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通的左右互搏之术之所以是独门绝技，名震天下，是因为平常人作不到左右手为敌，达不到这个境界。左右手都是人的肢体之一部分，受神经中枢控制，它们只可能相互配合，完成统一的任务，要作到左右为敌，必须先让自己精神分裂。
把它与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相对比，左手和右手分别看着左派和右派对社会的认识，神经中枢看着社会统一体，那么目前左派右派在认识上的对立局面，无疑反映了对社会统一性的割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谈谈我对一个社会统一体的认识。
如果忽略国家之间的互动，那么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一个社会统一体就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结构体。那么一个完整的国家结构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它由一群人组成，如果只是个体的集合而已，它与大兴安岭孤独的东北虎们也没什么区别，之所以成为社会，还在于其成员间具有社会关系。那么社会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东北虎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很少，分散在广大原始森林里，各自狩猎，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无需有什么往来。但如果它们生活在非洲草原，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非洲草原上的狮子，环境比较好，狮子比较多，相互天天打照面。当狮子多到食物不是张口就有时，他们之间就可能发生关系了。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合作关系，比如集体狩猎，通过联合提高狩猎的成功率，以保证食物供给；第二类是争夺关系，抢夺其它狮子口中的食物甚至把别的狮子当作食物，对于强者来说总是有诱惑的。
第一类关系，只要能够解决好分配问题，它总是为狮子们欢迎的，这种关系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除非资源条件改变)，它形成最早的社会结构。第二类关系虽然是破坏性的，但它也有形成稳定关系的可能，其一是因为长期的争夺对于任何狮子都是一种风险，他们希望稳定；其二如“血酬定律”所述局面，强者总有依赖于弱者的方面，他们也希望形成稳定的欺压关系。
这时候的稳定关系是一种合作生产和分配关系，也就是一种稳定利益关系。但也不仅仅是利益关系，因为分配问题始终存在，争夺的可能性不会消失，为保持稳定，其中也夹带了暴力威胁或一种道德自律。暴力威胁或道德自律的作用总是有限的，一旦它们失去作用，结构就可能解体，大家又可能回到黑暗的丛林时代，这对于已经在享受稳定关系的好处的人们来说是很可怕的。“不能回到丛林时代”，这渐渐成了最重要的要求。怎样保证这一点呢？加强暴力威胁或道德约束的作用，措施是加强执行这个职能的机构。也就是把把首领扩展为一个机构，机构的职能是制定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关系，并保障这些关系，以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
于是国家便形成了。虽然在此后还有一些重要的变化，但我们这个社会还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些变化还没有发生，暂且不说。现在我们考察，这样的社会里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社会是人们持续不断的行为的结果，如果人们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对外界信息作出反应，比如老百姓总是压缩自己的开支来满足国家的纳税要求，比如掌权者总认为自己的地位高枕无忧而不改革，比如农民总是上访上访上访而不思或不能变个花样……，所有这些情况综合的结果：社会是稳定的。因此，所谓“社会发生变化”，实质是人们不再按照原固定模式对外界信息作出反应，它指人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社会要变化，首先是哪部分人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呢？
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很多，考察这个问题必须先按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来对人分类，但如果这样分析本文就会变很复杂。我们只综合左派和右派的认识，把这个社会的人分为三类：利益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富人)、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穷人)、掌握权力的人。必须通过上面的国家结构来理解三类人：它们分两个层次，“利益格局”主要指社会经济结构，不管有没有政治机构，一个社会中总是要分为富人和穷人的，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总是比较紧张的，一紧张，就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就产生了第三部分人：掌握权力的人(政治机构)。政治机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规范富人和穷人的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当然不同的政治机构用的手段不一样，有的用警察军队，有的用道德教育、意识形态，有的干脆让大家自己定规则。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三部分人中，哪些人的行为模式最可能发生变化呢？虽然我们的分类非常粗糙，但下面的说法应该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穷人最可能变，即使富人中有很多人也可能主动发生变化，但一方面他们不是富人的主流，第二方面，他们对于自己能承受的变革成本的预期是远小于穷人的，以至于变革成本高时他们这种愿望失去了意义。
虽然我们说的是个人的行为发生变化，但穷人不是东北虎，没生活在原始森林里，他们的行为变化，将导致他们与其它两类人的关系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是希望稳定的人所不欲的，于是这里很容易就变成一种对抗。那么他们与谁的对抗？左手说，是他们与富人的对抗，右手说，是他们(其实右手不太在乎贫富问题，所以这里是富人与穷人一起)与掌权人的对抗。我觉得，这里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精神分裂。
相对来说，左派考虑的简单一些，他们的目光主要落在贫富问题上，也就是说他们只重视第一层关系，他们把掌握权力的人看成富人们的工具、富人们的附庸。既然这样，穷人们成立自己的工具，打倒富人，均贫富，然后用自己的工具维持贫富均等的局面，问题就解决了。左派没想到贫富问题只是表象，一个社会建立于分工合作基础上，分工的基础是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形成极端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是不可控的，它只能是一个自生组织，市场经济才是社会的常态，人们只能就贫富问题达成协议，而不可能消灭贫富问题。左派也没想到权力的力量之巨大，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又造成新的贫富问题，造成新的不平等，新的不平等下又要建立新的工具。不把目光转移到工具本身上来，就形成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苦难始终要伴随我们。所以，贫富问题并非始终是最重要的，当大家在自主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合作和贫富的稳定格局时，最重要的工作就转移到权力上来。
右派的问题复杂一些。右派看到了左派没看到的问题：一是贫富问题不可能消灭，更关键的是，就象哲学上你找不到真理的标准一样，决没有评价贫富关系的绝对标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就分配问题达成一致；二是掌握权力的人不是工具，也是人，这里是三方关系而不是两方关系，其中掌权人一方是关键，是解决贫富问题的关键。
应该说，右派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理论适用的问题。右派的理论已经揭示出了这个“三方两层”的关系，但在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现实和提供策略时，他们看到的是两方关系：社会与掌权者的关系，他们忽略了另两方关系---社会的贫富对立问题。在西方社会，经过工人运动，其政治机构基本上是社会主要利益阶层政治竞争之结果，那么政治机构在规范贫富问题(及其它社会问题)时所用标准，是已经经过大家争论了的，这种规范下的贫富之结果，不会有多少人有意见，反倒是掌权的那些人，是永远要警惕的，西方社会里人们关注的重点，就是社会与掌权者的关系。
但我们这个社会却不是这样，无论贫富分化是市场的结果还是权力滥用的结果，贫富问题---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你可以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政治机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民主化，但是，穷人正在受到的实实在在的伤害却不完全是权力滥用造成，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也是富人们干的，或他们勾结掌权者干的。如果要先解决民主化的问题，是不是就要穷人们先忍受着富人对他们的侵害？当然你要说，右派们没这样说，但我在这里只是想指出右派忽视了贫富问题，并且确实还有很多人还在大谈什么“暴民政治”、还在警惕什么法国式道路，这种态度无疑具有反对穷人改变秩序主张的潜在要求，因为对于弱势者来说，谈论采用什么方式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奢侈的，他们首先要求生存下去，要求改变，任何限制这种要求的主张，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形成一种对立。
右派们最明显的问题，是对于非民主政治下的市场化改革，对于私有化改革的支持。按照他们的想法，市场经济会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把社会从极权者手里一点点解放出来，这个社会日益独立，“国退民进”，它自然会产生改变的要求，自然会推动政治的变革。“建设市民社会，推动政治民主化”。我不否认这个说法，市场产生出来的能量是巨大的，问题是他们中有多少人想到，非民主政治下的市场化，几乎必然是巨大的不公平，必然产生庞大农民阶层、国企工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结果？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竞争性关系，竞争的结果必然是贫富分化，没有一种公平制度来保障，没有任何制约的社会中，它也必然意味着拥有资源优势的富人对于穷人利益的侵占，使他们陷入生存困境。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市场化，必然造成严重的贫富对立局面，造成社会的分裂。这种局面下，右派们的政治民主化，就不能再泛泛地说是市场经济推动的，因为社会已经分裂，有人受益于现有政治格局，也有人受损，并且受益者恰恰是右派们寄予厚望的主导市场经济秩序的富人们，以及所谓的中产阶级，这就产生矛盾，你们究竟指望谁来推动政治民主化呢？
朗顾之争的结果，经济自由主义者在道义上被审判，但普遍存在于右派思想中的这种路径主张却未被反思，一种模糊的“建设公民社会”的路径主张广为流传。这种主张来自西方经验，来自对西方社会几百年历史的总结，然而这种照搬是有问题的。何清涟女士、秦晖先生等人的研究说明，我们的这场改革并非自由主义在这个社会的扩张，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掠夺，这样的改革必然造成社会自身的分裂，但他们的研究却并未给人以警示。分裂的社会并不是权力的对立面，它无法推动政治进步，相反却让弱势者走入深渊。想以“公民社会”对抗权力，结果可能是对弱势者的抛弃。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权利，权利是一种关于个体与其社会环境关系的价值，它来自于个体对自身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经验认识，并非什么超验的东西，一个人的权利观念必然需要按照关系的性质分类。按照上文的“三方两层”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权利，一是基于人际间关系的权利，二是与权力相对应的权利。人首先生活在人际关系中，人际关系中的权利是根本，而与权力相对应、由权力来保障的权利具有工具性质，它是对第一类权利的一种保障。既然如此，对于个人来说，第二类权利---存在于制度中的权利并不具有优先性，当权利受到侵害，个体的反应只依据有效性原则，什么样的手段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就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而不是仅仅期待权力的介入。根据这样的认识，当权力不能为权利提供切实保障时，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是不能被忽略的，也就是说，贫富对立的问题应该为右派正视。
在对待具体社会问题，对待现实矛盾时，右派往往把自己放到一个超然的地位上，放到一个超越个体和局部利益、代表社会公正的地位上，因此他们容易忽略贫富分化，忽略社会利益阶层之间的对抗性，以及忽略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各种现实条件。他们的兴趣集中于制度问题，或者由制度问题衍生的政治行动。如前所述，人际关系中的权利才是根本性的权利，制度和对权力的规范是为了保障这种权利，如果跳过权利本身，为了制度和权力问题而不顾权利的要求，那是一种什么立场呢？正是自由主义者非常熟悉的建构理性主义。按我的理解，哈耶克强调的“自生自发秩序”，重点在于“自”，社会并非具有自主性的行为主体，这个“自”，实质指社会成员源于自身需要和理性能力的自发行动。一个真正“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产生于所有社会成员的追求和行动，一种社会性变革之所以产生，在于社会成员不满于现实秩序。所以，一种真正保障所有人的权利的制度，其源泉乃是社会成员对于自己权利的意识和追求---不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追求，而是丧失权利的那些人，别的人没什么好追求的。那些丧失权利的人不是暴民，无论他们打砸抢，还是被鼓动被欺骗而激进，那都是他们基于现实和希望所作的理性决策。“自生自发秩序”只用于解释秩序之来源，并不说明渐进之必需，新的秩序如何产生，全由社会局势、资源条件决定。不分析现实社会，预设渐进、保守之路，实质和他们批评的建构理性主义并无什么区别。
综上所述，右派们为了其政治主张，为了建构宪政制度的目的而虚构的“公民社会”是不存在的，与波兰不同，这个社会并没有随着市场化改革而走向公民社会，只有改革的受益人和被侵权者，没有公平可言的市场中，改革的受益人决不会自行追求公平、民主、宪政，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社会是分裂的。右派本无必要支持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无必要使自己在市场化和穷人们的生存困境之间处于两难境地，虽然市场经济是自由和权利观念的逻辑必然，但少数人决定和主导的市场化道路却无法使自由增长、使权利得到保障。右派们不该表现得过于聪明，不该为了宪政民主去设计什么路径、道路，只需踏踏实实从最基本的价值---自由和权利出发，去研究权利、追求权利---当然这个权利不是抽象的，它指失去权利者的权利。维护被侵权者的权利，为弱势者讨回权利，使缺少自由者获得自由，这才符合自由主义之本义，才是一个正宗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
以上讨论简化了对左派的分析，着重于分析右派的一些认识，原因是左派的问题是明显的，而右派的问题却不太明显。虽然左派在理论上的缺陷更多，但他们对现实的主张却更得人心，这不是“愚民”们的问题，而是右派自身的问题。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现实主张上，左派右派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社会，同样的现实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你错我对，如果更踏实一些，真正从现实问题出发，而不是以理论和观念代替现实，就不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左右对立局面。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的知识介入社会的，知识并无立场之分，只有对错之分，右派不比左派聪明，左派也不见得比右派更正确，我们的思想界本不该上演左右互搏的。不过好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知识是用来应对现实问题的，问题不是从理论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产生的，无论左派右派，都不断有人面向现实，研究现实，或站出来参与维权行动。接触现实社会，面对现实问题，用知识去帮助弱势者，这应该是中国思想界的方向，希望看到左右人士联合起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起到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