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流行“盛世”之谈，这从电视节目里天天热播着歌颂大清盛世的闹剧可以看出。
闹剧之类的历史观将“盛世”偏向于理解为经济发展、军力国势强盛等方面，即偏重于外在的物质生产力和国家物质力量等的“硬实力”层面，即使谈及“软实力”的文化，也只是限于继承前辈的成果上，如编撰典籍等，而漠视了历史进程中国民个人该具有活生生的超越性动姿状况，即作为有着主体自由意识的人所具有的创造活力。这正如国人的发展观曾经一度盛行GNP 和GDP崇拜一样，它漠视了环境保护、人的生活幸福感和人类发展指数等的软性因素，而这些软性因素应是进入人的自由理念视野之中为之进行必要评估的社会发展参数。
开创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认为，人们不仅要了解存在者，还得了解存在者的“存在”本身，“存在”具有元初的开创性质，正是人的“此在”开启了存在对于存在者的意义。如今，反映在历史认识上也是如此，传统的国人们偏重于认识人作为存在者所物质化形态的生存条件，如上述的经济发展、军力国势强盛等外在的方面，而漠视了人的“存在”，即生存于自由的境况，这种自由正是内在的“此在”，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元动力所在。
存在主义者进一步认为，自由是存在的应有自由，人是自由的存在者，萨特认为，自由属于有意识的存在结构。 正是人的自由结构，当获得持续条件使得“此在”意向性不断作用于对象，它于人类历史长河中可现实化为超越于功利性之上的科学、文化和艺术成就，这些成就好比是有用的负熵信息之流，被输入于人类生存其中的开放的自组织系统之中，使之系统不断减熵，其结构便不断完善而改进，推动了历史进步，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由的理念，如此才使得人类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开辟了途径。
当然，各个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于同一时期的物质文明成就并不一致地对应于精神文明成就而显示同等级程度的繁荣或衰落。黑格尔对于精神现象作过剖析，在他的精神哲学体系里，精神的活动有着明确的等级层次观点。外显的国家只是代表着低一级的客观精神，仅仅是自在地存在着，而超越于客观精神之上的，还有着绝对精神，如艺术、宗教和哲学代表着它。这两种“精神”的历史步调并非总是一致的，强盛与孱弱的情况也并不总是同一的，因为这是代表两个不同等级的层面。
只是小人见于利，君子见于义。小人见木不见林，君子望林更思森，哲人的思想当然远比常人来得深邃高远。
当年留学于美国的博士候选人胡适就曾告戒那些留学的国人同行，不要意气用事，企图放弃自己的专长便投笔从戎去急于报效祖国，去保卫所谓的“祖国荣誉和尊严”，都是短见的行为，若为长远计，还是安心搞好学问要紧，国家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在于精神性层面的，如拥有大量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高等学府以及精神文明的产品如学术等等。
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温•丘吉尔宣称，大英帝国宁可失去整个印度次大陆殖民地，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可想是何等的英雄卓识！
当代经济学家印度裔的阿马蒂亚•森写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他改变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阐述了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由此建立起全新的理论框架。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森论证了“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森所说的“自由”，有其明确而独特的含义，它是指人们在所处的社会条件下拥有多大的“可行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森把它称作“实质自由”。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人们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例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等等）的能力；同时也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进一步的自由。在这些论述中，后半部分涉及到的正是“软实力”构成要素的国民个人自由的诉求。
在当今国际政治的较量中，“软实力”的概念被提升到重要的位置，它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按照奈的观点，“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在国际政治中，如果“硬实力”是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
只是国人在衡量本国综合国力时，总是偏向于将几乎所有的参数都归结于“硬实力”指标，如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等。有专家认为，按纯粹“硬实力”指标，中国的综合国力可挤入世界大国行列，但若把“软实力”也考虑进去，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差距就很大了。譬如，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是10：1，对欧美逆差更高达100：1。2000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想象我们这个泱泱人口大国，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中至今仍保持着“零”记录的尴尬地位。我国R&D经费支出占世界总量的份额还很小，我国99%企业仅只是“制造”而无“创造”，即没有申请专利，有一些企业甚至单靠假冒仿造得以存活。
遗憾的是，国人这种既浅薄又偏面的“硬实力”思维模式同样移植到历史事件的评估上。
号称“盛世”的汉武帝时期，文化上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独尊儒术将个人最为自由不拘的思想固定于同一个模式之中，尽管最初时期起到了稳定人心和巩固政治大局的功用，但后来越来越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特别是个性自由意识，造就了儒学的一统天下，禁绝和摧毁了几乎儒学以外的百家诸子，以致于中国文化“学术日衰，国运日蹙”。
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积淀于国民内心的，是求同摒异的思维基本特征。圣人之言、儒家之经必须被视作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源泉，包罗万象。下至个人的活动，上至于国家的治理，无不以圣言经典为准则，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和群体的道德规范，人们的视野被严格地局囿于儒家经典之内，只须诠释阐发，不可移易创新，因而不可能从中产生科学精神，所具有的只是奴隶意识，盲从武断，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造成了普遍的愚昧无知状，而愚昧无知恰是封建专制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难以建构的重要原因。李大钊指出，自秦代以降建立封建制度以后，汉承秦绪，“专崇儒术，定于一尊。为利一姓之私，不恤举一群智勇辩力之渊源，斫丧于无形。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赢秦之政也。学以造乡愿，政以宿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且不堪也。”（李大钊：《民彝与政治》）
再说，号称是康熙乾隆“盛世”的场面，如今人们在电视画面上常看到的，只是透过有色镜片露出的冰山一角。连续剧中塑造出的乾隆皇帝形象似乎平易近人、亲切可爱、善解人意、温文尔雅。把这样的“戏说”当作历史来解读自然颇有收视率，但却掩盖了乾隆更加本质的另一半：一个历史上极为阴险狠毒、色厉内荏的独裁暴君。
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其中尤以清朝为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灭族充军抄家焚书。根据《清代文字狱档》，在满清的统治的268年里，总计有160多起，而乾隆在位的60余年中，有文字狱53起，而且都处以酷刑，搞得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出“悖逆”，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杀，并罪及师友。在著名的吕留良一案中。吕留良既然已经死了，雍正就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还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不少读过吕留良书的文人士子也受到株连，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充军。
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在这种文化肃杀形势下，知识分子不敢涉及政治，可以做的，只有远离现实，潜心于考据装订古书，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或者诚惶诚恐地做些颂扬君上圣哲的文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借为稻梁谋”即是写照。
除了大兴文字狱，乾隆还将文化专制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难怪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
清朝大兴文字狱，表明了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得以强化，也是满族统治压迫多数民族汉族的产物。它禁锢思想，堵塞言路，极力扼杀了个人自由和人才成长，窒息了科学和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极其黑暗的政治局面，而汉人的生命和尊严被贬低得视若草芥，惟有奴性十足方可牲口般地苟活，这必然使得历史进展出现了呆滞，尽管皇朝于鼎盛时期国力蒸蒸日上，百姓富足添丁，然而这些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来说意味着南辕北辙。无怪乎，当清朝进入后期面临外敌入侵时候，朝廷上下在应对外交时就无不表现出惊人的迂腐僵化而又傲慢无知了。透过历史的真相，了解到了乾隆帝的另一本质，难道可以用铺天盖地的“戏说”来赞美吗，可以用大清“盛世”来作表彰而抵消文字狱？
历史在作横向地域比较时候更能看清“盛世”的内涵。且看古希腊，尽管生产力水平和民众物质生活不见得比起同时期其他文明高出多少，但是在那里，个人的自由充分得以发展，由此所成就的科学、文化和民主法治却远远跨越了历史的进程，而位居当时世界的最前列。这样为未来的欧罗巴文明复兴大业预制了思想和文化基础。不仅如此，一个民族所从事的超越性事业实在是为全人类贡献了永恒价值。
充满求真志趣的古希腊人早就思索着一个问题：万物由什么组成？物质可否被无休止地分割为愈来愈小的物质单元，还是存在着构成世界的“砖块”？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诞生了“原子论”，这个理论不仅可以去解释物质世界的构成及其运动规律，而且还可解释个人的自由和独立问题。当然限于纪元前时代的科技和生产力条件，无法对于这样的“宏论”作出实验判断证实，而无实证的科学理论只能说是一种假说而已。也许在我们国人看来，会问：如此书生气的思想求索，有什么现实意义？对个人能带来金钱好处？对于民族和国家能兑现生产力的提升吗？现实地回答都是否定的。然而正是这种可贵的真理求索，使得思想学术空前繁荣昌盛，由此真正进入了人类精神文明领域的盛世，最终带个社会的必定是全面的发展和进步。譬如欧洲人对于原子理论的继续不断探索，直至十九世纪末叶，才由英国科学家通过实验手段作出验证，证实了原子的存在和原子理论的正确性，由此推动了科技大发展。须知，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电子、电器用品，其基本原理无一例外全都涵盖着原子理论的奠基功劳。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声称是生活在“e”时代的迷恋着先进电子设备如电视机的国人来说，会感恩怀德地虔敬自由和真理？否也！这从天天热播着歌颂大清盛世的闹剧就可以看出。
对比不同“盛世”的实情，可知两种体制里的个人自由度及其国民人格有着显著差距。二千四百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奠基于“原子”理论哲人德谟克里特就宣称：“为了找到大自然中的一个因果率，我宁可放弃掉波斯王位！”，可见是多么超越的情怀！据说由于知识渊博、人格高尚，当地的民众获知后给予德谟克里特很多报酬，还为德氏立了铜像；但是对于众多中国人来说，也许会持另一种价值观：“为了谋取个芝麻官职，我宁可毕生不向往自由”。
在德国近代史上，操德语的德意志民族四分五裂，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各个小的城邦国里资产阶级地位软弱，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在工业化建设上，比起英国、法国、荷兰等国进行的第一波工业化来，德国起步要晚了一波。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不象中国的那样喜欢炫耀物质财富的浮华，尽管受着权贵们的奴役却担当着思想文化建设的主力，激发起德意志民族的那种崇尚智慧，孜孜以求知识和进步的精神，就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描述的，焕发出极其灿烂的光芒来，在欧洲的思想学术舞台上扮演着“第一小提琴”的角色，这使德国现代化的后来全面居上，打下坚实的“软实力”基础。
日本的现代化也表明了这点。起先日本也推行闭关锁国，当被美国用武力打开门户后，才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时间与中国大致相同。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对于西方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引进，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进行整体性的调整，日本派出至欧洲的留学人员所学的专业，大都为人文、哲学、政法、社科之类的。历时不久，便顺利地从中古文化过度到了近代文化，国力也速增，不久把偌大的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作为负面的例子，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哈布斯堡皇朝以及现代斯巴达型的苏联，最终都归于土崩瓦解，无不警示着缺乏“软实力”的支撑，即使“盛世”显赫一时、“硬实力”极度膨胀，必然导致持续的发展后继乏力。
2006/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