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系童世骏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03JZD0026）系列成果之一。
2005年暑假，教育部首批重大攻关项目之一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市40个城乡调查点进行了严格的入户抽样调查，一共回收了有效问卷4569份。在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方面，该课题组发现，只有44.9%的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2005年10月，国内著名的调查公司——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全国8个大中小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农村地区的4128个有效样本的同类调查也显示，只有56.1％的被调查对象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而在2003－2005年的连续三年期间，中国居民对自己总体生活的满意程度（即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2003年为68.2%，2004年为66.9%，2005年为56.1%。两项调查还共同揭示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
在有关中国居民心理生活的调查方面，《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还发现，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排在第五名。国家经济在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也较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为何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却普通出现了下降？尤其是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而幸福度却普通比农村居民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依次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低许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幸福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它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元素，既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的肯定方面得到实现和否定方面得以避免的心理体验，也是生存发展达到某种完满和免除严重损害的心理体验。因此，人的幸福度的构成不仅是某种重大需求、欲望、目的和快乐的持久满足，而且还必须内含有对严重损害或痛苦心理体验等否定性因素的避免。而这两种元素都恰恰孕育在现代性的发育之中。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不仅使我们摆脱了传统社会的长期束缚，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是，就在人类社会高举经济增长的旗帜大步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明白无误地看到极权主义的兴起、战争的工业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监督机制的乏力等现代性的严重后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性其实就是个自我否定的过程，现代社会使得几乎每一种事情都被强行涂抹上某种主流色彩，就像经济增长一样，不管您发展能力和状况如何，几乎都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追求的首要目标。长此以往，它无疑会使得非常复杂化的现代生活在某个侧面上表现出危险的单调。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物质生活得以基本满足，可是我们的居民却并没有因此而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现代性在微观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未预期的社会后果。
对一个国家或政府来说，经济发展无疑是政府所要努力追求的一种有意图的行为（intentional actions），为此，他们将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就像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那样，任何行为的主体不仅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而且也总是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总是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调整。可是，即使这样，对政府来说，令他们难以想到的是，这一有意图的行为却产生了未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行为的主体总是会以不同方式去行动的，这就意味着，行动所体现的是行为者改变既成事态的能力。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行动者具有这种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并不一定能预期到自己如此行动的后果，而正是这些未能预期到的行动后果，反而构成了他后续行动的条件。经济增长的有意图行为带来了居民生活幸福感的下降这种未预期的后果，实际上正是一个在宏观层面上涉及整个“现代性”社会及其后果的论题，是宏观层面上的国家经济增长对微观层面上的居民幸福度期待的一种长期压抑，这种压抑是国家经济增长所未能预期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今天出现居民幸福度的下降，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现象。在国际上研究幸福指数最负盛名的机构——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2004年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幸福指数的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哥和墨西哥却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只排到了第15名，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第二的日本，其幸福指数仅列42位，还排在越南（29）、菲律宾（31）之后。国外有关幸福度的研究结果揭示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幸福度和经济收入不一定成正比，提高人们的幸福度，不一定要通过增加收入的途径来实现。这个结论至少表明了个人的主观幸福度不全是由财富和收入来决定的，一个人获得幸福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幸福的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它是由快乐的心理体验的主观元素和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和生存发展的某种完满的客观元素构成的。在发达国家，许多人在日复一日地奔波劳累中成了“工作机器”，心理极度压抑，人们的幸福感常常被精神压力所抵消了。在极度的紧张和心理压力之下生活，再高的收入也是很难让人体验到幸福之美的。
因此，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理查德‧雷亚德（Richard Layard）提出，经济政策应该以创造幸福为目标，而不该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等用以描述经济发展状况的客观指标并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测量国民的幸福程度。大量研究表明，当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经济指数与幸福度成正相关，人均收入越多，生活满意感和幸福度越高。而当GDP增长水平超过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经济因素在“幸福度”中起到的作用将会逐步减弱。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GDP 只是一国所有产品和劳务的货币价值，而产出的增多并不等于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的增加。除受分配制度影响外，它没有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犯罪、贫困、休闲等与国民幸福直接相关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生活在财富公平分配的社会里的居民感觉会更幸福。当然，如果人们在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就想通过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来提高幸福感，这种改善的结果也是很有限度的。只有在物质生活的改善到达了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在增强自己的幸福感方面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才有可能减弱。因此可以说，在生产力和人均收入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收入，仍然是改善人们幸福程度的最重要途径。而当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其幸福度将更多地取决于其他非经济的因素。今天，中国居民幸福度的下降，从某个方面恰恰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步入幸福度的临界点，它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型与重建，这也是抵消现代性后果的一种必由之路。
21世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国家富裕和人民幸福则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所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了增加人民的福祉，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在“现代性反思”的视野中，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考量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和目标要求，而且更需要把“经济增长”与“人的幸福”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到与经济环境和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居民日常生活结构中来重新定位。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在现代性发育中对物质形态的数量追求与欲望扩张，更是一种传统生活结构的破除和现代生活体系的重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状况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也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此，我们将不得不予以充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