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作者：文军,男,1969 年生,社会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高校社会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 200062)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注1）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核心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 K. Marx)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 E.Durkheim) 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 Weber) 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 （注2）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 、劳动分工(涂尔干) 、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 ,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 社会关系(马克思) 、社会事实(涂尔干) 、社会行动(韦伯) 。（注3） 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注4） 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 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注5）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 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 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注6） 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 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注7）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注8）) 。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 Giddens) 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注9） 从大约17 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注10） 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注11）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注12）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注13） 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 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 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注14） 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 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注15）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 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注16）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 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注17）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
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 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 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 . Alexander) 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 、费恩(C. Fine) 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 Cook) 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 . Coleman) 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 Elias) 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注18） 如瑞泽尔( G. Ritzer) 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 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 （注19）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 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注20）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 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了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开始走向衰落,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 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 微观个体”、“客观环境- 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 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 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注21）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 “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注22） 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注释：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非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及其趋势”(03CSH002) 系列成果之一。
注1：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5 期。
注2：例如,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 。涂尔干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 he collective conscience) 的弱化。而韦伯则把现代化归结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 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 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 出现的结果。
注3：Owen ,D. ,S ociology af ter Postmodernism , London : Sage ,1997 ,p. 12.
注4：文军:《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 《南京社会科学》2004 年第5 期。
注5：谭明方:《社会学方法论新探》, 《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2 期。
注6：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 G. Ritzer) 曾把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结为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学的成长六个方面。其实,这也只是现代性滋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注7：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分析,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的论述。比如,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中(参见: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216 页) 。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世界,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断裂和紧张,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对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一一进行论述。
注8：有关这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文军、童星:《论三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 《湖南社会科学》2001 年第1 期。
注9：皮斯特(J an - Nederveen Pieterse) 认为,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全球化观念掩盖了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权力关系,即全球化/ 现代化的论述局限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从而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参见: Pieterse , Jan- Nederveen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 eds. by M. Feat herstone et al . , London : Sage ,1995.
注10： Cohen , R. and Kennedy , P. Global S ociology , Basingstoke : Macmillan ,2000 ,p. 42.
注11：必须指出的是,在有关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论述上,不同学者之间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认为全球化纯粹是现代性的放大化;罗伯森(R. Robert son) 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而且,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注12：正如罗伯森和莱彻纳( F. Lechner) 所说:“现代性的许多主题- - 生活世界的分裂、结构的分异、认知和道德上的相对性、体验范围的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加深。”参见: Robert son , R. and Lechner , F. ,‘Modernization ,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 - system Theory’, In Theory , Cult ure and S ociet y ,Vol . 2 ,1985 ,p. 108 。
注13：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 - 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6 页。
注14：Feat herstone ,M. ,‘Global culture : an int roduction’, in Feat herstone ,M. (ed. ) Global Cult ure : N 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 London : Sage ,1990.
注15：吉登斯(A. Giddens) 、贝克(U. Beck) 、鲍曼(Z. Bauman) 等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注16：其实,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性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从来就不具有将自身从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跃居其它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权。
注17：Giddens , A. S 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 ociology ,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87 ,Preface.
注18：盛少波:《社会学统一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1993 年第1 期。
注19：Ritzer , G. ,S ociological Theory , New York : McGraw - Hill ,1996 ,pp. 621 - 650.
注20：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理论向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扩展,不仅意味着调用社会学以外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同时也包含放弃作为主流社会学理论核心的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因此,从社会学理论到社会理论的转变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成分,而且也有政治的成分。对于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批判”意味着这样的观念:知识存在于历史中,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因此,它致力于对社会作总体性的、结构性的理解。参见:Agger ,B ,Critical social t heory , A n int roduction , Westview Press ,1998.
注21：这里,我们在瑞泽尔三种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批判范式”,一是为了更加完整地表述了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形态,二是为了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传统即实证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传统和批判主义传统形成对应。很显然,在上述四种范式类型中,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批判范式分别主要对应的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而社会行为范式实际上与上述三种理论传统都有一定的关联。如果忽略了社会批判范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忽视了社会学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当然,从方法论上讲,社会批判范式是与实证主义理论传统相对峙的,但在马克思等古典社会学家那里,它却又有一定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倾向,或许正因为批判主义这种多重范式的特点,瑞泽尔才没有将社会批判范式单独列出进行比较。但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更加突出了“社会批判范式”的地位。
注22：其实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含有“纵”、“横”的学科,“纵”者是由历史发展找社会规律,“横”者则是由不同社会、国家发展状况的比较来拓展我们理解社会的特质。
原文来源：《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