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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梵澄:论翻译

   翻译之事,由来久矣!略抄绍兴年间普润大师法云所编翻译名义集的前序,为现代翻译专家“张目”:

   “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面俱举,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故以此方之经,而显彼土之法,周礼掌四方之语,各有其官。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今通西言而言译者,盖汉室多事北方,而译官兼善西语,故摩腾始至,而译四十二章,因称译也。”云云。

   据“我们有考据癖的人”看来,这起源实在非常之早。现代也有翻译之官,“在官言官”,又颇殊于翻译,这且不必管。现代翻译家如译西书,到颇应注意数事,不仅“买一本好字典”而已也。谨呈其事如左:

   一, 深通华语。翻出来像中文,不是日本文或外国人说的华文,而是中国人的中文。虽然,又有数忌

   甲:忌夸渊博。要不蔓不枝,不离“本行”。

   乙:忌用古典。张冠原应张戴,不应李戴。

   丙:忌用古字。写出古字或摘出汉赋中之僻字,加于翻译,以求其高华,往往“不亨”之至。

   丁:忌讨好。讲西诗译成律诗或骚体,有讨好之嫌,结果往往反不能讨好。而费力太多了。

   二, 精究原文。懂原文而翻译,比“重译”好。有时要懂的太利害,自觉不能翻而搁笔了,然后方始云能翻。此时勉强之翻,最为佳翻,甚而得之于牝牡骊黄之外,则成为空前绝后之发现,更为善译。直至语言道断,心思路绝,便存其“不翻”,只好“音译”。玄奘法师便有五种“不翻”,颇多远见,条列如左:

   一, 秘密故——如“陀罗尼”。

   二, 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

   三, 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

   四, 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五, 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地名人名之类,当然以音译为佳。今人之译,也有暗合此类的。“泰晤士”者,因其秘密也;“幽默”者,义多也;“巧克力”,“沙定”者,顺古也,“奥伏赫变”者,生善故也。此皆不翻,而胜于已翻,比方说:“兄弟刚看伦敦泰晤士。”则听者肃然起敬,无他,神秘故也。“烟士披…”非不能翻,但“饮冰室主人”既将其翻为“烟士披…”,也只随他“烟士…”了。“奥伏……”更觉沉重,使人望而生畏,诚恐自己的意识一下被“奥伏…”,不,被“嚇变”了。其生信可知。

   但精通原文,不仅是懂到其义而已,要懂到原作之背景。

   夫背景者也者,官僚最懂到的也。做官要知道谁与谁某有密切关系,谁与谁成为一系统,翻译亦然。例如译哲学名著,颇应知此哲学家的思想的系统,受了谁的影响之类。或如同为什么“上峰”赏识了某人,则为什么著者要著这么一本书,也应该弄清楚的。这么翻译便可少气力。又如翻译西洋小说,则西洋人的生活背景也应知道。俄国之茶具,不类中国之茶壶;教士之十字划胸,实不异于和尚之合掌。譬如坐在“窗里”吃茶或着棋殊为可怪,而不知此窗非如中国之一层薄窗,只能坐在“窗下”或“窗前”的。当然,这是比较稀有的例子。

   原文之外,能通一二种旁的语言,较胜。也应明一二种古代语,或梵文,或希腊文,或拉丁文;更应多明一二种近代文,或英,德,法,意,各种文字。欧西各民族的文化,皆相互影响的。

     既具备了这两种条件,便是完全能把握两种文字了,却来了一个更大的条件,便是:

   三, 志在益人。绍介文化,翻译作品,好像做生意。但除了为利益学术界思想界以外,不应有旁的志愿。西欧的学术也广大无边,倘若于我们毫无用处的,即算于原文精通,译文不错,这工夫便等于白费。那么,先应该:

   甲:立定主张。“兄弟主张改良政治。”那么,好吧,立定主张了。如要作翻译工作,便翻译政治之名著。使事业和主张不太悬殊。但不宜因为某公之情面,而译一本“烹饪新法”,或又因某公司之聘,翻译一本“人造丝之研究”。因为即使译笔无误,究竟也太费神。术语不同,表现方法也不同,难矣;白用去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如千里马负塔车上太行,旁人也为之生哀;何况将来说不定翻译一本“凡尔赛条约之研究”或“国际公法”,在书坊铺子里和“烹饪新法”之类并列,也颇觉不伦不类。颇闻许多留学生回国,随便拿起小说之类便翻译,是见其没有主张的。

   乙:先定计划。即有自己一贯的主张,必有一贯之路线。不致今日译“步兵操典”,明日译“文艺复兴”。计划可以以时代为中心,或思想为中心先翻X,后译Y,有一定之步骤。最好以现代中国读者界为前提。阁下之文笔太深奥,使人难于看懂;或译出与咱们漠不相关之著作,如“四十年来巴黎之时装变迁史”,或“伦敦大雾之研究”,美则美矣,其于中国何!“其于百姓何”!

   大概志愿立定了,本领又很高明,则此时有“怎么翻”之一问题。以上三项,皆是说明“如何方够得上翻书”。以下几点,是论怎么翻译,方可以事半功倍:

   一. 莫翻英华字典,或法华字典之类——翻书时用字典,最好原文原解的,现时洋文华解之字典,大致皆宜于初学洋文,而不宜于翻译。有时思路滞塞,,求在这种字典中寻启发吧,便如烦躁的希望得异性的安慰,他或她使你更烦躁,冒火。那有诗做得好的抱住“佩文韵府”或“诗韵合璧”?那有会翻书的不断地从字典中取出一个个字补凑,编排?何况现存之洋华字典,大都糊涂的可以。那么有疑难又怎样呢?或翻原文原解之字典,更好是用顾问,更好是用外国工程师!没有法子,学问上是无架子可摆,无捷径(Royal way),用不得权术的!

   二. 口译胜于笔译,合译胜于独译。——除别有会心之文学作品,如诗歌,觉得只有自己一己能译出外,普通二三人(人太多有时也不便)志同道合,互相参究,容易有兴趣,用力少而见功多。但也颇要平心静气,争闹不得!打不得!独自吃重,寂寞的捱着大著,虽可钦佩,究竟可不必也!还有一点小经验,为译书者说。即是翻译有时倒不麻烦,一道钞腾一部庞然巨制,倒觉工作沉重起来了,简单的法子,修改之后,请人代钞。

   严几道论翻译,有三原则:即信,达,雅。暗合艺术上之真,善,美,三原则。可以奉为楷模。信者真实,达者明显,雅者漂亮。现在我们看唐译佛经,尤其是诸论,偈未尝不惊奇古人之高深。其说理之处,如稍惯于那种文法,觉得真是一字不移,一字不增,一字不减。路德与弥难希东共译希腊文的圣经,用工之苦,往往四日翻出三行,便因此确定了德文之基础。中文翻出的“官话”新旧约,也是佳制。大概信达之后,自成风格,开出一种新的文体,是意中事。也许求古人将佛经翻成另一种更浅近更晓畅的文体,使哥儿们容易了解,觉得“顺眼”实不可能。信可以力求而得,达却颇需要天才,A翻之则不达,B译之而达。大有本领上之悬殊。雅则只能靠天,故意装作不出的。不过既自有风格,当然也成一个样子吧。因此又抄出彦琮法师的八个条件:

   夫预翻译,有八备十条:

   一, 诚心受法,志在益人。

   二, 将践胜场,先牢戒足。

   三, 文诠三藏,义贯五乘。

   四, 傍涉文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

   五,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六, 沉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玄。

   七, 要识梵言,不坠彼学。

   八, 传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

   在昔盛世,翻译之事视为一种极崇高,伟大的事业,翻译者皆为“大师”。这工作与宗教相连,觉得与身心性命有关,所以虽甚辛苦,但成绩特别好。佛经中错字少,大概也是这种原由。今人翻译西洋著作,缺乏这种信心,虽有人以此糊口,但目的在卖钱,便无异于经商,经商则只要花样多交货快。顾不到本质,更顾不到一书翻出后对于读者的影响。看现代西洋人彼此翻译各种著作,更使我们惊奇。大概凡甲国有的较重要的著作,乙国必将其翻去了,因之翻译而不得著者的许可,便视同偷窃。英译浮士德有四十种译本之多,甚至日本人也译有托尔斯太,莎士比亚诸文学家的全部著作,真使咱们愧死!

   有谁真切地自觉在负着绍介西方文化的使命而严肃地以翻译为毕生工作的吗?我们需要这种“大师”! 

   1934.03.30——193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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