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鲁迪格•维辛巴特列举了我们信息时代兜圈子和受到干扰的路线。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小组最近试图第二次估计在所有媒体上现在储存的所有信息的数量。在这个背景下有趣的事情不是总的数量（让人惊讶的50亿GB( 5 exabytes)（大概相当于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所有藏书的37倍），而是某些细节。
该研究声称信息总量每年增加三分之一。在最大比例的是政府文件。世界范围的电影业---包括在音乐里---占总量的30%。只有0.01%的新独特信息保存在纸质印刷品上，相当于储存量的39兆字节（39 terabytes）或者国会图书馆现有藏书的不足三分之一。
正如人们预料的，全世界出产的所有印刷品信息的大约三分之一来自美国。欧洲大概和美国相同。
当说到这些信息建立其上的“知识”，欧洲和美国可能存在相同的比例。即便这个有点模糊的范畴来评价数量很容易产生问题。进行这种数量比较的一个比较可靠的标准应该是图书市场，因为书籍一直是的，详细处理过的知识的标准模式，内容从日常学问到科学，艺术，文学等。传统上说，美国和欧洲图书市场的规模大致差不多。
当我们试图重新构造文化动力学而不是信息和知识的时候,相对来说平衡的欧美关系（还有东亚，如果我们把调查范围扩展一点）就突然变化了。我们再拿书籍市场做例子来看看。非常明显的是知识市场基本上是由７国集团控制的，也就是说，巨大的经济强国（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而世界其他地方不过是购买者的服从角色而已。
当我们试图辨认当今主宰全球知识社会的最初语言时，这个画面变化更加明显。当今媒体喜欢强调的唯一的统计数字――英语的支配地位――模糊了背后更加戏剧化的结构的存在。
来自２００２年世界文化报告（World Culture Report）的一个已经有点过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提出世界上所有翻译著作的一半都是以英文为原文的。法国最近进行的调查包括２００５年的情况，显示５８％的翻译著作是来自英文原著。以前，德语和法语原著占据总量的四分之一。但是在所有翻译著作中，只有３％的著作是翻译成英文的。
魔鬼实际上在细节里。二次世界大战后精心培育的法语和德语对话在当今反映出法语翻译著作中只有7.2％是来自德语原著，来自波兰语原著的只有0.3％。我们都知道波兰和法国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之外，波兰从德国购买的翻译版权数量比任何国家都多。（从法国购买的翻译版权数量相信也类似）
如果说到书籍出版，简短地说，文化知识的转移包括了单行道，迂回路，和被阻塞了的路组成的网络。
请允许我引用一个例子说明语言迂回路的情况，这次不是官方统计（没有这样的统计），而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同行计算的，他分析了过去１３年里翻译成小语种塞尔维亚语的１５０００种著作。
他发现所有翻译著作中的７４％都来自英文原著，0.34％来自保加利亚语，0.79％来自斯洛文尼亚语，1.11％来自波兰语，5.5％来自德语，8.2％来自法语原著。换句话说，任何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人想了解周边国家当今的智慧发展情况（或者像德国法国这些对塞尔维亚非常重要的欧洲强国）必须通过来自英文的翻译著作才行。
这个背景下核心问题不是传说中的知识和文化的美国化问题，而是知识流动和文化出口的垂直下落，其特征是大国支配从属小国的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同时缺乏横向联系。
目前书籍仍然是我们指导性的媒介。我们注意到矛盾的情况是，欧洲出版社占据全球性的主导地位。没有确切的和可靠的数字，总体上看，基本数据上的缺乏是知识和文化市场的最明显的特征。作为粗略估算，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图书市场１５％到三分之一被媒体关心所控制，要么基于欧洲人要么在欧洲有总部。相反，欧洲出版业没有相当部分被欧洲以外的控制。但是，正如翻译的例子显示的，欧洲文化力量的优势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变文化差异。
中心在改变，不仅是因特网作为知识来源的方向，而且在传统领域同样强烈，比如传统的图书出版。传统图书市场的全球化已经造成这样一种状况，相对数量较少的题目以及相应的话题和作者拥有了全球畅销书的地位，代表了总量销售额更加庞大的比例。许多这样的全球性畅销书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只要想想《哈里•波特》（Harry Potter）和《达芬奇密码》的丹•布朗（Dan Brown）就明白了，它们的文化影响通过电影版本进一步强化，这些书大部分来自美国。
但是文学领域人们非常乐意抱怨的盎格鲁英语霸权模式决不能适应出版业的任何领域。日益增长的漫画市场被日语，和韩国漫画所推动。从欧洲的观点看，好莱坞当然威力无比。但是在亚洲和阿拉伯世界大大部分地区，印度电影宝莱坞（Bollywood）的影响更大。《国家地理》杂志最近计算出来，宝莱坞的潜在观众３６亿比好莱坞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小数量的全球畅销书代表市场日益增大的份额的结构性规则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是真实的，在国家层面上也是如此。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惊奇:当我们考察欧洲的畅销书排行榜，尤其是小的，边缘的图书和文化市场，也就是说像挪威，奥地利，西班牙等强烈忙于消除国家认同限制的国家。
即便个别著作通过传统的翻译市场成功进入全球文化的领域（比如近些年波兰的安德捷耶夫•斯塔斯伍克（Andrzej Stasiuk）和匈牙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姆勒•库尔特兹（Imre Kertesz）或者最近的丹尼尔•凯尔曼（Daniel Kehlmann），他们也是垂直下落的规则中的个别例外情况。
更常见的情况是，得到的是动态的相互共存或者多种语言的大杂烩，不是经典的文化领域比如书籍，相反在高度专业化的壁龛：视觉艺术或者技术（在开放原始码运动（Open Source movement）,或者政治和社会积极分子。这些实际上总是由高度联系的社区，总是通过因特网交流，而不是印刷的书籍。
这些发展的初步地位是矛盾的。欧洲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的战略家在２００３年春天的秘密讨论中总结的情况。他说当今大量投资让所有后勤，从属于图书出版从书稿到管理工作一直到印刷和发行的整个价值创造链的数字化整合成为可能。但是考虑到对盗版的担心，图书本身发行和从前一样专门类似的方式印刷在纸上。战略家说网上图书马上就被盗版了。但是他讽刺性的说到你能想象我的金融领导如何把这个部署看作我们的投资和资源的吗？
最近推动的要把图书和图书馆变成网上可以阅读的数字知识库的努力一年后，２００４年就到来了。它从外面闯入，首先是通过网上图书经纪人Amazon，后来通过搜索引擎，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目录学企业Google，进入该领域的这个卤莽的后来者。
与历史悠久的出版和知识市场的代表发生冲突是注定了的。但是这不单单是关于版权侵犯的冲突问题，出版商强烈主张他们图书和内容的专有权。Google的主张“组织世界的信息，让它变得有用，让全球各地的人都能使用”是呼吁武装斗争争取确定知识和文化内容的权利。
一本书的价值实际上建立在它的封面和封底之间内容的专有权。它的作者从众多的故事和观点中选择内容组成自我独立的文本。因为这个成就，人们期待作者成名，被批评，被传播，被引用，当然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因特网上的很多信息。（比如学术性档案或者CNN的新闻数据库）其中每个文件都清楚注明出处，是不能更动的，只有付费的情况下才能阅读。
但是当书籍在网络上毫不犹豫的，以雄伟的方式出版，第一次原来严格规范下的书中的知识就出现在因特网光怪陆离的页面上。
当然，从前大量的图书在大图书馆都可以方便地阅读，更老的书籍作为新出版的书的背景。围绕图书知识的内容网络和图书本身一样古老。但是通过新信息技术和交流技术而直接阅读大量的不断增加的庞大信息和内容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同时催生了知识力量的新形式。
网络理论家比如阿尔伯特•拉兹洛•巴拉巴斯（Albert-Laszlo Barabasi）已经用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明信息中心点并没有形成均衡的层级领域。它们联系越紧密，就越容易构成一些特别突出的中心点，其中总体信息中的相当大比例的内容捆绑在一起。结果就是平等的电脑空间模式的极端对立面。
网络理论家的这个发现和搜索引擎Google多次提供的回答完全一致，当有人问它怎么能维持赢利如果投入这么大的投资来搜索庞大的图书馆。Google作为知识资源的最好搜索工具的名声获得极大的提升，Google的代表在非正式谈话中说，价值的增长让其中的成本显得渺小。
除了庞大的信息中心点外，这个转变也强化了往另外一头的运动。在2003年末，位于旧金山的因特网时代的文化杂志Wired的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en）创造了这个概念“长尾巴”来描述这个现象。安德森想让人们注意到这个事实：几本畅销书（不仅对书如此，而且对音乐，电影，和其他文化产品也一样）代表的不断增高的高峰背后的形式本身是延伸了的，逐渐平坦的曲线。一个专业化的大众，一个追求高度区分的兴趣远远超过主流意识的局限的大众通过数字交流和信息媒介能够找到他们寻找的东西。安德森令人信服的结论是图书销量降到这个曲线以下大约构成了不断增长的网上市场的一半。
不管是这个新文化还是这个新的知识基础，两者都靠数字技术储存和传输，在内容上都不是统一的，（正如人们常常在耸人听闻的场合听到的同质化homogenized）,相反，它们是高度分裂的。
当进入数字知识社会的时候，如果说欧洲倡议（比如关于图书的数字化）形成立场目的在于抗衡少数垄断的领导者的霸权地位，那么，把相应的欧洲伙伴和现存的“超级中心点”（hyper nodes）比如Amazon和Google并列就是不够的。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出版市场的情形：这么多全球范围内领先的大出版社稳稳地在欧洲为基地，什么也不做来纠正文化间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状况。
但是存在于强大的节点（nodes）和畅销书排行榜的高峰之外的文化网络中存在文化连接和传播的巨大结构和经济问题。当然，被发现位于延长的平坦的曲线下面的多元化确实构成，如果累积起来，总体市场的大概一半。尽管如此，个别作家，缝隙（niche）出版社，翻译者，中间人等很少能够从自己的服务中得到足够的报酬。当然，这些多方面的著作出版了，被各自的读者群寻找和消费。但是“长尾巴”不能从文化市场的经济中得到立脚之地，只是成为就像18世纪，业余爱好者的领地。这就是危险当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吸引，不再关注考察较少的文化和知识团体的领域。
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大规模工程中难以考察的领域，我想提出下面三个建议：
1.我们需要具备在形形色色的地方多样化的活动的更多和更准确的知识。即使在容易接近的领域比如通过翻译进行的知识和文化传播，我们对发生的事情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仅局限在少数几个国家。尤其是考虑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我们对注意力和倾向性如何在日益增长的信息提供量和交流渠道的了解也很少。在这点上，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社会，但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本身了解很少。
2.我们需要灵活的选择来推动关于文化和知识多样性和开放性的好奇心。这些选择不受过分复杂的法律所严格限制。过去的好的引用规范中包含的限制可能已经取消，我们需要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公众使用知识产权的介绍性片段，不管是文字的，视频的，还是听力内容的规定。
3.我们必须保证文化和知识团体不断发展壮大，并在经济上成功的条件。这些团体和它们的交际能力必须加强，因为在数字知识社会，正是在这些环境里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生存。
译自：“Knowledge and its price” Rudiger Wischenbart
http://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83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