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质性社会学主张将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出发点，促进其主流化。质性社会学的必要性：社会学研究盲目过度量化倾向需要纠偏，学科发展内在的逻辑困境需要理顺，应对转型社会的实效性需要增强。质性社会学的可能性：有丰富的实践积累，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契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质性社会学的目标：重构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本土社会学话语体系评价体系，重塑社会学想象力，重振中华文化自信。
关键词：质性社会学、社会质量、科学、人文、思维方式
一、何谓质性社会学？
质性研究，一般是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我们主张将其上升为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出发点，提出“质性社会学”概念。定义为：
质性社会学，是以质性研究方法为基本方法，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促进社会质量提升的社会学。
质性社会学首先强调的是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民族志、扎根理论、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一整套方法体系，这一方法体系与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量化分析法形成鲜明对比。
质性社会学是人文社会学。源自自然科学的经典社会学明确标榜价值中立，强调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突出工具理性，旨在求“真”；质性社会学则重视参与、理解，倡导人文关怀，彰显价值理性，内在向“善”。因此，如果把经典社会学称之为“科学社会学”，则质性社会学应倾向于“人文社会学”。
质性社会学是解释社会学。质性研究的目的不是预测，不是控制，而是理解。强调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透过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对典型个案、焦点群体和社会现象的诠释理解，在具体情境中把握现象和事件的意义。寓情于景，追求研究的特质化，强调地域的适用性，重视主观体验。寻求对区域社会发展质量的追求和人群生活意义的建构。
质性社会学是微观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不同，质性社会学由追求科学性、规律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微观个体、本土经验、中观区域。遵循从个体、局部到整体的研究路径，去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不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社会理论，类似于“中程理论”。如果说传统社会学的量化研究一般是一种“远距离”的研究，质性社会学则是一种近距离的研究，参与、体验、直接观察。因而是“本土社会学”、“区域社会学”、“微观社会学”。
质性社会学是社会质量学。质性社会学为自己确定的只是一个“有限”目标：研究和促进社会质量提升。社会质量也就是社会发展质量，即社会发展的程度和好坏，主要指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维度。包括“社会的文化价值、精神气质、历史积淀、人的社会认同、主观感受等方面，构成社会发展的质量”。
欧洲学者将“社会质量”定义为“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Beck, Maesen v. d., and Walker,1997）”。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状况可以通过以下四方面要素来描述：一是社会经济保障；二是社会凝聚；三是社会包容；四是社会赋权。1997年，欧盟《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提出，“我们不希望在欧洲城市中看到数量不断增加的乞丐、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我们希望欧洲社会是一个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社会，同时也希望通过提升社会公正和社会参与，使欧洲社会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
社会发展既需要“量”的积累，更在于“质”的提升。社会质量理论把每个个人看成是处在其自我实现和集体性认同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中。质性社会学的社会发展质量，偏重于人的内心体验，是以人的主体感受为本的社会生活质量。
质性社会学是建构社会学。“参与”、“行动”是质性研究的核心概念。这里涉及研究者的角色、立场、态度和信念。秉持建构主义的立场，提出建构优质社会的目标。着眼生活世界、探寻行动策略、追求意义空间。也体现质性社会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不是单纯地“追求真理”，更多的应是“寻求价值”。
将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质性社会学，并非我们标新立异的独创。实际上随质性方法的兴起，就有了“质性社会学”的提法。1978年创刊的英文刊物《Qualitative Sociology》（《质性社会学》）应是最早以“质性社会学”命名的英文学术刊物。2005年在波兰创刊的英文在线刊物《Qualitative Sociology Review》（《质性社会学评论》）在创刊号上也表明了其对质性社会学的理解：“质性社会学是一种描述、理解、解释社会现象的视角，……它也是关于人类经验的质性思维方式”。
可以看到，西方学者的“质性研究”，基本相当或对应于国内社会学界所说“定性研究”。在此意义上，“Qualitative Sociology （质性社会学）”，被很多人理解为“定性社会学”。但我们认为，“质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和有别于“定性”研究。如果说“定性”是与“定量”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一对范畴，而质性研究本身并不排斥、或者说也内在地包括了量的分析和比较。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同时既包括“质”的判断，也包括“量”的分析。不能人为地将二者对立起来，划分出“定量社会学”和“定性社会学”。
进一步，将“质性社会学”混同于“定性社会学”，表明依然把“质性”研究仅仅看作方法，而不是一种理念。作为方法，研究者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价值无涉。研究者是认识主体，“社会”是研究对象，是客体，主客体相分离相对立。作为理念，参与、体验、“将心比心”、返身性思考，核心是呼吁研究者尽可能全面地、自然地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与被研究者紧密互动，从被研究者角度，以生活于特定情境中的人的视角“返身性地描述和理解人的实际行动和体验”。这里，研究者自身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客体，主客二元相统一、相一致。
也就是说，从认识论视角，质性社会学主客体相统一、相一致；而“定性社会学”主客体相分离、相对立。二者完全不能等同。
3、质性社会学是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其理论思潮经历了由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进化”或演变，形成不同的学派、观点和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符号互动论三种社会学基本理论，以及社会积淀论、新进化论、现代化的社会生物学、后工业化的社会理论及多边理论；与之相应形成“科学的”、“解释的”、“批判的”三大方法论体系。质性社会学注重解释与建构，批判与反思，融合了符号互动论和社会冲突论的理论假设。其主客体相统一的立场，个案到整体的研究路径，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实证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质性社会学已经形成一种不同于主流社会学的新的、独立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它指的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质性社会学的提出是期望“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实现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名称中的“质性”依然借自西方，概念的提出也是当代，但质性社会学绝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分支，也不是要重新建立一套社会学体系。与其说质性社会学是一个社会学分支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学主张，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社会学流派，一种研究范式。
二、质性社会学何以必要？
1、对社会学盲目和过度量化倾向纠偏的需要
虽然质性社会学不等于定性社会学，但质性社会学的提出，首先是出自对中国当前“学院派社会学”研究盲目和过度量化倾向的反思和纠正。
历来社会学家对社会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不管何种理论体系，从研究方法上简单区分，无非是“定性”与“定量”两种类型。不同的社会学家有不同的倾向，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潮流，不同的国家地区有不同的侧重。譬如在当代，美国社会学者“定量”派占主流，欧洲则“定性”研究较多些。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重建30多年来，在学科和教材建设中可以认为主要受美国“定量”派影响较大。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在研究应用中已经形成一整套“规范”严密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技术、量化资料收集技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等等。确立了量化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高校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数据、模型就代表着学术规范，数据采集和分析贯穿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作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洋八股”成为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标志，成为博士硕士论文评价、学术期刊论文发表必须遵循的标准。
量化的社会学已经垄断了今天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权。质性研究始终处在一个非主流、从属的、辅助性的地位，并且愈来愈边缘化。然而关于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学术论争在社会学界长期存在，且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势。“学术中国”网站评出“2014年中国社会学界十大事件”，其中“《冷冰冰的社会学》引发的争议”赫然上榜。年初“豆瓣网”刊登网名shirley的博客《冷冰冰的社会学》，对社会学教学研究领域量化研究一统天下“为统计而统计，为测量而测量”的倾向表示不满；立刻遭到署名mujun的批评回应，博文《量化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指其“不懂量化研究”，“再好好看几本社会学教材”。
世界进入“大数据时代”，不仅社会学，传统人文学科也以量化为时髦。就像当年发现了杠杆原理的阿基米德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仿佛大数据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社会学的“数据热”仍在升温，社会学的“统计学化”趋势有增无减。。
然而，社会学领域“定量分析”方法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幸福”“和谐”都是可以量化的，但干巴巴的数字总是给人以“冷冰冰的社会学”的感觉。枯燥的数字还难免会掩盖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基尼系数或许可以测量贫富差距，很难解释社会公平度。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学者利用“大数据”对中国社会的“预测”几乎没有看到成功的案例。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活动“可重复性”“规律性”值得怀疑。即使小到一场球赛的结果都难以被“科学”地准确预测。譬如人们热衷于利用计算机模拟预测世界杯足球赛输赢，将参赛运动员的生理、心理数据、既往表现等因素，以及赛场环境、气候气象、地理人文环境等数据都尽可能全面详尽地输入计算机分析计算，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还可以不断增加新的条件，但据说预测结果竟然输给了“章鱼哥”！
问题还在于，愈来愈追求精确量化的社会学研究反倒忽略了人们的感受，“用数字说话”逐渐与现实脱节，离真实社会格格不入。当“定量”由一种方法手段，演变为目的和标准，一种学术追求，就会以表面的数据替代本质，造成相关性与真实逻辑因果关系的颠倒。刻舟求剑，舍本求末，本末倒置，渐行渐远。
不少社会学者看到了“社会科学越来越美国化的危机”，“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日益美国化，但模仿的恰恰是美国社会科学中最狭隘的地方——学术的标准化要求。这意味着将美国社会科学的危机加诸自身已有的危机之上”。学术标准化之所以是一场危机，是由于隐藏在这种标准化模式背后的，是一套教条主义态度、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这是最需要被摒弃的。
中国社会学领域亟需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打破量化研究一统天下，实现理论体系多元化，推动质性研究主流化，给予质性社会学以相对独立、“正统”的地位。
2、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促进社会学学科健康发展的需要
社会学“定量”“定性”之争，表面看是方法之争，实质反映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诸多深层次问题。质性研究的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而量化分析、数学模型遵循的是演绎为主的逻辑。二者纳入同一体系逻辑难以自洽，需要思维的转换。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
费孝通指出社会学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双重性格。以自然科学为模本的主流社会学强调价值中立、客观精确，内在的工具理性要求只管“实然”不管“应然”；而人文的社会学本质上要求深度的价值关怀。学界试图将“人文”统一于“科学”的框架下，按照“科学”的标准来“规范”人文的思维，逻辑上的矛盾冲突几乎是必然的。就好像把中医纳入西医的框架下，搞“中西医结合”。尽管无数事实可以证明中医的实效，然而西医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也就只能被边缘化。海外中医针灸师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在现代科学体系内，证明和捍卫自己的古老医学理论。然而按照西医理论，临床治疗的经验和病例不是“证据”，任何疗法如果不可重复，不能经过严格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就不能证明该疗法的有效性。全球最权威的医学刊物载文宣称“针灸无效”，再次表明试图用西医理论去证明中医疗效是徒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的疗效需要中医的理论。二者不是一个理论体系，与其硬往一块凑，求得统一的解释，不如分离开来独立出来。同样的道理，“人文”的社会学有必要从“科学”框架中独立出来。
除了学科内部缺乏逻辑一致性，学科核心价值基本理念矛盾冲突外，还有学科体系“边界”不清、“社会”特色模糊的问题，影响到学科的健康发展。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学科群中的一门，社会科学还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并列、独立的学科。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应当有其特定的概念、理论、方法体系，有各自的特色和“边界”。同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如果说经济学研究更加关注“量”，社会学则应更偏重于“质”。然而以量化为规范的结果是社会学日益向经济学靠拢、趋同。现实中社会学者对数据的狂热追求一点也不亚于经济学家，争相找数据建模型，社会学在数据追求中越来越经济学化，“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模糊了学科界限。
我们看到，和谐社会、社会建设，中央治国理政重视社会管理的思路一次次激发着社会学家们的激情，企盼和欢呼着“社会学的春天”到来。然而春暖花未开，社会学声音始终微弱。在经济学的渗透和社会学的主动放弃下，传统社会学领地正逐渐丧失，所有“社会”领域均有经济学介入。社会学热衷于“幸福指数”，经济学已开创“幸福经济学”；社会学研究农民工流动，经济学提出的“榨菜指数”成为方便有效的分析工具。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经济学家无论在国家决策层面还是在公众关注领域都发出了专业的声音，大众传媒充斥着经济学专栏。
经济学明确区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基本理顺了价值导向与客观性要求的关系。而社会学发展中表现出一种“泛社会学”倾向，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使社会学更显支离破碎，没有特色，缺乏核心的解释逻辑，对公众面临的问题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社会学是“社会之学”，“社会性”本质上是“人文性”。主张质性社会学，是期待学科建设正本清源、彰显特色，回归人文本质。也是超越方法之争，理顺学科发展内部逻辑，廓清学科建设外部边界，促进社会学本土化健康发展的需要。
3、适应社会转型，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需要
社会学的诞生源于欧洲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为解决社会问题应运而生。社会学最早传入中国也正值社会的大动荡时期，当时的学科分化和学科界限不似今天这样清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都是以“社会问题”为导向，那一代学人对社会理论的探讨自觉而自发地紧密联系着改造变革社会的实践展开。
中国大陆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社会转型亟需社会学理论的阐释和指导，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极为生动丰富的案例和素材，社会学应当大有用武之地。然而反观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多年愈益走向量化的道路，“统计社会学”对社会政策、法制进步的推动作用甚至远不如媒体个案报道的影响力。学院派社会学一味强调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性，即使很精确的量化研究分析，也只能解决“是什么”，即描述现状。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问题，不是“是什么”的问题，至少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要分析形成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为什么”“怎么办”正是质性社会学的特色和目标。媒体深度报道很大程度上相似于质性社会学典型个案研究。像新华社经常组织小分队专题采访深度调研，对决策的影响绝不亚于专门智库。
30多年前费孝通发表《小城镇大问题》，堪称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经典之作，直接推动和影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道路，形成乡镇企业大发展局面。社会学者都期望自己的研究能影响决策、经世致用。费老的研究之所以有效有用，不仅仅在于他的社会地位，我们完全可以从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中有所启示：费老的研究完全没有那些唯数据论的洋教条，而是一以贯之自觉坚持了“质性社会学”（尽管当时并未以此为名称）立场与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界正掀起一股“智库”热，但智库建设也存在跟风模仿、专业性不强，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如何突出中国特色？质性社会学应当可以成为本土学者研究本土问题的最佳工具。
面对许多源自西方经验的社会指标在中国一再“失灵”，外国人一副“看不懂”的表情，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隔一层纱”。然而长期生活在中国，经历并深度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过程的本土学者，就能够感受体悟和理解社会现象的发生、社会心态的变化。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已经由一开始的物质层面更多地转向精神层面。一方面有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需要解决和回答；一方面信任、信仰、浮躁、焦虑、戾气，“没钱不幸福，有钱更不幸福”，社会心态精神层面的问题愈加突出。质性社会学不仅提供分析诠释社会现象的方法工具，其“将心比心”的核心理念也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质性社会学内在要求，社会建设应当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质性社会学追求一种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优质社会”，那就是“中国梦”的愿景。
“社会”是“质量”和“数量”的统一体，质量互变，社会历史螺旋式发展。不同的区域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百废待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DP等经济指标以及量化的社会指标受到高度关注有其必然性。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谐社会、幸福感的追求逐渐凸现愈益迫切。不同历史时期，“公平”和“效率”分别表现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是由“效率优先”阶段转向“公平至上”阶段。也可以说，中国社会正由“数量型社会”转向“质量型社会”，才有了质性社会学的应运而生。
三、质性社会学何以可能
1、实践中已有丰富的经验积累
质性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被介绍到中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英文“qualitative research”一开始在中国大陆被译为“定性研究”，在台湾、香港地区及新加坡被译为“质的研究”,后逐渐统一为“质性研究”。最早是从“参与式农村发展”的项目推广，到“社会性别”相关研究中提出方法论问题，学术界则是从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介绍过来。如果以九五“世妇会”为标志，质性研究在中国兴起迄今刚刚20年时间。
但我们提出质性社会学，核心在于质性方法中内涵的理念：参与、倾听、体悟、反思、行动……。而这些理念其实是百年前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自觉拥有自发坚持的社会学思想。笔者在《质性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一文中曾经指出，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中国早期社会学可概括为三大流派：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毛泽东、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社会学。学院派社会学家很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出身，其田野调查的方法都已被纳入今天“质性方法”体系，如“民族志”、“扎根理论”等。乡村建设派则完全可以看成是质性社会学“行动研究”的早期探索典型。至于革命派社会学者，虽未能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其带有强烈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的社会调查研究直接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像毛泽东《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文章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质性社会学成果。
尤其需要指出，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在中国大陆被中断，但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研究传统并未中止。毛泽东有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党的干部经常“下基层”“蹲点”，强调对劳动人民的感情，社会调查被要求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电视片《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秘书讲，不要把调查研究的传统丢掉了，要他们到北大、清华、科学院“做点调查，搞点个案”。可见，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实践的社会调查研究，一直贯穿着质性社会学的主线，体现了质性研究的精髓。
近20年间学术界的社会学质性研究虽一直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但作为一种方法体系还是逐步得到承认，并得到系统化梳理和理论化提升。其间，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质的研究方法”的专著。重庆出版社“万卷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译丛”较系统地译介出版了一批国外质性方法教材和专著，人民邮电出版社等也集中编译出版质性研究方法书籍。《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等学术期刊相继发表了一些介绍、评论质性研究方法以及应用质性方法的研究论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等立项、完成一批以“参与式”“质性研究”为题的项目，取得不少成果。
可以看到，质性研究的探讨并非专属于社会学领域，相关论文发表很多是在人类学、民族学、教育学、医学、心理学期刊。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较多应用在农村发展、社会性别领域。其中值得一提的华中“乡土派”农村社会学研究，贺雪峰教授等总结提炼出“饱和经验法”、“经验质感”等概念，标志着社会学的质性研究已经从方法的介绍、移植、嫁接到了自觉的理论提升阶段。
虽然质性研究的经验积累仍停留在“方法”层面，但这种积累已经为理念提升为质性社会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理论上自成体系，有充分的学理依据
质性社会学研究遵循“由点及面”的认识路径，注重个案研究，
典型调查。见微知著，“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认真解剖一只麻雀，了解它的结构，获取感性认识，就相当于解剖了一千只、一万只同样的麻雀。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受困于“代表性”问题。批评者发问：你怎么知道你所解剖的那一只和其它未解剖的麻雀是完全一样的？欲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要么用完全归纳法，穷尽天下所有乌鸦无一漏网，没发现任何一只白色、褐色的“非黑”乌鸦；要么你能够从逻辑上证明你所看到的乌鸦具有“代表性”，并据此计算出乌鸦全黑的概率有多大。
的确，何以可以从个人感悟上升至世界整体存在与价值的根源？质性社会学的基础受到质疑。个案研究的“典型性”≠“代表性”。于是陷入“代表性悖论”。其实这正表明，人文的质性社会学与科学的量化社会学不属同一范式，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和理论。“受过严格量化研究训练的社会学者，在选择样本考虑其‘代表性’时，不自觉地运用了量化研究的逻辑”。
质性社会学与量化研究的不同在于思维方式不同，我们称之为“质性思维”。质性思维方式是一种“全息整体思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窥一斑而知全豹”，“一叶落知天下秋”。人们正是从这“一滴”、“一斑”、“一叶”，进而认识到事物的全体。个别中有一般。通过对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个别典型的科学剖析，求得对普遍情况的真正了解和对一般规律的正确认识。这种认知靠的是经验、类比、领悟，而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
发端于中国古老“天人合一”思想的全息整体思维方式，在现代通过“全息科学”理论找到了学理依据。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全息照相技术发展的光学全息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生物胚胎全息克隆技术的成功，进而发展了全息科学理论。全息科学理论认为：在宇宙统一整体中，各子系与系统、系统与宇宙之间全息对应，凡相互对应的部位较之非相互对应的部位在物质、结构、能量、信息、精神与功能等宇宙要素上相似程度较大。从潜显信息总和上看，系统任一部分都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
全息科学理论从另一个视角揭示了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具体方式，进而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原理。实际上，鸡蛋仅需温度就可以孵出活蹦乱跳的小鸡，受精卵在母腹孕育出与父母遗传相似的人，我们就可以领悟和证明全息对应、全息包含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不同于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可以“头疼医脚，脚疼扎耳”，中医针灸穴位经络学说，即源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包含着全息科学的思想和智慧。
费孝通《江村经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高度评价。马氏认为, “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 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质性社会学倡导的典型调查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由个性到共性的认识论原理。其全息整体的质性思维方法、理念自成体系，逻辑自洽，构成一不同于西方传统社会学的独立系统。
3、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高度契合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近代自然科学为什么未能在中国诞生？五花八门的解答将其归结为体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因素。
近代自然科学可以被称之为数理实验科学。其核心的要素一是数学，二是实验。或曰，一是逻辑，二是实证，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来自西方文化，产生的源头在古希腊文明。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欧几里德几何学采取严格的演绎推理证明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坚信“万物皆源于数”。因此，西方文化中内含有追求精确、注重逻辑的理性精神。
人类思维方式可以分为关联思维和逻辑思维。显然，逻辑思维源自西方文化传统，而东方文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偏重于关联思维。中国文字以象形、会意为特点，给人以丰富联想。类比联想、直觉感悟、将心比心等都属于关联思维方式的范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恰好对应和符合于我们所称“质性思维”。
量化的社会学研究最基本最常规的手段是问卷调查。然而问卷调查法移植应用于中国的确存在“水土不服”、获取“真实”数据困难的问题。追溯起来，量化问卷可能更适应于有着理性思维表达传统的社会；而深度访谈、参与体验等方法甚至可以从中国古代官员的“微服私访”中找到根源和依据。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虽是从西方引进，而其内核却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用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确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民情。
中国文化讲究区分“道”与“术”。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道理，规律，气质，文化，形而上；术：技术，方法，工具，具体，形而下。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文化结构存在显著的不同。也就是“道”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西方科学文化则是征服自然。有文化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尊崇的是“王道”，而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是“霸道”。
质性研究在西方只是方法，是工具。如果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方法论层面，就永远只是一种“术”。我们将其上升为质性社会学，就是由“术”而“道”。意味着是理念，是价值，是方向，是思路。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学学科建设教材建设都存在一个问题，“术讲得太多，而最根本的就是一个道”。
“霸道”产生的是居高临下的社会学，“王道”主张的是和谐平等的社会学。西方的质性研究方法源自人类学传统，而人类学的产生有着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因此，西方质性研究一般是一种“下向”研究，即研究对象一般是殖民地异质社会、“土著”弱势群体。研究者本身无论学识还是社会地位远高于研究对象，似外星人来到地球，从零开始“客观”研究。由于研究者作为“外来者”，于是有了“参与”。质性方法由术而道，实际强调的是本土学者研究本土问题，且研究对象并非都是“弱势”阶层，可能更多在地位上与研究者平等甚至更高。重要的意义在于，质性社会学是一种主客体相统一、平等的、开放的、本土的社会学。
“人心”与“天道”相通。将心比心可以从个人感悟上升至对社会整体之“道”的理解。道可“悟”而不可“算”，“人算不如天算”。质性社会学认识到计算能力统计技巧的局限性，突出了社会学是“人学”，理解、尊重愈益显其重要性。质性社会学之“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契合、高度一致。
四、质性社会学何为
1、重构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本土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
作为“西学”的社会学传入中国已是百年。一代代社会学人都把致力于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作为学术追求和历史使命，然而现实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与这一目标似有渐行渐远之势。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社会学研究止步于用中国数据或案例去验证西方理论，以“洋八股”作为学术规范，以国际学术期刊英文发表为最高标准。当我们提出“中国话语、中国表达”，立即有人呼吁“中国话语要让世界听得懂”。为让外国人听懂而故意让普通中国人不懂成为一种时髦，成为“学术性”强的标志，学术被垄断为一个小圈子人的自娱自乐，以西方理论西方标准来规范中国社会学，使我们丧失或主动送出了学术话语权。
西方社会学规范强调“科学性”，希望将一切核心概念都操作化、指标化、数量化。科学崇尚的语言是数学语言，数字、符号、方程、模型。甚至汉语表达也被否定，“定性研究的结果是用日常语言表述的，日常语言( 尤其是汉语) 是诗性的，进行科学表述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因此，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定性研究存在着根本缺陷，这是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的定性研究时所必须面对的困境。”
质性社会学赋予自然语言以中心地位，认为人类语言、文字符号表达的意义远胜过“数字表达”。许多概念一旦被操作化之后就会丧失其灵魂。譬如对一个地方治安状况的描述，今人用公众安全感指标“90%感到安全”，古人讲“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指标数据固然可以进行纵向、横向比较；而语言描述形象、具体，如身临其境，可感受到淳厚民风，寄托着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诗化的语言”为什么就一定不能进入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由“量的城镇化”到“质的城镇化”的过程。传统城镇化注重人口城镇化，以居住在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百分比来表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何等的诗意，又何等易于理解，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模式难道非要用干巴巴的数学模型？
学术植根于民间，植根于大众，植根于社会。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学者、官员、民众、媒体创造了大量的用于描述中国社会现象的概念、词汇。“弱势群体”来自经验观察，是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同时对“弱”的判断和关注，饱含着价值关怀。“农民工”、“屌丝”、“黑车”等概念生动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土豪”、“大妈”被收入牛津词典，其“话语背后的话语”可能更应由中国社会学家来解读，并加以理论提炼。
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大师的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和认可，证明中国话语中国表达，完全可以和世界平等对话，世界也不会“听不懂”，前提是触及真问题。即使老外真听不懂，也不能削足适履去满足别人的评价标准。据称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当时全世界只有两个半人能懂，但并不影响其真理性。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学术自信，世界迟早会听懂。
“何以在差序格局提出之后的60多年间，中国社会学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上并无实质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界亟待改变学风、文风，走出唯西方标准的羁绊与局限，立足于中国问题、中国视角、中国思维、中国表达，重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眼光的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评价标准。质性社会学承担了这样的历史使命。
2、重塑社会学想象力
无论中西还是“量”“性”之争，都不否认社会学是“经验科学”。如果把量化社会学研究概括为“经验加数学”，那么质性社会学研究则可理解为“经验加直觉”，更确切地，“经验加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提出的概念，港台译社会学构造力。“社会学想象力能够使人们关注有限的个人经验和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米尔斯指出，这种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换位思考能力，是将个人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的能力。社会学想象力也被称作社会学视野（Sociological perspective）。美国社会学家约翰·J·麦休尼斯认为，“社会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系统研究。社会学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作社会学视野的特殊观点”。也就是说，社会学区别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核心或本质就在于“社会学想象力”。
社会学想象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直觉感悟能力，是来自于长期参与、观察、体验、感悟的结果。它更多是一种形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更多是一种文字表达能力，而不是数学计算能力。社会学想象力帮助我们找到这个时代在历史中的定位，找到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像社会板结、拼爹、啃老、剩女等诸多社会现象，你可能无法从个人经验获得完整解释，一定源自某种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的力量，而这种结构的力量是从统计数字分析不出来的。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学者能够在个人体验与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经验与社会趋势之间进行穿梭。
我们看到，计算机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问卷调查越来越容易操作，机器编码识别、统计分析软件把交互分析、回归分析、趋势分析、聚类分析、相关分析等过去复杂高深的统计计算变得轻而易举。
社会学研究过程中，课题设计者、数据采集者、数据分析者、论文撰写者，分工愈来愈细，形成工业化的“产业链”。原本为一个整体的不同研究环节分工、分化、分离，社会研究愈来愈工具化，变得几乎成为一个纯技术问题。社会学的想象力在这一过程中被消解，变得可有可无。
前面谈到“李约瑟难题”，这里还要发出“钱学森之问”：中国社会学为什么难出大师？老一辈社会学家的里程碑为什么无法超越？从社会学学科队伍建设和教学课程设置现状中不难找到自己的答案：数学、统计学等工具性训练强势垄断，与社会学想象力相关的人文性学科被极度边缘化。社会学想象力的淡化弱化，意味着社会学核心竞争力的丧失。因此，越来越多学者呼吁：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质性社会学倡导质性方法主流化，就是对社会学想象力的呼唤。实际上社会学想象力对于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定性研究在理解和观察作为微观实践行动和过程的人类社会具有天然的优势，也更容易发挥其批判与建构的研究功能。但另一方面，定性研究对研究者也有更高的要求”。质性社会学不是社会研究的“低级阶段”，不是由于不懂数学的初级浅显的研究，而是要求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具有更高领悟感知能力。
3、重振中华文化自信
把“质性”由方法上升到基本理念，由方法论层次深入到本体论层次。这种提升与深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树立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一百年前的中国学界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学习中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社会学从发源地当属“西学”。然而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体”“用”之争百年未解。实际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体用颠倒。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缺乏自信而导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坚船利炮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终于认识到“科学”的厉害。五四运动呼唤“德先生”“赛先生”，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中心之国”“天国”的自负，一下子又掉到极度自卑的境界。对自身文化的自卑转而表现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认同。
西方文化的核心可称为科学文化。李约瑟难题本身就反映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科学”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一旦某事物被认为“不科学”甚或“伪科学”，其意味可想而知。“社会科学”的研究既然是“科学”，就必须置于“科学”的框架下来分析。可证实、可证伪、可重复、可检验，客观性、逻辑性，精确、量化、数学化。“在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中，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代表了研究的精确性，人们甚至将以数据为依据的实证研究作为判断‘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可见，社会学的“定量”“定性”之争早已不是方法上孰优孰劣之争，焦点在于是否“科学”。说到底，我们的方法不自信源于理论不自信，理论不自信源于文化不自信，文化不自信由于“科学”不自信。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一词，英文science，其拉丁文本意是知识、学问，尤指分类的知识、学问。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首先使用“科学”二字，严复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李约瑟难题发出科学未能诞生于中国之问，这里的“科学”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
如果把“科学”只作狭义层次理解，即近代自然科学，并且排斥一切“非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这样的科学观无疑是狭隘的。世间并非只有科学。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自然科学从诞生到现在不过四五百年。莫非“天不生牛顿，万古长如夜？”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绵延至今生命力依然旺盛，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不能简单地用“不科学”予以否定。
科学的本意，就是人类创造、发现、归纳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和学问。这是广义的科学观，“大科学”观。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从科学史角度提出，迄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科学：博物学、数理实验科学和理性科学。博物学是人类从远古就开始积累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理论知识；理性科学是古希腊人开创的逻辑思辨推理体系；数理实验科学是衍生于希腊理性科学传统、十六、七世纪诞生于欧洲的近代自然科学。“近代数理实验型科学是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学，而沉思型的理性科学和亲近自然的博物科学不大被人重视”。 吴国盛教授呼吁“回归博物科学”，“激活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这个因素，来纠正和克服当代主流科学中出现的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显然，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博物学资源。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中医理论等都属于博物科学的范畴。质性社会学正是建立在对博物科学反思和回归的基础上，充分认识中华文化的科学性，实现科学与人文相统一。
中华文化自信是一种建立在大科学观基础上的自信。大科学观视野下的中华文化与科学精神不是对立的，而是水乳交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其实不光是社会学，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有必要摒弃狭隘科学观，从“科学”的不自信中走出来。“历史教训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必须是理论的发源地，即有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实践而形成的观念与理论，而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国家支持下的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
重振中华文化自信，社会科学理当率先。
（该文原发于《人文杂志》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