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提出“中国为什么汉奸多”的问题，可能有点煞风景。但我认为在这一日子里，战败国即侵略者需要反省，战胜国即被侵略者也需要反省。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巡洋舰上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徐永昌将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后，发表简短讲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我深为赞佩徐将军的讲话和这个讲话所展现的思想境界。虽然徐将军具体指的是英、法、俄等国当年对德、日的绥靖政策和与狼共舞瓜分波兰终于造成了敌国野心的膨胀和本国的祸端，但推而广之，我们未始不应检讨国人的缺点助长了日本的侵略。
因此，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谈论一下汉奸的问题，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先来谈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数量问题。据专家介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
汉奸不仅是伪军，还包括伪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个数量不好统计，但其作用是极大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奸文人。如周作人之类。
外族入侵，国难当头，出现一些汉奸走狗卖国贼，也不奇怪。但是如果数量过多，就值得沉思。这里我们就要问：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汉奸呢？
原因可能很多，但我想，归根结底，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问题。换言之，就是中华民族是否有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汉奸。
这个民族性的形成，既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给国人的影响。
从第一点来说，中华民族似乎不缺乏这样的文化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国家和民族认同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准则。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初步形成，中国人就坚持国家正统和国家一统的理想，不但“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且华夷之区隔是很强烈的，在民族遭遇外侵的存亡之际，总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游《示儿》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从第二点来说，我以为更重要。现状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是什么样的，这样一种形态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很多时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国家理念的影响力。因为理念不是空的，一个有价值的理念，必须给信奉这个理念的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国家理念固然重要，但“民为邦本”，人民的实际利益更重要。我们都看到，当国家的统治者实行暴政时，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国家就会改朝换代。如果在乱政或暴政下，有外族入侵，那往往会战士临阵倒戈，人民夹道欢迎入侵者。就像美国打伊拉克那样。
当然，在国家的仁政和暴政二者之间，会有一个中间状态，就是国家统治者昏庸，政治不清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个时候，并发的是全社会的思想混乱，古人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下降，出现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与传统和正宗的标准的背离和扭曲。在此时，倘有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并举，就会出现许多特殊的现象。
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几个被异族入侵并建立了王朝的例子，莫不说明了这一点。蒙古族灭宋建立元朝，满族灭明建立清朝，都是在前朝已是矛盾重重、兵荒马乱、积重难返、人民离心离德的情况下实现的。在那时，虽然还有史可法、文天祥、张煌言、黄宗羲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更多的是望风披靡的降军降将。清军入关时，满族全民族才几十万人，军队不过20多万人。就是这支侵略军，打败了数千万人口的汉族政权，汉族人民没有抵抗异族侵略。相反，出现了大量汉奸部队，就像抗日战争中的伪军一样，他们疯狂地参加了对自己同胞的残暴屠杀。
而到了清末，历史又重演，虽然晚清不乏林则徐这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忧国忧民的英杰，但毕竟大厦将倾，非人力可挽。武昌炮响，全国响应，大清朝寿终正寝。
但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精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当然，做为个人来讲，每一个汉奸，可能都有自己个别的原因：有的是贪生怕死，有的是好逸恶劳，有的是追求名利地位，有的是苟且偷生，有的是争权夺利，有的是受到要挟，甚至可能会如吴三桂一样“冲天一怒为红颜”。但我们这里研究的是一个群体的行为，因此应当从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的总体环境中去分析和认识中国为何汉奸多的现象。
在抗战前后，不但一般社会成员好多对国家的观念模糊，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情况。从国民党来说，先是“九一八”坚决不抵抗，将东北拱手相让给日本；后来是公开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坚决要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后来在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后，蒋介石同意了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但也搞了不少磨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要消灭新四军；汪伪政权成立后，蒋介石也没有中断和日本的暧昧的谈判。从共产党来说，也在抗战中奉行保存实力、发展壮大的方针，毛泽东怒斥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暴露了共产党的主力”，引来了日军对八路军的围剿。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是在敌后搞游击战，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军队从红军仅剩的三万人，发展到百万之众。后来解放后毛泽东数次对日本客人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共产党就要被国民党消灭了。抗战胜利后，为了取得苏联的支持，国民党竟同意外蒙古独立，而共产党其时也是赞成的。
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
当年徐永昌将军在代表中国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后，同行的部属建议大饮，且谓此真“痛饮黄龙”时。徐将军立即制止之，并有所感而记云：“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尽人情者！”九月三日午后，徐永昌偕下属至东京市区游览，他看到日本警察守岗如常，民众肃穆有序，报纸直称降伏，而不掩饰，慨然叹曰：“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也；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后来徐将军指出：“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 他主张自固吾圉（yu，音语），改良政治。这真是找到问题的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