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场涉及全体中国人切身利益的大事。缺乏基本共识的改革必将遭遇重大挫折。20多年过去了，由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基本定型，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不争的事实同时表明20多年的改革发展各社会群体之间严重受益不均。因其严重受益不均才致使受益少的群体对改革发展不满，才为质疑市场化改革的人提供了口实，才加深了改革共识的裂痕。思想的上空再次风云激荡。
相信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和解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同时，停留在现阶段上任其差距继续拉大差距，也难以认同。所以，中国还得继续推进改革。只有继续改革，才可能解决改革发展中留下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推进，这条路意味着更艰巨的改革还在后头。未来的改革是攻坚。中央提出要“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广泛的群众认可、理解、支持及监督（主要体现为民间议论），是很难达到所期望的目的的。所以，形成改革新共识，凝聚民心，非常重要。
那么，改革新共识的支点是什么呢？改革中不断拉大的差距和不断激化的矛盾真的是“市场化”惹的祸？什么力量能够扭转“发展越快，差距越大”的态势？关系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究竟是什么？改革将促成怎样的新的发展格局？
一、“高速增长”与“发展很不平衡”是认识中国发展形势的两个基本点。
2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持续发展，创造了连续2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百年中国梦”，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这个发展“很不平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几乎与发展的速度同步，使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所以，“高速增长”与“发展很不平衡”是中国发展形势的两个基本点。如果只强调其中一个基本点，那么，再充分的论述都难以服人。
——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才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一个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中国开始在亚洲崛起。新世纪前20年仍然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良机不可坐失。发展依然是中国的第一主题。所以，20多年的改革成就不容否定，改革促发展的思想不容动摇。
——“发展很不平衡”，换句话说就是“各阶层受益很不均衡”。正因为“发展很不平衡”，中国社会形成了差距明显的收入群体。差距就是潜在的矛盾，潜在的冲突。由于今天已经形成发展起点不同的利益群体，因而发展照过去的惯势推进，即使惠及全社会各个阶层——都以同样的增速增长，这样的发展，仍会是“发展越快，差距越大”，离改革发展的预期目标更远，危及以“公正”为社会制度本质特征的底线。人们对改革发展的忧虑绝非无的放矢。所以，要转变发展观念，要在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从过去的非均衡发展观向调节和均衡各个阶层群体利益的“科学发展观”转变。
“发展的巨大成就”和“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标识着“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标识着未来的改革发展将有新举措。
未来改革发展的实际效果必须符合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指导思想。由于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和惯势，这些路径依赖与发展惯势必然与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指导思想形成博弈。近年来又一场关于改革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各种力量的博弈在思想舆论上的反映，就是各种力量力图影响发展举措、争取自身利益的反映。我认为，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当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以充分表达，有利于改革决策更充分地掌握社情民意，顺应社情民意；有利于更充分地了解攻坚改革的突破点、难点和重点，降低改革成本和减轻负面影响。
二、低收入群体真的反对改革吗？
在市场竞争激烈和资本也是生产要素的时代，低收入群体就是穷人，就是弱势群体。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深入人心，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穷人当家作主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公平、正义，是以消除而不是扩大两极分化、现实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的社会。低收入群体，永远是这个社会制度要关怀和重视的群体。改革已经27年。27年的时间不算短。27年的改革发展已经足以使这个群体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这个群体对改革的切身感受和期望是应该是改革决策最重要的参数。
《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2004年接近0.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并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的调研文章《“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国家级权威刊物《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分析结论是：23分值及以下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23分值以上的就业者比重不大，按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教育和职业情况（即ISEI数值）排列，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2005年9月上海一民间机构排出的中国富翁前400名，拥有资产6000亿元，占2004年GDP的4%。2006年2月国家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中，我国还有2700万年均收入64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综合这些调研报告和数据，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改革发展惠及了绝大多数人，但严重受益不均；二是受益最少的人数，占了半数以上。这个占半数以上的低收入群体客观上存在对改革发展现状不满。理论界一些人以此为由，认为改革初期呼吁改革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穷人反对改革。
我不这样认为。尽管既有影响深远的计划经济理论和曾经强大的历史势力，又有“人文关怀”的幌子，但终不得民心。留念过去的人只看到计划经济时期一些“闪光的碎片”。即使那些“碎片闪闪发光”，也抹不去更多过来人对饥饿和“螺丝钉”的记忆。就贫困群体的情况来说，有两组数据足以表明回到计划经济时期不得民心。一组是，改革开放之前，贫困人口占同期可比总人数的25%，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贫困人口降到同期可比总人数的2.5%。另一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因单位的性质而定，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几乎为零，而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社会保障开始向城市贫困人口和广大农村人口延伸。两组数据表明改革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成效显著，表明改革发展正在向维护穷人权利方面倾斜。
正因为严重的受益不均，低收入群体对现状强烈不满，对改变现状的愿望才特别强烈。他们非常清楚，只有继续改革，才能改变过去非均衡发展带来的受益不均，才能更多地分享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获得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实现更加公平的利益诉求。
邓小平曾经指出，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句话的分量，只有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折腾和荣与辱的人，才掂量得出。改革，点燃了希望。改革之初，是一个满载着希望和憧憬的时期。20多年的改革发展，各群体之间的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大，似乎就掐灭了低收入群体的希望了呢？如果单看日愈拉大的差距，这样的结论有无数的事例支撑。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事实：市场化改革，发展民营经济，冲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凝滞的社会结构和不同阶层群体等级森严的社会地位，为每一个人自我奋斗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少人由此脱颖而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一大批非公有制经济的民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在这些企业主和个体户中，有的本身就是工人（辞职下海）或农民（弃农经商），有的是工人或农民的后代。改革给他们创造了创业、发展的机会，使他们成为有产者，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改革的重大成功之一。工人农民中部分发家致富，引发了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化。
20多年来，传统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而且，今后也会天天发生。正是这些天天都在发生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结构。中国民营经济、私营经济零起步，到2005年9月，我国私营企业已达419万户，个体经营户3921.6万个。每年有1.5亿左右的农村劳力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有近10%的大学以上毕业生和知识精英（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进入社会白领阶层（即中等收入阶层）。另外，国有企业改革和实施国退民进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数量和人数都在逐年减少。这一切，改写了工农联盟的传统内容。部分工人农民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身份，进入有产阶层。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能够减弱由于特困群体问题给改革和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的创业发展史在人们通往希望的路上留下熠熠生辉的辙迹。他们的今天可能就是部分弱势群体的明天。
改革为每一个中国人自由择业、自由发展点燃了希望。与其临池慕鱼，不如退而结网。学习、踏实苦干，是个人奋斗最需要的品质。能否拥有理想的职业和理想的人生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这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与变化的元动力。有希望的贫困与没有希望的贫困是不同层次、不可同日而语的。“自由”与“希望”对个人奋斗、对社会发展、对国家强盛的极端重要性，早已被人类历史所证明。有了这样的元动力，即使是被改革发展的大潮完全边缘化的弱势人群，也不会愿意回到那个既贫困又无指望的“螺丝钉”时代。有了这样的元动力，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调整正预示了中国的活力与生机。
三、“改不改”与“怎么改”之辨
“改不改”是宏观形势提出的问题，“怎么改”是微观操作提出的问题。虽然两者之间有前因后果的联系，但毕竟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如同病人手术“动不动”和“怎么动”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因而不能用“怎么改”的过失来否定“改不改”的决策。
国企改革是分歧最大、意见最尖锐的改革。就个案观察，的确有数不胜数的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职工利益严重受损、下岗工人再就业难的情况。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否定整个国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呢？
我认为，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当时的国企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危难时刻。
发展市场经济，首当其冲的必然是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必将彻底失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优势，并与市场经济大势格格不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势如破竹，第二年，中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争夺市场的较量中，不少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你纵然有天大的力量和智慧，也不可能把市场经济迅速膨胀这个“魔鬼”再放入魔瓶了。既然如此，唯一的选择是改革国企，而且刻不容缓。这就是历史趋势。任何历史人物推动国企改革，触动共和国的政治根基、经济根基，都可能是悲剧角色，都可能背负一世的“骂名”。历史把改革发展的决策者、实施者推到二难选择的风口浪尖上，要么回到传统体制，更弦易张；要么执意推进，改革国有企业。事实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市场经济大潮已呈汹涌澎湃之势，注重计划、轻视销售的国有企业，库存积压和大面积亏损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国家银行几乎也难以为继填补这个越来越大的窟窿。在这种情况下，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国有企业只有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条路可走。
所以，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在“改不改”上，而是在“怎么改”上。国企改革的设计者和决策者毕竟不是操作者。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症结是政府权（国企领导本质上也是政府权的代理人）操纵了国企改革，扭曲了国企改革。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没有经受住利益的诱惑，在这场国企改制的“闯关”过程中，利用手中对国企改制的绝对控制权，要么彼此沆瀣一气，要么与他人狼狈为奸，瓜分国有资产，损害职工利益，致使这场国企改制成为这些腐败分子吞噬国有资产和职工利益的“最后的晚餐”。国企改革弄得天怒人怨。相信包括一些支持国企改革的专家学者也为此痛心疾首，一些改革决策人士也有“出师未捷身先亡”的感叹！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在条件还不成熟，政府权改革没有到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撬动国资改革。
国企改革的过程（“怎么改”）被严重扭曲。这一点，没有多大分歧。我之所以说不能把“怎么改”出现了问题上升到对“改不改”的否定，还因为：从发展市场经济的大局上看，国企改革，优化了国有资产，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理顺市场经济秩序。这些是不容否定的。
也许，忧虑国资流失和职工利益受损的人会问：为什么不等到国企改革条件成熟才进行？事实上，10年之后，政府权改革到今天仍没有重大突破。
国企改制等得起10年吗？当时大多数国企的情况朝不保夕。两害相比取其轻。国企改制只得“背水一战”。基于当时国家的实力，做出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战略安排。这个战略安排，其实也就是分两步走，审慎推进。
现在看来，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何等英明！试想，如果当时连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一哄而上，也面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职工利益严重受损，恐怕今天的中国，早已不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了。由于政府权改革没有重大突破，改革被扭曲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吞噬国有资产的力量更加强大，所以，尽管垄断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市场经济需要破除垄断，十六大报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五中全会的《建议》都提到了大型国有企业退出垄断行业和对垄断行业的改革，对这个领域的改革还是“瞻前顾后”，“亦步亦趋”，进展缓慢。我认为，这正是审慎、理智、负责任的体现。国企改革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面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不少人早已虎视眈眈，视为最后的、最肥的一块“羊肉”。在我看来，大型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这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因一些权威专家咄咄逼人的责问而沉不住气。一定要考虑改革的条件成不成熟。条件成熟一点，推进一点，确保国家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四、市场化改革的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有三个与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特点：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公平与正义，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制度也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富裕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如巧取豪夺、榨取劳工剩余价值等现象。而这些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在它原始积累时期有制度支持。第二，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权力配置资源还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初期的体制缺陷正好为“权力寻租”创造了尽情施展的空间。因而“权力寻租”的几率自然远比没有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市场经济要大得多，容易结成盘根错节、荣辱与共的官商联盟和“权贵”经济；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国有资本高积累、国有资产还在增殖的情况下发展的，国企改革和“国退民进”客观上为“内部人”化公为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掘“第一桶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中国市场经济这些国情特点，昭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风险重重。事实正是如此。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和新体制还不完善，权力经济已成气候，把市场经济搅得周天寒彻。
“权力经济”，就是官商勾结的经济。自市场经济改革开始至今，此起彼伏依次有5次“致富风暴”。第一次是价格改革，实施双轨制，历史上俗称为“官倒”。不少人在这轮“官倒”交易中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第二次是培育资本市场以来的股市黑幕，从一些不法官员配置上市名额收取巨额受贿款到一些公职人员挪用包括银行资金等在内的公款抄股，从股市设置陷阱的“黑庄”到掏空股资的“黑东”，把好端端一个股市搅得昏天黑地，至今难以恢复元气；第三次是“国企改制”出现的偷梁换柱现象，国资大量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已垂涎三尺的“食客”视国企改制为“最后的晚餐”。第四次是至今还在延续的“圈地活动”，成克杰仅一次批地的受贿款就多达3500万元。在“慕、马案件”中，慕、马批地的受贿收入仅仅8000多万元，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10多亿元。第5次是一度愈演愈烈的掠夺自然资源，特别突出的就是发“矿难”财。年复一年的“矿难”，为什么总是打压不下去？为什么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究其原因，是不少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参与其中，地方官员与矿主们沆瀣一气。5次“致富风暴”，滋生出一个非法致富群体。这个群体，实际上就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既得利益群体”。
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在市场经济大潮里兴风作浪，搅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致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迟迟发挥不起来。这就是经济风险。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出现，越出了改革划下的警戒线——“绝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群体”，越出了社会制度可容忍的底线。这就是政治风险。回避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只会加重风险。
五、什么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改革？
事实已经很清楚，正是这个与权力联姻的“既得利益群体”，扭曲了市场化改革的性质，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都与此有关。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未来的改革发展还将被扭曲。所以，我认识，转变政府职能，在制度建设上剥离权力与经济的联系，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改革。
如今，转变政府职能、剥离权利相连的改革已经非常艰难了。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从惩治腐败的情况来看，往往是揪出一个，带出一窝；往往是牵一发，动全身。这两个“往往”，可以逆推出“既得利益群体”的结盟情况。
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具有“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双重性。他们在冲破计划经济管制、发展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方面“功勋显赫”，同时，他们积累的个人财富也与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成正比；他们挥手之间堆积起来如同金字塔一样辉煌的财富，不是辛勤劳动和依法经营的结果，而是利用体制的不成熟、寻找体制的弊端实现的飞黄腾达。他们既是推动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力，同时又是改革发展的最大收益群体，在聚敛社会财富的道上一路狂奔。他们利用改革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合法性“因势导利”（与“因势利导”互动），20多年间，几乎每一次重大改革推出的政策措施，都成为他们疯狂捞取财富的机遇，致使改革痛遭指责；他们以改革发展的名义维护着、壮大着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利益增大的过程和结果都加重了改革发展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与国家的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是以利益分享而结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既渗透于权力领域、经济领域，又渗透意识形态领域、理论领域，遵循着“潜规则”；他们“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两面性，使他们在改革发展中捞取个人利益的“游戏”玩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们与市场经济和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同在，他们的斑斑劣迹不仅使中国市场经济留下“不好”的恶名，也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毁誉参半。他们既是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群体，也是随改革发展而壮大的群体，其力量足以与国家的力量博弈。今天中国出现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矛盾以及信仰危机都与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壮大和发展直接相关。“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基于这些双重性特征，法制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常常显得鞭长莫及。所以，遏制这个群体恶性膨胀和解决这个群体的问题，只能是釜底抽薪，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剥离权力与经济相联系的改革来解决。
六、攻坚改革刻不容缓
社会天天在变化，经济天天在发展。无节制地吞噬改革成果、发展成果的“既得利益群体”不会因为我们的争论而停下步来，也不会因为我们放慢改革而停下步来。所以，尽管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更为艰巨的改革，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包括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权力运作、剥离权利相连在内的攻坚改革，必须推进，而且刻不容缓。所以，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人心齐，泰山移。共识特别重要。
有两点需要明白：一是坚定信心尤其重要。信心来自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来自执政党的强大和执政为民、为民执政的宗旨，来自改革发展带来的国家强盛和经济繁荣。一切挑战社会制度、挑战宗旨的行为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建成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可阻挡的改革趋势。我们既要看到今天险象环生，增强危机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更要看到凸显的、蕴涵的、更大的蓬勃生机，坚信过去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是正确的，未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也是有前途的。任何利用改革中的问题（“怎么改”）而否定市场化改革取向（“改不改”），客观上存在激化社会不满情绪、增加攻坚改革难度。
二是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突出问题，都是改革发展阶段性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发展是在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和地区之间发展条件迥异的情况下起步的，是在20多年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和人民依然贫困的情况下起步的，所以中国选择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非均衡发展的路径来启动经济腾飞，而“两个让”的实现本身就意味着出现“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是创举，又是探索，存在一个由试点到推开的过程。这个“由试点到推开”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各地所拥有的体制创新资源和发展的体制条件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理论到实践，从无到有，也必定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这个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必定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由于体制创新资源和发展的体制条件不同，由于新体制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加大了“非均衡”发展的差距和差距的矛盾。所以，今天中国的矛盾和问题，是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矛盾和阶段性问题，是可控制、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正视这些差距矛盾和差距问题，主要是为了增强必须解决矛盾和问题的紧迫感，增强扭转“发展越快，差距越大”这一发展惯势的紧迫性。既然是阶段性矛盾和问题，是可控制、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而绝不能放大，更不能激化。从发展的历史角度看，按照发展“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两个让”是非均衡发展，第二步“两个带”则是均衡发展。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中国已经开始转入均衡发展新阶段。在解决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方面，中央已做出一系列重大政策性安排。从改革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已经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过去渐进式改革所暴露出来的不足和缺陷将得到修正，还未到位的领域将进一步攻坚。这一切表明，新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一个人们所期待的更加注重社会公正的、均衡受益的发展期正在降临。
而更加公正、均衡受益的和谐发展能否成为新的发展大势，关键在于我们对那些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这如此关键的攻坚时刻，反思改革固然重要。但反思改革是为了认清过去渐进式改革所暴露出来的不足和缺陷，增强攻坚改革的紧迫感，形成新的共识。而不能相反，放大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涣散人心。“共识”是民心的凝聚力。民心凝聚起来了，攻坚改革才可能稳健推进，发展才能更快地进入人们所期待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