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极大的疑问没有得到解释，它关系到我和毛泽东的精神联系。
我是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受害者。1966年上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正好赶上所谓“十年浩劫”。我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饱受社会和学校歧视，不能入红小兵、红卫兵，不能当班干部（尽管学习好）。我哥哥甚至不能上高中。1971年前我也像大家一样懵懵懂懂崇拜毛泽东，对自己和家人的遭遇根本没有反思的能力，也没有任何反思的思想资源，更不可能怪罪毛泽东。但是到1971年林彪事发，再没有反思能力的人也不再那么迷信毛泽东、把他无条件奉为英明无比的上帝了。
十分怪异的事情发生了。1976年9月9日下午三点宣布毛泽东死的那一刻，我当时正在一个校办工厂做临时工。大家在那里准备听三点的广播。惊闻“噩耗”时的感受是天要塌下来了，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震惊或吓呆了的感觉是无法言表的。紧接着就是与大家一起痛哭流涕。工厂宣布停工，我一路拿着草帽（当时还很热，但很自觉地拿下了），低头目不斜视回家。一路所见人人都和我差不多：匆匆赶路，不说话，不东张西望。出奇的安静。死一般的寂静。
更奇怪的一段经历是在1985年。那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去北京复试。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研究生复试结束后，伟大的首都有那么多景点，我一个没有去，唯一去参观的地方就是毛泽东纪念堂！后来我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感到迷惑和愤怒：你他妈的真是没有出息！被这个人害得这么惨，还去瞻仰什么遗容！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也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中央公开否定了文革，指出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我在思想上、理性上也接受了基本的启蒙（即使没有彻底觉醒），为什么还是被这个使我的童年充满苦难的“他老人家”所控制，以至于对他的尸体也念念不忘？
这个谜团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里，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这几天阅读《耳语者》一书中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反应的描写，好像找到了一些答案。
1953年3月5日，一代极权主义统治者斯大林死了。依据《耳语者》一书的描述，一部分受到斯大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反应是非常戏剧性的，它非常深刻地表明了斯大林对他们的灵魂的控制达到了甚么程度。
最典型的是西蒙诺夫。西蒙诺夫是名噪一时的著名苏联作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1934年开始写作。1938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42年加入共产党。参加并大量描写了卫国战争。后任《文学报》主编、《新世界》杂志编委、《文学俄罗斯》报编委、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等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一方面深深地崇拜斯大林、敬畏斯大林，参与了战后迫害犹太人和整肃知识分子等不光彩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对斯大林的很多极权主义统治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他一直在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与自己的知识分子良知之间痛苦挣扎。
这个很大程度上已经在1950年代初走出斯大林迷信的人，这样谈自己在听到斯大林死迅后的感受：“我的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部分开始了。”（544）这里，“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是一个关键词：极权主义领袖、极权主义的实践和思想，已经成为西蒙诺夫身体和灵魂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就像一个带癌生存的人），这决定了他对于斯大林的感情，决不是简单的热爱或者痛恨能够概括的。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这也决定了他对斯大林及其极权主义的反思不可能像一个西方（比如美国）的思想家那么彻底和简单：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听到斯大林死的噩耗，西蒙诺夫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思想。他开始写悼念诗，“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任何事情”。（545）据他后来回忆，写着写着，“出乎意料地，一下子泪流满面”，“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哭泣。”（545）。这个叙述和我当时的感受何等吻合：原来我的哭泣是一种不知所措的震惊在身体上、生理上的反应。
西蒙诺夫还写到自己作为护卫斯大林遗体的卫兵，见到的那些前来瞻仰遗容者的反应：“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症”（546-547）。这种所谓的“精神痉挛”，很难说是因为仍然盲目地、无条件地爱着、崇拜着斯大林，而只能证明这个独裁者对人们的精神控制达到了何等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于即使他把你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即使你无缘无故地坐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一辈子的牢狱，但你的精神世界仍然被他控制着！在《耳语者》的作者看来，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到。”（547）
还有西蒙诺夫的同行，那些同样被斯大林迫害得死去活来的作家艺术家，也有类似的感受，也就是说，“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受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了悲伤。”（545）
在大恐怖时代被斯大林迫害而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诗句：“我们的心脏在出血，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抱着你的头颅，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546）很多艺术家自己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这种反应，“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然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经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拉斯金回忆：“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547）
我觉得这些解释是非常准确的。一个长期控制你思想的一个精神教父，即使残酷地迫害了你，你却仍然无法摆脱他，即使在他死后，就像无法摆脱你自己身上长了几十年的毒瘤，一下子被切除也会觉得不知所措，若有所失。甚至在你已经初步觉醒，理智上对他的本质有所认识了，也仍然如此。正如《耳语者》的作者指出的：“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机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547）
这是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一下子方向感和安全感没有了。必须承认，安全感并不都是什么好东西。一个人即使在监狱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虽然不同于民主、自由、法制社会的那种安全感。在监狱中，你或许还可以预测：明天的生活依然是按部就班的劳动改造。但是斯大林（还有毛泽东）死后却完全不同了。这种感觉的最准确表达就是“不知所措”。与不知所措相伴随的还有恐惧感：天哪，明天到底会怎么样啊？就如一个苏联的裁缝在斯大林死后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他相处。现在怎么办，又会发生甚么，谁能知道呢？”（548）“斯大林去世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550）
我想，我在毛泽东死后的感觉，就和这些人在斯大林死后的感觉一样：我们都吓坏了，于是我们哭了。我们的哭不过是这种“吓坏了”的自然生理反应。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要期待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具备任何想象其他生活和不一样的未来的思想资源和经验资源：我们的思想资源就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经验生活就是监狱。
最后结论：所谓大人物和道德人品没有必然关系。“大”“小”也不是一个道德概念。一个长久控制你了的思想、灵魂和命运的人，就是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