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这个词在斯瓦西里语叫做Kujite-gemea，而其成为坦桑尼亚政策话语流行词则要追溯到坦桑国父尼雷尔推行的乌贾玛(Ujamaa)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革。乌贾玛因其同当时中国农民公社运动的紧密关系更为中国人熟知，而与其相连的Kujitegemea所强调的摆脱援助，自力更生的精神却不为外人所知。这个词进入我的词典源于我们学院在坦桑尼亚执行的一个发展减贫项目。
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发展专家与中农发中非农投坦桑分公司(本文称作“剑麻农场”)及坦桑政府、农技人员一起，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支持下于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Morogoro)基洛萨县(Kilosa)鲁代瓦乡(Rudewa)佩雅佩雅村(Peapea)实施了名为“中坦减贫合作与村级减贫学习中心”的发展项目。项目虽然是外来的发展干预，但项目组提倡的利用佩村已有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加强对土地的投入，推广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尤其是以资本节约而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科技为中心的技术颇与“Kujitegemea“所强调的自力更生精神相通。截至目前，项目效果明显，参与项目的示范农户单英亩的玉米产量大幅增加，个别农户甚至因此盖起了新房。
另外，在丰收的6、7月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国内其他领域的相关专家还同坦桑当地政府和佩村村民共同搞起了玉米增产竞赛的活动。活动当天佩村俨然成为了十里八乡的焦点，示范户们不但能够在一年的辛苦后得到自行车等实物奖励，而且还能见到来自中国、坦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官。2013年的丰收庆，某一坦桑高官一开心，就许下了给佩村资助农业机械的豪言，尽管到去年暑假我住在佩村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研时，这件事也还还未得到落实。
不过说到自力更生，中国语境下还有相对的一句，即艰苦奋斗。对比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坦桑尼亚佩村农户更倾向于在田间采取雇工的形式来完成生产。农耕时节的抢种抢收以及田间的除草管理，都需要雇工来完成，项目组也因此设置了部分赠款用于支持示范农户的雇工费用。雇工现象广泛地存在于佩村原有的农业实践中，这部分配合项目的赠款让我特别困惑：试想中国农民拿到赠款，很可能起早贪黑，把省下的钱来给小孩子付学费，而为什么佩村的农户愿意去雇工?难道是那里的农民太懒吗?
当我在村子里真的住下来，每日面对家长里短，与翻译大叔一起奔波的时候，才渐渐明白了雇工背后的无奈的逻辑：与中国小农“多劳多得”的耕种逻辑不同，这里的小农的生产逻辑是“多种才能避免颗粒无收”，与精耕细作的生产策略不同，佩村的小农采取的是“广种薄收”的低投入水平和粗放式经营策略。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可能源于一种长期对土地回报期待的下降，或者称之为长期对土地的“失望”，这种“失望”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佩村普遍缺乏基本的农田水利设施，除了人用水源可以在剑麻农场的支持下勉强维持，村内根本没有任何的灌溉措施。种地只能看天，下雨后抢种，即靠天吃饭成为耕种常态，为了抢到种植的时节，一些在农场工作的工人，也不能不面临逃工抢种的抉择。为了争夺一项乡里主导的由名为”Iwash”的NGO支持的引水工程，村内的前主席A女士不惜在乡政府会议上同鲁代瓦乡长当面叫板，并带领村内代表“退会离席表示抗议”，这样一个事件也能侧面说明农田水利工程在佩村人心中的分量。
其次，是气候变迁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没有农田水利，种田只能看天，全球的气候变迁给这些生计最为脆弱的小农群体带来的可能是最为严重的生计危机。2014年暑假，原本是旱季，佩村却莫名下了一个月的小雨，农户们面对这种天气，担忧的是未来雨季时候的干旱与涝灾。有数据统计表明，莫罗戈罗地区面临着巨大的气候不确定性，历史上也曾有研究，该地区多发干旱，1922年到2005年，干旱发生了21次，从1983年到2005年，几乎每2-3年干旱就会发生一次(Paavola，2008)。就在2011年与2014年，佩村的示范农户还赶上过旱灾与涝灾。气候变迁，尤其是干旱，让长久以来存在于农牧民之间的冲突加剧了。2000年，佩村隔壁村子的农户同马赛人之间发生了被本地媒体称作“Kilosa Killings”的大规模冲突，一天之内38名农民被杀(Abdallah，2009)，事后，832名农户成为难民前往隔壁村寻求保护(Baha etal.,2008)。与官方的问责到官员腐败不同的是，在马赛人的讲述中，干旱才是这次冲突的罪魁祸首。
再次，佩村农户普遍缺乏良好的仓储条件。农户就算有了好收成，对秋收后损失的控制力也不足。住在村子里我换了好几个屋主，无论是住在农场医院护士宿舍还是住在佩村分村小组长家，他们都简单地将收成堆放在屋内，在住宿条件颇为不错的小学老师家里，玉米更是堆放在屋外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平白占去了人家一间卧室的缘故)。除了一张单人床，其他地方堆满了丰收的玉米，护士S女士上初中的儿子和上小学的侄子同住一室，空间局促。看着时不时就出现在沙发上的一种啃食玉米为生，叫做大象(Tembo)的小虫、满地拇指长的蟑螂，以及偷啄玉米的走地鸡时，我认真地感叹道，那只鸡还真是会找食儿。
最后，粮食市场的封闭性。这点与农户的贫困程度相关联，风调雨顺后的丰收，意味着本地玉米市场的大跌，缺乏资金、人脉支持的中小农户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市场，更承担不起运输的费用。好在项目组2014年在当地农技人员B先生的支持下，从达市招揽了一些商户，同意以高于本地价格来收购示范户的玉米。而这些工作，据B言，全仰仗自己在粮食行业工作的亲属的支持。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佩村农民长期所面临的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与生计的脆弱性。为了分担风险，多种点地可能成为了一个让人心安的选择：也许靠近河谷的那块可能还能长出点东西，而不存水的高地至少不会被淹掉，因此“多种才可能避免颗粒无收”是这里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所迫下自发的生产逻辑。佩村参与示范的农户普遍耕种2-3英亩(合12-18亩)地，几倍于中国小农耕种土地的面积，广泛采取的核心家庭组织模式又使得农户在雨后抢播、秋后抢收时节面临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但好在坦桑的城市对就业的容纳量颇少，在村里找到几个帮手并不难。
长期的低投入耕种策略，也侧面造成了社区精英并非来自农户。村内的能人是开酒吧的商人，是做生意的店主，是学校的老师，是政府的公务员，是农场的工头，是工会的主席。甚至同本土知识丰富的巫医相比，饱富农业生产知识的老农也并没有在我的找寻中浮出水面，或者说“老农”在这里并非是一个可以自傲的知识精英身份。简单而言，佩村农户心思并非在种地上，所以在土地上“懒”只是为了腾出时间和心思忙活点其他的。
雷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对非农业援助与投资，旨在从非洲本地人视角来探究中国在非洲现象。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JHU)访问学生。
参考文献
Paavola, J. (2008). Livelihoods,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 Morogoro, Tanzania. EnvironmentalScience & Policy, 11(7), 642-654.
Benjaminsen, T. A., Maganga, F. P., &Abdallah, J. M. (2009). The Kilosa killings: Political ecology of afarmer–herder conflict in Tanzani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0(3),423-445.
Baha, B., Attito, T., Axwesso, S., Luhwego,R., & Charles, B. (2008). The Price of a Malfunctioning Land ManagementSystem in Tanzania: A Fact Finding Report on the Dispute between Pastoralistsand Peasants in Kilosa Distri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