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好知 kuaihz

吴洪森:计划生育的另类思考

  

  中国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截止20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44下降到1.8,30年间少生了3亿人口,平均每年为国家减少了100亿因人口增长的开支。这一成效不可谓不巨大。

  中国推行计划生育,主要是依靠行政强制手段。考虑到人口基数庞大,群众节育意愿普遍较低,似乎除了强制,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比照其他国家,我们将发现,他们没有采取强制手段,照样做到了新生人口大幅下降。前苏联,在1981年生育率就降到了2.0,到2001年,俄罗斯和乌克兰更是下降到1.2,其他东欧国家也是如此。不但东欧,亚洲国家象泰国、斯里兰卡等生育率都降到了2.0的水平。

  其他国家是依靠什么使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呢?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教育普及、尤其是妇女扫盲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会直接导致生育率迅速下降。

  知道了这个信息,我不免设想:假如我们将平均每年上百亿的计划生育经费,用在普及提高农村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上,中国人口出生率照样会迅速下降,并且社会综合效果要比行政强制好得多。

  行政强制,使得从中央到乡镇的计划生育经费年年增加,可是对妇女却毫无帮助。在重男轻女、养儿防老传统观念控制下,那些生了女儿的农村妇女,如果响应国家号召,不再生第二胎,她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永远没有受人尊重的希望。她想生第二胎,又面临行政强制。行政强制,使得农村的弱势者更加弱势。冒险生二胎三胎,生出个男孩来,还有出头的希望,响应政府号召只生一胎,什么好处也没有。于是中国大地就出现超生游击队,和政府力量展开长达几十年的拉锯战。

  中国统计资料显示,推行计划生育最有效的是头十年。到1980年,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5.44下降到2.24。后面二十年,社会动员程度更广,行政强制力量更大,计划生育经费更多,生育率只取得下降0.44的成效。

  前十年之所以迅速见效,主要是城镇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加上行政力量能对拿工资人员有效控制。第二个十年,基本上出于拉锯战状态,90年统计数据显示生育率在2.3,反而比80年上升了0.06。这十年中的计划生育经费都白扔了,行政强制力量也白费了,得罪老百姓也白得罪了。到第3个十年,生育率才又开始明显下降。这第三个十年生育率明显下降,也很难说是行政强制的功劳,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的结果。

  中国统计资料还显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的,生育率就和大城市女性一样,只有1.2的水平。

  30年的计划生育经费总值估计在3000亿,假如将这3000亿用来普及教育,就有3亿人可以读完初中。中国目前文盲和半文盲总人口只有1.8亿,还可以多出一大笔钱来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故意倾向女性,中国大地不但全面扫盲,而且还多出一亿多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女性。她们做妈妈,对社会对未来的利益,当然远远好于超生的文盲母亲。

  可是,我们偏偏却采取了成本高、效果低、后遗症严重的行政强制手段。这手段对高素质人口有用,因为他们不用强制也有节育的愿望,对低素质人口效用很低,结果造成高素质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低素质人口继续膨胀的局面。

  推广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采取了行政强制手段,而没有想到更高明的招数?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政府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总是按照它认为方便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去做。建国以来,中国政府施政的惯用方法是借助行政命令的层层动员模式。这模式是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在资源匮乏情况下,这种模式是对付战争的有效手段,这种模式也便于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但是,借助行政命令的层层动员模式,不适合和平建设时期。因为和平建设时期社会分工更细致、社会发展更复杂,需要按照市场经济来合理配置社会资源,需要及时发现错误,迅速纠正错误的功能。显然,层层动员的模式无法应对和平建设的环境,但是行政手段有它的惯性力量,不会因为社会环境改变而自动变化。所谓方便和切实可行的手段,实际上是行政的惯性力量在起作用。政府长期依赖这惯性力量,久而久之就只有硬手段,没有软手段了。因此,必须自觉变革才能改善政府的施政能力,必须警惕行政手段的惯性力量,才会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考虑得周全一些。

本站资源来自互联网,仅供学习,如有侵权,请通知删除,敬请谅解!
搜索建议:吴洪森:计划生育的另类思考  洪森  洪森词条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词条  另类  另类词条  思考  思考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