系统理论等批判，这些理论虽没有能取代现代化理论，但二次大战后，现代化理论的支配性地位则一去不返了。
70年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一片寂静，到了80年代，情形丕然一变：这不是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复苏，而是启蒙方案／现代性方案重新提到学术的论坛。有趣的是，现代性问题之再成为人文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的论述的主题，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之兴起有微妙关系，正因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挑战，开启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论辩。后现代主义一词之意义，暧昧而多歧义，几无共识的可能。（注：见Theory,Culture & Society这个学术期刊，在一九八八年六月，Special Issue on Post-Modernism, vol. 5, No. 2 Sa-ge Publications,p195.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者。现代主义主要是文学、绘画、建筑上的风格或文化运动，简单说，它是现代性的文化，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性的美学上的反思（aes-thetic reflection ），它是"后工业社会"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严格言之，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不同，"后现代性"有时是指一种特殊思想的风格，或者是一种心智状态。（注：Z.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gledge ,1992,pvii.）它与"基础主义（哲学上）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连在一起，不过，更确切些，应把"后现代性"看作是有别于现代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制度结构的形态，亦即它应有不同于现代性的社会秩序的特殊风格。 （注：参见 A.Giddens, The Conference of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45-52.）应指出者，在学者的论述中，"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二词常是互用、混用的，故有的论者就把二者视为一体（注：见Terry Eagleton,The Il-lusion of Postmodernism,Oxford,Blackwell,1996,pviii.），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始于70年代的法国一群，包括传柯（M.Foucault）、李约塔（Jean-Francois Lyotard）、鲍地拉（Jean Baudrillard ）等思想家，到了80年代在美国风行。般曼（Berman）指出：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的视野已关闭，它的精力已耗尽--即是说，现代性已过时了。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思想对一切如道德与社会进步及为个人自由与大众快乐的集体希望加以讽蔑，而这些集体的希望是十八世纪启蒙的现代主义者递传给我们的。这些希望，后现代主义者说，已经证明破产，最好的也只是无益、无用的空想，最坏的话则成为支配及畸形的奴役的发动机。（注：M.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op cit,p9-10.）
简单说，后现代主义的矛盾直接指向启蒙方案或现代性方案，几乎凡启蒙所标举者皆一一加以怀疑、否定，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习性是怀疑经典的真理观、理性观、客观性，怀疑、否定普遍进步或解放的启蒙思维。用李约塔的说法，他拒绝一切"全能性"（totalizing）的社会理论，抨击一切大叙述（grand narative），如科学理性将带动人类发展之类的叙述。他说："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不论它是臆测性的叙述，或是解放的叙述。"（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9,p37.）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之批判，实际上也非新事物，自19世纪以来对现代性之批判就从未停止过，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的韦伯对现代性方案批判之深刻更非一般后现代主义者所能及，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的延续或激进化。（注：在这里值得提出，"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二者有合，也有分，现代主义始终是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现代主义一直以来是不信科技的力量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也不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所作的现代性的大叙述。 见Roy Bo-yne & Ali Rattansi,"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By Way of an Introduction", in Boyne & Rattansi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N.Y. Macmillan, 1990, p9.）赖熙（Scott Lash）更认为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有一基本的割裂（break ），现代主义对启蒙的现代性方案究竟是深化或是伤害作用仍为未决的争议。 （ 注：Scott Lash,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Routledge 19-90,p123-124. ）在这里，我想指出，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论辩中（最著名的是李约塔与哈伯玛斯之间的论辩），我们看到的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破"，但很少看到对"后现代性"的"立"，特别是我们还看不见现代性已经过去的论证，或"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已经出现。（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特别对社会学的批评不是没有意义，但后现代主义即没有提出有力的另类社会科学，参见P.M.Rosenau,Post -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73- 174。就我所见，社会学者中主张社会学者应改弦易辙，认真从事"后现代性"的分析，建立"后现代性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ost- modernity ）者只有鲍曼（Z.Bauman），见其所著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op cit, pp26-67,及pp157-204.）后现代主义者哈山（Ihab Hassan ）感叹现代性顽强地不肯隐退，说："何时现代期会结束？曾有一个历史期等那么久的吗？……何时现代主义会终止及之后又是什么东西会来呢？
"（注：M.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op cit,P347. ）我倾向于同意般曼的答复：要见到现代期的终结真还有得等呢！在这点上，我也同意吉亭斯（Giddens）所说， 我们今天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的时期，而是进入一个比前更激化（radicalised ）与普遍化的现代性的时期。（注：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op cit,p3,p51.）而我更欣赏哈伯玛斯之捍卫现代性方案，并要完善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的执著精神。
三、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的诠释甚多，一种对它所作最同情与理解的诠释是：后现代主义并非反理性， 而是反"全能观的理性"（ totalizing idea of reason，此将理性与恐怖绾结一起）； 后现代主义也不反对"合理性"（rationality）， 而是"合理性"的多元性的存在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注：参见Barry Smart, Modern Conditions, Pos-tmodern Controversies,London:Routledge,1992,p180. ）诚然，后现代主义之讲异质性，讲多元，它所提供的是一个阐明"差异性"（dif-ference）的理论框架。（注：I.Wallerstein,et al, Open theSocial Sciences,Report of the Gulhenkie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中译本，《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刘锋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p56-57.）
后现代主义之对"差异性"敏感与重视，论者指出这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现象之出现有关的。全球化在西方激发了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故在某个意义上，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注：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s,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Routledge 1995, p114.）。的确，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现代化已变成一全球现象，也即全球的现代化，尽管现代化在非西方世界发生许多问题，招致不满与抗拒，但正如墨西哥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O.Paz ）所说："第三世界强烈地需要现代主义的富有想象与批判性的精神活力。"（注：M.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op cit,P126.）事实上，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社会，现代化都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意理或语言，从全球的视野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至于西方思想界所谈的"现代之终结"的后现代性论述，事实上只限于西欧与美国才有经验的意义。（注：Z.Bauman,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op cit,p187.）以此，史马脱（B.Smart ）下面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现代性之终结，最好是用来指西方现代性之终结，或者，温和地说，西方现代性之终结已经在望，西方已经随着一种疲惫之感达到"巅峰"，但在东亚及世界其他地方却没有一点疲象，他们都正在追求他们自己国家和文明的带有混合性的现代性。以此，比较合适地应该说多元现代性（modernities ），而不是现代性了。（注： B.Smart,Un-doing Culture,op cit,p83-84.）
全球化，在吉亭斯的眼中，是西方现代性的扩大，亦即是一个在全球尺度上的西方现代性。他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他者"（the others）。（注：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op cit,p63,p175.）这个看法不能说全错，的确，西方现代性的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已全球化，启蒙的一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为大多数的现代化的国家的人们所承认与接受。不过，这却不能说全球化即是西方现代性的扩展，罗勃逊（R.Robertson）更认为全球化产生现代化， 他说只有在全球化了的世界里，"他者"（the other）的问题才会出现。（注：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2, p145.）的确，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简单的现代性的同质化现象，而恰恰是见到各个地方文化的异质性，事实上，正因为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在学术论述（我强调，特别是西方学者的论述）中，越来越多显示必须扬弃简单化的启蒙的普世主义来诠解世界的多样性的现代图像。（注：参见Joel S.Kahn,Culture,Multi-culture,Post-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5,pp125-126. ）而全球的现代化中所以出现大量的异质性现象，基本是因为文化，故学者中已有"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及重新回到以文明作为分析架构的呼吁。 （注：Robertson,Global-ization,op cit,第二章、第八章。其实， 社会学者中，如B.Nelson,N.Elias,S.N.Eisenstadt 等早已用文明作为世界变迁的分析单位，最近政治学者亨廷顿（S.Hungtington）在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及其后他出版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Y.Simmon & Sch-uster 1996，也强调主张以文明作为分析单位来理解今日全球政治。）
"文化转向"之产生与当代的"文化的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之研究密切相关， 而要了解文化的现代性则只有采取一个对"现代"的全球概念，亦即扬弃欧洲中心与西方中心的概念架构，这些概念架构是把"现代"与特殊的西方之工业化、都市化等观念连在一起的。（ 注：Anthony King,"The Times and Spaces of Modern (or Who Needs Postmodernism?)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 R.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5,p119.）佘庞（G.Therborn）从全球的空间视野指出，在全球化中，必不可假设有一个全球的"大统合者"（ great unifier），他指出到现代性有四个主要的大门，所以要了解现代世界之多样性，就需要"去西方中心"（de-westernized），而现代的历史社会的发展不能嵌入到"西方及其他"（west and the rest）这样的一个程式中。（注：G.Therborn,"Routes To/Through Modernity" in Featherstone,Lash & 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 op cit, p137. ）学者中（我强调特别是西方的学者），越来越有一种自觉，即一些关系到西方文明的核心的目标或价值，以及与之相连的"现代性方案"之所以"未完成"，是因为它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而它的价值也是可疑的。（注：B.Smart,"Mo-dernity,Postmodernity and The Present" in B. Turner,ed.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p27. ）我们知道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大论辩者，哈伯玛斯是"现代性方案"的捍卫者，他充分意识到现代性本身产生的病态（特别是"生命世界的殖民化"），更了解到理性在历史过程中的扭曲，所以他毫不假借地面对韦伯的理性问题，在工具理性之外，提出"沟通理性"的理论，以期达到"生命世界的去殖民化"，并使现代性之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注：Habermas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二巨册The Theory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lated by T. McCarthy,Boston:Beacon Press,1984.）哈伯玛斯的工作是否可使"现代性方案"再现生命是很难有确切答案的。不过，我只想指出，哈伯玛斯的理论很少措意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不宁唯是，他的现代性理论，如泰勒（C.Taylor）所指出，与过去二百年来讨论现代性的理论无异，都是一种"现代性的非文化理论"（a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ity ），亦即是撇开了文化的因素来考察现代性问题的。泰勒以为持这种理论者以西方的传统社会经历了一个"转化"才出现了现代的格局的，而这个"转化"是一种"文化-中立"（cultural-neutral）的运作。他们把现代性看作是理性的成长，如科学意识的成长，俗世观或工具理性的发展。"现代性的非文化论"把社会的这个转化看作是任何文化都会经历以及必难避免经历的过程。泰勒有力地指出，"现代性的非文化论"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是片面与歪曲的，它的错误是把一切现代的事物都归属于必须来自西方的"启蒙的整套东西"，他称之为"启蒙整套观的错误"（the enlightenment package error）（注：Charles Taylor,"Inwardness and Culture f-or Modernity"in H.Honnath,T.McCarthy,C.Offe & A.Wallmer eds,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s of Enli-ghtenment,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Cam-bridge,Mass,the M.I.T.press,1992,pp88-112.）。泰勒警告：
现代性的非文化论"，将使我们无法担当或者是今天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即了解今日世界不同地方正在建构的全面的多样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 它把我们锁进一个种族中心的牢穴，把我们自己的形式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充满自信地不自觉到我们在做什么。（注：Zbid,p93.）他又说：
对西方现代性的一个较好的理解应该使我们更能认识到正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另类现代性，更能把他们从一个虚假的普世性的扭曲的铁栅中解放，也能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种族牢中解放。（注：Zbid,p108.）
泰勒这样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严肃的警告，正反映了西方学术界一种在全球化中的自我反思；这种反思的智慧正是理解全球的多元现代性所需要的。
四、文化认同与中国社会学的定位
相当吊诡的是， 全球化一方面正在形成一个"全球体系"（ 注：Leslie Sklair,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NY:Prentice-Hall,1991. ），但另一方面却更突显了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性。从全球空间的角度来看，今天整个世界，特别是非西方的世界，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可争议的，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不模仿或采择西方的现代性，或西方的文明的一些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必然会出现某种汇合（concergence）的现象， 此在经济与科技的领域尤为显著。包姆（Baum）有一个很有用的观点，即各个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有的方面会汇合，有的方面则会分流，有的则不会变。（注：R.C.Baum, "Beyond convergence: Toward Theoretical Relevance in Quantita-tive Modernization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44(4),1974.）经验显示一个极有意义的现象，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非西方人因现代化之增加，不但没有被"西化"淹没，反而增加了对本土文化认同的增加，亨廷顿（Huntington）对此有很深入的观察：
在开始，西化与现代化是紧连在一起的，非西方社会吸收大量的西方文化，逐步地走上现代化。但，当现代化步伐增大后，西化的比重减少了，而本土文化再度复苏。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则改变了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权力的平衡，并增强了对本土文化的承诺。（注：S.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voking of The World Order,op cit,pp75-76.）
亨廷顿是说，在非西方社会现代化之早期，是西化促进现代化，在现代化后期，则现代化推动"去西化"，这是很能掌握非西方社会之文化动态的。其实，我们可以说，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起初阶段，根本只有向西方学步的份，现代化的精英努力的重点往往是"去传统"，打倒传统，其文化认同的对象是西方文化，而不是本土文化。本土精英中之反西化的声音则是微弱无力的，是缺少市场的。他们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格局中被忽视、被遗忘的"他者"，但当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一定成果时，他们的自信增加了，并对西方的模式感到怀疑，而相信他们可以发展自己的现代性模式，尼斯勃（J.Naisbitt）在《亚洲大趋势》中所描写的亚洲人自觉地要以亚洲的方式来现代化的现象（注：J.Naisbitt, Megatrends Asia,Nicholas Brealy Publishing,1995, p93-94.），正是亚洲人寻求"另类现代性"的表现， 也是亚洲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显示的文化认同。中国人或亚洲人，在建构"另类现代性"上还有一条长路要走。
我想指出，建构"另类现代性"实际上也就是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建构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中国在19世纪末叶之前， 不止是一个帝国， 也是一个文明体（civilizational entity），具有一独立的文明秩序， 但这个文明体在西方冲击下已一步步崩解。百年来，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现代化运动，就目的言，无非在建构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或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注：参见金耀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第33卷，1996，第1期，第20-27页。）
建构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秩序，是现代中国人无可回避的道路，用帕斯的话，这是"命定的"（注：帕斯说："现代化对墨西哥而言是唯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现代化会基本性地改变或更替墨西哥人世世代代依循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这些家庭价值、生命目标、社会规范的改变都是正面的。"他认为墨西哥是"命定地现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的。Octavio Paz,"The Search for Va-lues in Maxico"s Modernization",Asia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1,1994. ）。从这个观点来说，北京大学可说是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思想殿堂。事实上，一百年前（1898年2月）在康有为、 梁启超等变法维新派的推动下，清光绪皇帝下令筹办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就是中国最早现代性大学的开始。而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喊出"科学与民主"口号的就来自北京大学，而"科学与民主"正是欧洲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象征价值，也即是"启蒙方案"或"现代性方案"的最重要内涵。（注：参见金耀基《五四新传统的批判与继承》，收入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pp184-197.）
讲到"启蒙方案"或"现代性方案"，当然不能不讲社会学。社会学，据我所知是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如本文前面所述，是启蒙的产物，是源于西方的，北大校长严复于 1898 年所译的斯本塞（Spencer）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 也许是中国有社会学著作之始。无疑的，社会学是随"西潮"而来中国的。（注：见Ambrose Y C K-ing（金耀基）and Wong Tse-so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ath of Chinese Academic Sociology: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Modern Asian Studies,12,1(1978)U.K.pp37-58, pp184-197. ）社会学在中国的命运如中国现代化的行程一样，充满曲折，而今天，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新工程中，显然有更重要的位置。我相信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的社会学一样，它应该定位在研究现代性这个课题上，而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工作上，则中国社会学将面对更富理论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