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是我五年前的一篇旧文。今天再看，仍有些意义。当然文中的例子，如克林顿、周恩来，都显得太陈旧了。共产党后来提出以德治国，当下中国又兴起了国学热。国学中的知行合一、做人做事相统一，应当是对道德楷模的一种复归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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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的小说我虽然爱看，但我不大同意王蒙先生因之赞许的“躲避崇高”。理由很简单，看看我们周围的社会吧，已然到处是庸俗化的浊流。那些从事通俗文化事业的文人、歌星和电视人错把庸俗当通俗就不用说了，各行各业似乎都流行着“嘲笑崇高”，至少是“躲避崇高”。就连公众人物——比如官员，也颇有一些玩起了“痞子”劲头。我过去有幸听过原北京市某几位领导的讲话，给我的感觉好象是进了旧社会的天桥。我的这种感觉得到了专家的证明。董辉杰先生在《中、日、俄、美国民性格比较》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性格中的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威武不屈、视死如归、达观超脱及孝顺等特征有较大地衰化趋势。但请王蒙先生放心，也请王朔老弟不要高兴得太早，中国的这股庸俗之风的风源并不是他俩，他俩还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说起来这种庸俗化还不是中国独有，外国也有此潮流。比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因性丑闻和不诚实而遭国会的弹劾，却被美国人民因满意他的政绩而逃过。这两件事都是意味深长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结果降低了公众人物的道德水准，它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美国总统也是人，人所有的缺点，总统也会有。这个观点从某方面说也不错。岂但是不错，用一句西方某哲人的话说，政客没有一个好人。但问题在于，社会总应有道德楷模，这是人类自净、自律的需要。正是因为社会上可能99.9%的人都不是圣人，都有着种种人性的缺点，所以才需要“圣人”来垂范。中国古代说圣贤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盖因道德是人类的标志，是人类从动物升华的依托，是人类活动的秩序和目标。而道德需要有它人格化的代表，使它从信条变为活生生的人物，成为全民的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净化心灵、寄托精神、规范行为、纯洁社会。全人类各种文化从它的源头就已认识到这一点，东方的如《黄帝内经》中论说的“真人、至人、圣人、贤人”，西方的如苏格拉底论说的“人的灵魂最大程度的完善”以及他的殉道，都清楚地指出了人类文明的特点以及理想境界何在。
从这种需要出发，于是，从人类的早年，就出现了道德上的楷模人物。如果说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还可能是虚拟的话，那么，所有宗教的开山鼻祖，无例外地都是道德上的至善，从耶稣、穆罕默德、孔子到释迦牟尼。这种被世人从精神上无比崇敬的人物，到今天一直没有断绝。从本世纪我们就可举出圣雄甘地，宗教家马丁. 路德金，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护士特蕾莎。
那么，历史上充当道德楷模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下面试加分类：
首先是宗教领袖。宗教教义的融注和其创始人的榜样，给了宗教领袖人物以崇高的道德委托，使他们义不容辞的肩负起拯救人类灵魂这一重任。
其次是思想家。真正的大思想家是从理性的方面领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他们或“为往世继绝学”，或“为万世开太平”，而且对真理身体力行。苏格拉底的殉道，颜子在陋巷，马克思的饥寒交迫，马寅初的风骨，陈寅恪的寂寞，都是在明道立言中把人格的完善和人生的责任看得高于世俗的熏蒸甚至生命的绝续。他们为世人留下了思想遗产和高风亮节。
再次是政治家。伟大的政治家明白“政者正也”，以身作则才能教化天下。他们心系万民，忧劳国家，甚至舍生取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的“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周恩来的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胡耀邦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华盛顿的不贪恋权力，林肯的拒绝特权以致被刺杀，表现出崇高的奉献精神。他们都是国之栋梁，民之楷模。
再次是科学家。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所推崇的理性精神的极致，是大自然所包含的完美性和合理性，而这就融入了价值判断。科学讲“真”，道德讲“善”，伟大的科学家不但是物质世界的揭示者，而且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执着者，是将“真”、“善”统一起来。这种理性精神和道德精神的统一，体现在哥白尼、伽里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人身上。
再次是文学家。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一样，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自然有着巨大的人文关怀和崇高的人类目标，并用一生在写着一个大写的“人”。屈原的沉江，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高尔基的不同流合污，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巴金的真诚，都体现了高尚的人文精神，文学与人学的统一。
其实以上这种区分是不科学的。因为道德楷模往往一人身兼数种身份。从中国历史来看，宗教力量不是很强大，科学事业也不是很发达，但是道德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往往是结合一体的，一代圣贤，立德立功立言，一人全包了。这就是中国一个特点。在外国，道德的熏陶和规范，可以由宗教来承担。伟大的人物，多是宗教的信徒，如爱因斯坦。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宗教涉及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评价，它要解决的是一种人类的目标、目的，亦即人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科学日益发达，但宗教在西方却并不衰退。甚至怀特海说：“如果考虑到宗教对人类有什么意义，科学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来的历史过程完全要由我们这一代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来决定。”
在中国，过去虽然宗教的力量不象西方强大，但实际上宗教的作用却并不阙少：它基本是由儒家学说担当了这一职责。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中国人近两千年的道德规范，所以它也被称为儒教，又称“道统”。再辅之以国产的道教和后传的佛教，中国历代的宗教传统，虽然与西方有着形式的不同，但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稀薄。儒教是一种入世之学，中国的士子们，用它修身立命，治国平天下。中国又是一个官僚政制传统极其强烈的国家，官员对社会有着根本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历史传统，特别将道德楷模的重担，放在政治家即官员身上。官员在所有朝代，都有教化当地民风的责任，官员自己也有为人民方轨垂范的责任。当然贪官污吏代不绝迹，但即使是末落之世，也绝不少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这一点可从离我们较近的清末证实。中国近代的政治家和现代革命的领袖人物，从康梁、菜市口六君子到黄兴、秋瑾、陈独秀、李大钊、朱德、彭德怀等，都是道德上的典范。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对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的个人品德赞叹不已。这也是彼时共产党人吸引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先生敬佩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马列主义取代宗教成为全体国人的信仰，道德楷模人物并未断代。著名的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高级领导人中以周恩来为代表，也有一批这样的人物。文革前政治动荡不已，但社会秩序总体安定，不能不说道德楷模人物其功至伟。但文革彻底摧毁了国人的信仰，在文革后，社会上所能称道的活着的道德人物，也只有巴金、冰心等几个文人，和胡耀邦、项南等几个政治家。文人在中国历来不能承担道德楷模的主要责任，而政治家又很快雨打风吹去。其时又适逢商品经济的大潮，于是便是全社会的世风浇漓，人欲横流，急功近利，庸俗化。
孟德斯鸠在谈到民主、君主、专制三种政体的时候，特别指出：“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他描述了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当“品德消逝的时候”将会发生的情况：“野心便进入那些能够接受野心的人们的心里，而贪婪则进入一切人们的心里。欲望改变了目标：过去人们所喜爱的，现在不再喜爱了；人们把过去的准则说成严厉，把过去的规矩说成拘束，把过去的谨慎叫做畏缩。……从前，私人的财产是公共的财宝，但现在，公共的财宝变成了私人的家业，共和国成了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就只是几个公民的权力和全体的放肆而已。”
中国当前面临着极其艰巨的道德重建任务。否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毁灭于此。在中国的道德重建过程中，必须有道德楷模人物出现，以伟大的人格力量引导该项重建工程。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人物在涌现，并到处做报告。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道德楷模人物，主要的应由官员即政治家承担，首先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级的人物承担。这一点从实际情况中应当看得清楚。比如这几年我们树立的徐虎、李国安还有信访办主任、普通民警等道德典型，于社会风气并无大的补益。在领导干部中，孔繁森的事迹当然是感人的，但也不能说起了多大作用，一个孔繁森倒下去，千百个王宝森站起来。要言之，重量级不够，力量单薄。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对国务院众多部门进行审计，结果是除了个别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存在着严重的违反财经纪律甚至违法问题。中央政府各部尚且如此，下面的事情不问可知了。但是这些部门何以如此呢？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问题的要害了。我们常说，党风决定了社会风气，领导干部是党风好坏的关键。这里要加一句：党的最高级领导干部决定了全党乃至全国的风气。风行草偃，这里的风只能是“大王之风”。美国的克林顿不足为训。因为总统虽然降低了标准，但美国还有宗教的力量。中国呢？
在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国家特别是共和国担任领袖，必须在担当政治职责的同时担当起道德楷模的职责。不认识这一点，或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具备担当政治领袖的资格。对此，刘少奇有着理论上的说明，周恩来有着实践上的榜样。这里我想起同是东方文化背景的越南已故伟大领袖胡志明。“胡伯伯”是也自觉担当这两种职责的，为此他甚至付出了个人的巨大牺牲。他多年孤身一人，无论是从生理的需要还是生活的需要，他都应当再娶，而且有了意中人。从他的政治地位来说，这件事本来易如反掌。然而为了维持革命领袖和道德楷模的形象，越共中央不同意他这样做，他自己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今天我们或许觉得这很残酷，但作为政治领袖这是必然的代价。胡志明的做法使他也使越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
胡志明的做法可能被今天的许多当权者感到可笑。他们认为当官掌权本来就是为了享受，怎么会反而限制了自己的快乐？这正是我们社会的悲哀，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的道德重建不感乐观的理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