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钟书先生去世数年后，夫人杨绛出版了这本回忆录，使读者对他们以往的生活，多了一点了解。例如，钱钟书最初留学英国时的读书生活，杨绛的陪读时光，回国后的谋生日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到北京的生活，经历多次运动以及“文革”岁月，皆有记述。
但是，看了这本书，却产生很多疑问和问题。例如，杨绛女士谈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这样写道：“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第一三五页）
以钱先生的智慧，杨先生的精明，我想，大概不必象少数庸众愚氓那样，等到“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那实在用不着等待“多年后”，两个月后就应当明白了（假如两个月前真信毛泽东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而且，杨女士似乎并非真从心里相信和尊崇“毛主席”。何以见得？请往下读。
仅隔一段，杨女士却这样写道：“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有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
这里，所谓“一听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与她上面刚刚说的钱钟书去中南海听毛泽东“号召鸣放”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一语，自相矛盾。这立即自我掌嘴，不仅显露杨女士在说假话，而且证实她说的“多年后看到…听到…方知是…”这话不真实，似乎他们夫妇真是一肚子真诚的盲信者和书呆子。
杨女士在书中谈到钱先生怕父亲在鸣放中听信当局动员而真的“乱发议论”，惹出麻烦（见第一三六页）。由此，亦可见杨女士所谓钱钟书相信毛泽东“真心诚意”“（我们）多年后…方知”诸语之不实。“一听号召，我们就警惕了”，这么机警的夫妇，谁能相信他们二人真的是“多年后”才知真相？杨女士为人精明，听到号召鸣放，就对钱先生说“（我们）只管吃饭”，“我们不鸣也不放”。这种精明里面，含有几分狡黠，几分谨慎，几分对“毛主席”的不信任。
此外，杨女士说“（我们两个）说的话都正确”，这里“正确”二字是调侃呢，还是至今仍然认同那种荒谬的“正确”标准？她马上举一个例子，说明她的“正确”观正是毛泽东时代那种标准。作为一位学者和作家，她居然“不觉得”自己是不自由的。当时，十七八岁的大学生都能够尖锐地感到思想和言论的不自由，并且勇敢地指出这种不自由（例如林希翎等青年学生），而杨女士却“不觉得”不自由。这是麻木？奴性？还是言不由衷的滑头？杨女士把自己这种附和专制者要求的回答，说成是“正确”。那么，当时数十万知识分子要求人权和自由的呼声（即当局所谓“右派言论”），自然也就不正确了。
记者要求她鸣放，杨女士以“我不爱起哄”作答。这“起哄”二字，我很怀疑不是杨女士原话。就这两个讥刺时政的字眼，足以把她打成右派。以杨女士的精明退避、“只顾吃饭”，她不会这么说，也不敢玩这份要命的幽默，不过是今日写来，编个小故事，俏皮俏皮，显显自己而已。这“起哄”二字，既含有对当时挺身而出勇敢批评时政、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分子的轻蔑，又含有对毛泽东号召鸣放运动的讥刺。由此二字，可管窥杨女士其人之一斑。
再如，谈到他们夫妇为何不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迭之际离开中国，杨女士这样说：“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第一二二页）
问题一：这里，“逃跑”二字，显然又流露半个世纪以来她的思维和话语已被专制者宣传的那套浸透着政治偏见和诬蔑性质的陈腐的意识、观念和话语所桎梏。如果杨女士头脑中没有那套政治偏见和诬蔑性话语，那么她本不必用“逃跑”二字，而使用“离开”或“出国”这样客观、中性的词语。使用“逃跑”二字，再次显示她的思维、立场乃至用心存在着问题。说她用心有问题，是因为这种语词流露她有意无意迎合权力者话语和口味，而这种迎合，隐含着一种媚俗心理。
问题二：到底哪个国家把公民分成等级，而且把中国人当成“二等公民”呢？在国外，中国人或者外籍中国人，到底要仰谁的鼻息呢？杨女士不谈。她这种话语，又流露上面指出的那种意识形态话语问题。人们不免还要问：留在中国，难道就能做头等公民么？留在中国，难道就能享有平等么？留在中国，仰新朝专制者鼻息，难道就舒服、就心安理得？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阶级专政”的中国，人民是平等了呢，还是被分成等级而受到不同对待和政治歧视？钱杨夫妇如果不乖巧，不顺从，而是直言直行，能比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骨鲠敢言之士活得更久么？我们知道，钱先生乖乖顺从当局调遣，十余年伏案做当今“极峰”毛泽东文字的英译者，虚掷了自己的最佳年华（一九四九年他三十九岁）。他敢坚辞不去么？他不“仰人鼻息”？钱先生当年曾不愿和同事一同去见“极峰”（蒋介石）。可是，在毛泽东政权下，他却乖乖去听毛氏那番号召鸣放的讲话，去译他的文字。何以前倨而后恭？
杨女士在后面大量叙述他们夫妇如何在“文革”中被批斗被流放，知识分子那种“夹着尾巴”做人、“背对背揭发”、“面对面批判”、“挂起来”、当众“脱裤子、割尾巴”、“洗澡”（大澡中澡小澡）等等花样翻新、名堂孔多的野蛮迫害和备极凌辱的生存状态，与杨女士所谓不愿“仰人鼻息”恰恰构成强烈的自我讽刺和嘲弄。他们被运动来、运动去，批斗来、改造去，连活下来都成了难事，这些情景在她写的小说《洗澡》和实录《干校六记》里有生动反映，在本书中她也谈到与钱钟书“参加了脱裤子、割尾巴”和“洗澡”运动，“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接下去就是“‘忠诚老实运动’，我代他一并交代了一切该交代的问题。”（第一二六、一二七页）试问：“新中国”这些整读书人的花样，旧中国有过么？面对这些事实，她似乎连想也没想过：自己是否享有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否享有人的基本尊严？而且，她居然不能够把自己经历过的这些残酷事实，与自己表白的政治“忠诚”和骄傲联系起来思考思考。
问题三：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并不能为自己选择不出国（所谓不“逃跑”）而增添什么光荣。爱不爱自己的文化，不足以成为一种荣耀或耻辱的标准。爱自己的文化，不一定非要留在国内；离开祖国，倒可能出于热爱自己的文化、出于热爱民主自由，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例如胡适等学者）。留下来，谈不上光荣，本不值得夸耀，也不一定就能爱自己的文化，倒可能被迫去糟蹋这些文化。例如毛泽东政权在二十七年中多次发动的所谓批判“封资修文化”、宣扬“厚今薄古”“与一切传统决裂”“破四旧立四新”“批儒批孔”运动，以及打人、抄家、掘坟、烧书、砸古代寺庙、毁千年雕像等等一系列文化禽兽行为。在这种暴政下，谁敢爱祖国的文化？谁敢不批（实乃诽谤）祖国的文化？钱钟书留下来，他需要洗脑洗澡、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他糟蹋了太多生命和光阴去劳改，去做那些没有文化价值的事。试问：留下来，是一种光荣和骄傲么？
问题四：杨女士骄傲地说，他们是倔强的中国百姓，不愿做外国人。这话语同样露出一种狭隘偏见和伧俗气。问题不在于做中国人还是做外国人，问题在于做一个有尊严、有人权的人。无论在什么国度，做一个享有完整人权和尊严的人，做一个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才是最重要的。杨女士只认准了国，却无视这个国的性质，更无视人的权利之重要。没有人权和自由，这种国家值几个钱？鼓吹独裁，实施专政，暴虐无道，贪蠹横行，箝人口舌，封人耳目，士气塌茸，民气萎靡，这种国家，抛弃也罢。
其实，谈到不离开中国，杨女士本不必卖乖媚俗似地写那番堂皇话语，只须淡淡说一条理由，就足以令人理解了：我们这里有亲人，不愿离开故土。
二
杨绛女士谈到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忆苦思甜、感激涕零似地写道：“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第一三七页）
很清楚，在她看来，在无产阶级专政高压下，知识分子受改造、受批判、自我检讨、自我侮辱、劳动改造、思想改造、接受再教育等等（脱裤子割尾巴脱胎换骨）是完全正确、理所当然的。知识分子被共产党死去活来地改造，在她看来，是因为“我们不合格”，“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是“国家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这分明是国家亏了”云云。至于她的所谓“我们”哪些地方“不合格”，她却一字不谈；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也不谈；至于“重新教育”的真实历史内容是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政权威压下如何进行“思想改造”的，她也一字不提。这里，需要特别注意，杨绛不肯用毛泽东之辈说的“思想改造”一词，她自然明白这个词臭名昭著、招人愤慨，于是她把它偷偷换成一个柔和的词“重新教育”，这又见出她的心机与精明处。
所谓“为人民服务”，这也属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话语，她对这类话语的字面及其真实意指，即索绪尔语言学概念之“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毫无理解，却拿来夸夸而谈，似乎在标榜自己的“人民”立场。为夸大自己的旧社会之苦，她说出这种荒唐话：“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人们不免要问：连生命都卖掉了，还求什么生存呢？
这位五十年来历次运动的过来人讲的这些话，无异于某些右派遭受数十年迫害而被摘帽和释放后竟还自我侮辱说自己犯了错误、党没有错误、正如母亲打孩子是为孩子好云云。这番话出自钱钟书夫人杨绛之口，且用“我们”一辞，这不免令人惊异。这老太太本来颇受笔者尊重，没想到她的骨子里竟深藏着如此万劫不复、奴颜婢膝的性格。
别的例子，不必举了，且从《我们仨》这本书中，看看杨绛笔下透露的那个黑暗时代的一件事情。她写到女儿钱瑗。这位年轻女士亦处世精明、干练，拿得起、放得下，虚与委蛇，很会演戏。一九六六年八月，钱杨夫妇双双被揪出来，成为“牛鬼蛇神”。女儿预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限，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进家里，倚偎着坐在母亲身边（见第一四二页）。这是一个令人思忖的动人细节。在那个黑暗年月，人们太正经实在，没有这类灵活的生存本领，不会这么与时俯仰、真真假假演戏，那是不容易生存的。对孤独弱者来说，这样做无可挑剔。问题是，今天人们写到这样的事，读到这样的事，应当反思和批判那种使民众彼此为敌、嗾学生批斗教师、逼子女诬陷父母、把人类道德伦理人间亲情统统泯灭和扭曲的黑暗社会与暴虐政治。
可是，杨女士作为那个野蛮社会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在这本书中却连一句不满的话也没有，简直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超然风味。在国民党蒋介石时代，他们夫妇还可以写点讽刺性杂文或小说，讥讥世，骂骂俗，但在杨绛所谓“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的共产党毛泽东时代（第一二二页），他们夫妇却噤若寒蝉，“只顾吃饭”，宁做饭桶，不做诤士。他们不敢写一个字讥刺时政，当年在国民党蒋介石时代那点勇气到哪里去了呢？
杨绛女士谈起毛泽东时期，不仅恭恭敬敬称呼这个民族罪人为“毛主席”，而且居然还说这个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教育”是应当的。连贾府的老奴焦大都敢挺身怒骂这个丑恶之家，杨绛却还跪在那里。看来，这老太太头脑中的病已经不轻了。她中年时期译过《堂吉诃德》，到老年却对中国的荒唐和自己的谬论缺乏基本的反省。这样的知识者，离知识分子这一称呼，还很遥远。
她不仅不反省这部苦难的当代社会和政治史，不反省六、七千万人遭受迫害致死的残酷事实，反倒以感恩之情，感激毛泽东政权使她这个“灶下婢”能够“大模大样地读书”，给她“合适的工作”，给她地位，给她“高工资”等等。她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夫妇是如何被剥夺了读书和研究的权利而遭批斗和劳改。
她的目光和思维，完全闭锁在一个受主人恩惠的家奴婢女那种狭隘心思和个人蜗角里。一代知识分子深受政治迫害的痛史，整个民族的痛史，在她的心灵里一点痕迹也没有。自然，她自己也没有人格尊严意识。她的心灵，不脱一个“灶下婢”的思维与心态。
这位业余党员或党外积极分子居然比共产党内出身老革命的文化官员韦君宜女士还具有政治的“忠诚”性和“正确”性，还会自觉地隐瞒党的错误和罪行以维护党的威信，而且那么会羞答答装模作样地作伪自饰。这种现象真令人看得发呆。这大概也可以称为当代的一种新的“围城”或“变形记”？
三
杨绛女士这本书中，对“同志”一词的频频使用，也颇有趣。她谈到郑振铎、吴晗二人时，这样称呼：“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第一二二页）。她称吴晗为“同志”，却称郑振铎为“先生”，显有微妙分别。她很清楚，吴晗是中共地下党人，一直活跃在知识界，为党勤奋工作，后来紧跟毛泽东却遭痛打。杨女士称乔冠华是“乔冠华同志”（第一二四，一五一页），当初就是这位乔“同志”介绍钱钟书去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后来这位乔“同志”在“文革”中下错了赌注，紧跟“四人帮”，栽了大跟斗。
特别是对胡乔木这个人，杨绛更是口口声声“同志”，我们来看看老太太怎么说吧。
有人对她委婉谈到胡乔木此人不佳，她这样为胡乔木辩护：“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第一五八页）
这话让人捧腹：好一个“把他当书读”，好一个“从最高境界来欣赏”！ 显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诡辩，是无理狡三分。一个变色反复、阳奉阴违、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却在捣鬼的政客，有何最高境界？胡乔木是个什么人呢？远的不必说了，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思想解放之际，他是一只无事生非、兴风作浪的拦路虎，他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大绞杀者之一，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最大阻力之一，他千方百计阻挠和扑灭这场思想解放大潮，顽固维护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严厉打击、一再摧折这场思想自由运动（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等），他翻云覆雨，没有气节，反邓捧邓，为人阴险，多次背地里跑去向党内元老进恶毒谗言，煽风点火，出卖周扬，诬陷胡耀邦，惹得周扬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这种当面奉承人、转眼出卖人的卑鄙东西。对于他的死，知识界额冠相庆。这位“乔木同志”，不过是个专事整人的政治小人兼党棍而已。捧着他当书读，说他有什么“最高境界”，不是令人笑掉大牙么！
如今，杨绛女士却带着钱钟书先生的口气，一口一个“乔木同志”，而且以“欣赏”的态度谈论此人，说什么要从他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连胡乔木的同党都鄙视和憎恶他，无人这么吹捧他，杨女士却厚着老脸吹捧他。不知杨绛（也许钱先生也在内）眼中这位胡乔木的“最高境界”在哪里？杨女士应当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这才是读者最需要领教的，可是她又闭口不言。显然，她根本不知什么“最高境界”，当然说不出，所以只是拿这四个字打马虎眼，虎虎那些见了“最高境界”四字就头晕目眩、莫测高深、焉敢轻叩其门的普通读者；或者，她不好说出真情所在。
透过她闪闪烁烁的文字，我们才晓得，他们夫妇那套令同僚艳羡不已的高级楼房，原来是胡乔木悄悄搞来的。我们还知道，钱钟书做上高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相当于副部级），也是“乔木同志”一手搞来的。钱氏不必做任何事，只是挂个名，享受部长级待遇，包括享有专车和高干医疗待遇（见第一六零页）。这实际是胡乔木赏给钱钟书的一个高级干部待遇。钱钟书一生从未做过官，晚年却做了共产党高官，靠的就是这位当年清华校友的“乔木同志”。
胡乔木给他们夫妇如此大实惠、大好处，莫非这就是他的“最高境界”？不难看出，杨女士们是用狭隘个人实利观点来看待和品评一个人，看他对自己是否有用，来判定此人价值，以换取他们的所谓从“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不知他们这种标准是否适用于欣赏和品评周兴、来俊臣、秦桧、严嵩、袁世凯、江青、希特勒、戈培尔之辈。私利常常会蒙蔽一个人的良知，收买一个人的嘴巴，收买一个文人的笔。从杨女士这本书，我们再次看到人性的弱点，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根性和弱点。
傻瓜爱说自己聪明，精明人却爱说自己很傻。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想遮掩自己。杨绛把自己和钱钟书说成是“书呆子”，这话有点儿像卖傻。她的文字多处可见，他们夫妇虽坐冷板凳，却一点儿也不呆。她的笔就象胳膊肘，知道往里拐，他们没有摆脱俗气，没有摆脱个人利益桎梏。谁给好处就为谁说好话，杨女士也不例外，哪怕这个人是卑鄙党棍、政治小人、知识界蟊贼，也能捧着他当书读，还说他有“最高境界”。钱先生家门一向关得紧，但是对这个兴风作浪、与先进的知识界人士为敌、诬蔑和绞杀思想自由运动的“乔木同志”，钱家大门却时刻敞开，接谈甚欢。
你看，杨女士又来了，她的嘴多会说，她的心多会体贴，如此喋喋称赞“乔木同志”：“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这张巧舌如簧的嘴巴，令人油然想起宋元话本小说《快嘴李翠莲记》中的那位李翠莲（小时中的“快嘴”，意思是伶牙俐齿、口才极好）。胡乔木忙着费尽心机诬蔑和绞杀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诬陷和迫害那些政治开明、态度豁达、思想解放的党内外人士和学者作家，杨女士却称赞“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殊不知，“乔木同志”越是“想问题认真负责”，就越是为害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中国就越遭殃。
而且，杨绛甚至生出一种低贱者被大人物看得起而格外感激的心情：“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分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分。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所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第一五八页）
这段话再明确不过地表现出钱钟书杨绛夫妇骨子里的卑微奴性以及缺乏大是大非之感。他们夫妇毕竟念过书，比刘姥姥有规矩，知道大观园不是自己随便进的。他们夫妇多么懂得自己地位低下、牢记自己身份、不可忘乎所以、与这位大恩人平起平坐！他们夫妇多么懂得“我们不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他们夫妇多么知道“感激”“乔木同志”对他们的“庇护”，甚至钱钟书为自己不能为“报答”“乔木同志”、不能为他做更多的工作、帮更大的忙而“感到惭愧”呢。
杨绛女士这么巧舌如簧地反复为“乔木同志”辩护，原来他们夫妇受到他的“庇护”！读到这里，一切都明白了。什么“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什么“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什么“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统统是私心在作怪而玩弄出的诡辩和自饰。杨女士自称书呆子，谁信呢？
杨女士笔下左一个“同志”，右一个“同志”，来得似乎特别亲而甜。这些“同志”，无一例外都是毛泽东身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钱先生与他们有若干往来。不知杨女士与这些共产党高官同的是什么志？与他们“同志”来“同志”去的，是否走得格外密、攀得格外亲呢？莫非杨女士已经老年入党、焕发青春或是个秘密党员、预备党员、亲党的党外人士或“统战对象”什么的？特别是，她口口声声“乔木同志”，叫得那么亲切，那么近乎，那么一副自己人口气，不知她与胡乔木此人到底同的是什么志？反观她称学者兼作家郑振铎为“先生”，人们不免觉出她心中和笔下待人是有远近之分的，她是很会掂量这些词的区别、政治内涵和感情色彩的。杨女士九十高龄、风烛残年之际，仍满口喋喋“毛主席”“乔木同志”……，这种感觉，就象见到高头大马簇拥着一顶轿子过来，忽然听到街衢万头攒动中有人高声标榜说：“我们皇上…我们王爷…我们家大少爷…”
四
杨绛女士这本书，有许多套语旧词都来自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话语库。这些词 语都有特定的政治内容和那个时期意识形态色彩，或带有很深的政治偏见，或带有很强的虚伪性，或带有很浓的诬蔑性。上文已间有涉及，这里再举一例。
例如“解放”或“解放后”这类词，也都是毛泽东政权的自我粉饰之语。事实上，中国人民从未被这个政权“解放”过。恰恰相反，中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受到空前的剥夺、凌辱和镇压，他们不仅没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而且连不说话、不追随、不跟着喊口号、不跟着运动的自由都没有。中国民族沦入史无前例的深重苦难。这样的国民，能说是“解放”了么？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一词亦属于应当扫荡之列，除非以讽刺的方式运用。
记得一九八零年十二月钱钟书先生在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前言里，就曾这样指出：“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这是在委婉指出妻子这本写个人文革经历的小书，缺乏自我反省。何以见得呢？钱先生继续写道：“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惭愧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漏得一干二净。”如果杨绛记得这话，或许会使这本《我们仨》少些假话，少些虚伪，少些媚俗，多些真诚，多些自省，多些尊严。
我本来不想写这篇文字。说起来，笔者曾与钱钟书先生杨绛女士在同一个皇家式翰林院，而且与钱先生在同一个研究所。虽然我比他们年轻许多，我进研究所时，他们都已退休，但是，我对他们却一直很尊敬，就象对待一切治学严肃、为人端正的学者一样。然而，抽闲翻看杨绛女士这本《我们仨》，使我惊异难忍。我本想保持厚道而沉默，但是良知却使我不能不说出心中的疑问和看法。既登学界，俗虑当弃，遂写此文，以抒胸臆。
杨绛女士这本书，让读者对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也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知识的愚昧、精明的昏聩。这在他们俏皮多讥的小说和寻章摘句的管锥文字里是见不到的。也许，这就是此书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