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的《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40-147）记载了自己当右派劳改时期的“两个窝窝头事件”：
那是在1960年年底，杜高被送到一个劳改工厂劳改，有一天正好轮到他去给大家伙打饭，每人的定量是两个窝窝头。恰逢同组的一个人因故午饭没有回来吃，这样就多出了两个窝窝头。“那时我们已经普遍感到粮食供应不足，饥饿感时时袭来，没人吃的那两个窝窝头，对我确实是很大的诱惑。”杜高没有把窝窝头送回去，但又不敢吃掉。第二天，有人检举揭发了此事，管教干部来查此事（所谓“窝窝头事件”）。尽管杜高赶快送回了两个窝窝头，但为时已晚。有过吃的念头就是犯罪（大约可算是“念头罪”）。
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反省，写书面检讨，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杜高已经在检讨中把自己的“罪行”提高了吓人的高度，比如骂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揭发自己“反人民”的本性，“又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但领导还是觉得不深刻，不透彻，召开批斗会、小组会“帮助提高认识”。在后来发现的杜高的原始档案中，还有一个“小组会批判记录。”
杜高的检查写到：
有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在接触到与自己利益有切身关系的事物的时候，总是会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从对这两个窝窝头所产生的自私观念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浓厚和丑恶，有着自私的观念的人，必然在粮食问题上站在反集体反人民的立场上。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不得不佩服杜高上纲上线的本事，说谎话、表演和糟践自己的本事。故意说谎，没完没了地反省和自我批判，深入检查“灵魂深处”的问题，“想吃不是虚伪罪，而是思想罪”。等等。
杜高这样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很简单，为了生存——在一个本来就靠巨大谎言维持的极权社会，说谎是生存的必备条件和必须本领：不说谎者不得活。以一种传统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弱者的武器”，来应付、配合（其实应付就是配合）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一种可悲而又滑稽的表演。极权主义制度下人人是演员：巨大的谎言体制让你不得不成为演员。可以说，极权主义既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来控制人的胃，又通过控制人的胃来控制人的思想，两者相得益彰相互补充。但是从杜高的例子看，控制人的胃恐怕是更为根本性的。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谎言（但又以不可怀疑的、绝对正确的“真理”面目出现）。为了维持这个谎言的存在，所有人必须跟着它说谎，历史必须被修剪得和它“保持一致”，任何与这个谎言不和谐的现实（比如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必须被歪曲（比如把大饥荒说成自然灾害）或当做是不能反映本质的“偶然现象”，表现这种“偶然现象”的文学，被认为只有“细节真实”没有“本质真实”的“自然主义”文学。
但是杜高式的说谎却又有特殊之处：它所歪曲或凭空捏造的“事实”，不是关于别人，而是关于自己的，是罗织自己的莫须有“罪名”，对自己痛加鞭挞，自己作践自己，进行违心的检讨和忏悔。
这当然是一种畸变的检讨和忏悔，因为它是强加的而不是自愿的，是表演的而不是真诚的。基督教的忏悔本来是完全自愿的，是纯粹自觉的行为，与外在规范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极权主义体制之下的“忏悔”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表演和说谎，以最真诚的样子表演着最虚假的喜剧，说着弥天大谎。
这样，整个社会就变成谎言弥漫的社会，人人都是表演家。极权主义造成了中国人习惯说谎的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