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谈到友谊时说“人类拥有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确定无疑的，想到这点就让人痛苦。”
这话说得太对了。有些友谊因为空洞无物，双方谁也没有明确说要绝交，但来往少了，慢慢就自然消失了。有些友谊中断是因为时间改变了老朋友，他们的兴趣，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还有的情况是，只有一方为友谊而努力，另一方属于小说家杜鲁门•凯波特（Truman Capote）所谓的“从心理学上来说奇怪的人，只有在别人写信给他时才回信”(在写给从前的情人批评家)。当然还有一些友谊走到尽头是因为一方背叛或者感到背叛了对方，或者没有能度过危机，或者发现自己在最深刻的原则问题上和对方激烈争吵。
受教育的人中，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常常涉及观点。观点本身很可能要涉及政治。而且和宗教分歧相比，政治分歧好像更容易激发丑陋的感情，很快让人歇斯底里，大喊大叫。难怪18世纪的酒吧和咖啡馆里往往禁止把政治当作谈论的话题。
《从前的朋友》（Ex-Friends）是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1999年回忆录的题目，书中记录了他和莱昂内尔•特里林夫妇（Lionel and Diana Trilling）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诺曼•米勒（Norman Mailer）赫尔曼（Lillian Hellman）以及他们那个时代思想界的杰出人物破碎的友谊。在这些破碎的友谊中，政治都是麻烦的根源。诺曼•波德霍雷茨用远比我能够做到的公正的态度描述他们的友谊，并记录他们是怎么分道扬镳的。
我和诺曼•波德霍雷茨相识超过40年了，他总是根据信仰采取立场，这让他和他的家庭付出很大的代价，得到不公正的傲慢对待，让他承受真正的痛苦，至少让他丧失了本来属于他的美国知识精英中的核心地位。他对朋友非常忠诚，这是友谊真正的礼物。但是他对待观点只知道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死板严谨。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辩论家，生活中一直充满着争论。作为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不能回避，必须选择立场，必须说出自己的看法，真诚坦率是他的本质，他的魅力多于他的圆滑手腕。
在《从前的朋友》的开头，诺曼•波德霍雷茨写到朋友之间观点相左的人很多，“但是这些观点分歧往往是针对不很重要的事情”。请看一个有意思的例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写信给罗素（Bertrand Russell）:
我非常清楚地看出你的价值判断和我的一样好，各自的观点都根深蒂固，我没有权利盘问你。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
当然，在纽约知识分子的温室世界里，很少有人乐意承认对手的“价值判断和自己一样好”，更不要说放弃盘问的权利了。所以当波德霍雷茨从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初期的极端左派政治中脱身，在报刊上说美国总体上看是个好地方，人们生活幸福时，他周围的墙倒塌了。他写到，从前的朋友都把他看作“危险的异教徒，从他们的观点看我当然是这样的”。他接着说“我认为他们对我珍视的一切构成威胁，从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那些不认为他是笨蛋或者具有邪恶用心的朋友，也认为他失去理智了。他的结论是“难怪，如果碰巧见面的时候，活着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和我深入交谈，除了寒暄之外。”（其实我们连这样的机会也很少）
下面是《从前的朋友》提出的引人注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观点分歧竟然让人们愿意与朋友断交？我怀疑，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回答说不会有人这么做。毕竟观点不过是抽象的概念，怎么可以和有血有肉的朋友相比。但是尽管观点很抽象，但是在政治领域，观点是会产生后果的，而这些后果往往是活生生的人来测量的。
共产主义就开始于一个观点，最后造成千百万人将近一个世纪的死亡和苦难。如果你的朋友鼓吹共产主义或者为共产主义辩护，他还能成为你的朋友吗？西塞罗（Cicero）把友谊定义为“相互的善意和喜欢，以及对所有神圣的和人世间的事情的一致看法”。需要问的很多，但是对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是避免朋友间的冲突的润滑剂好像是不可否认的。
对我来说，一个人的笼统观点比他对具体事务的看法更加重要。虽然我承认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容易划分的。比如我看不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会把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看作朋友。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友谊破裂是因为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该书反对政治乌托邦主义，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错觉。萨特是个乌托邦主义者，舒舒服服地生活在斯大林实行的恐怖里，他认为加缪太过分了，断绝了来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由于不能忍受其核心观点遭到歪曲，与曾经被看作弗洛伊德圈子里的所有人决裂。
有趣的逸闻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写给诗人斯蒂芬•史本德（Stephen Spender）的信中讲的。当时他们刚刚在一个晚会上首次见面。此前，奥威尔一直认为史本德是他鄙视的那种人，共产主义者同伙，才情枯竭的诗人，各方面都懦弱的人。基于这些看法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史本德。但是见到本人后，他发现史本德是个非常随和的人，因而觉得没有必要再激烈攻击对方了，否则会良心不安的。奥威尔得出结论说最好别参加可能遇见敌人的聚会，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敌人，这是很糟糕的。
我们不清楚有多少知识分子尽管观点不同，意见不一还能维持友谊，但是这个数字可能至少和反目成仇的数字一样多。有太多的人遭遇普遍的危险比如侮辱（故意的或非故意的），自尊心的伤害，忘恩负义，被抛弃的感觉，或者误解等。知识分子同样不能避免友谊中所有最危险的策略花招：用自己的意愿努力改变朋友的观点甚至性格。
我自己生活中有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朋友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坚持重新塑造他当时的朋友索尔•贝娄（Saul Bellow）。我在1970年代早期结识他们两个，那时候两人已经处在关系破裂的边缘。当时我们三人都还没有结婚。我先认识贝娄，他把我介绍给希尔斯，正是希尔斯把贝娄引进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两人声望平分秋色，希尔斯是个研究社会和政治的国际知名学者，贝娄是个文学艺术家，虽然希尔斯年长四岁，性格更加坚强。
希尔斯欣赏贝娄的才华，但是希望他在性格上更热情，更庄重严肃。更重要的是在私生活中更检点，更体贴，就像托马斯曼（Thomas Mann）同时加上一点犹太人的幽默。虽然贝娄那时已经50多岁了，拥有世界性的声誉，希尔斯并不觉得这些是他改造的障碍。作为一个真正的老师，他忍不住给予人们指导。
塞缪尔•约翰逊本身就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人，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接受朋友的本来样子“而不是渴望他们成为什么样子”。这个建议非常好，但是希尔斯没有能够遵守。不是说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希尔斯在让贝娄改变政治态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让他这个原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te）对当时学生革命缺乏同情，并且在他1970年的小说《萨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他们的友谊肯定在某个时期是非常亲密的，对两人都非常宝贵。但是到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观点分歧，争吵，怄气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贝娄在没有明显不满的情况下接受了一些说教，希尔斯认为其个人行为尤其是在对待女性方面缺乏教养。但是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他们都在背后说对方如何如何不对，当然以非常巧妙的方式。贝娄觉得希尔斯不够尊重他，希尔斯则认为贝娄把他的建议当作耳旁风，行为依然不得体。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说“我决不能让他把社会思想委员会当作他从前的女朋友的养老院。”
到了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两人已经形同陌路，希尔斯已经奄奄一息，却拒绝贝娄来做最后诀别的请求。在他死后，贝娄把他放在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2000),其中书名主人公把他描述成为臭气熏天的迂腐老头，很可能还是同性恋者。其实都不符合事实。但是正如诗人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写的“除非对于从前爱过的人，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仇恨。”
我本来想一直和希尔斯和索尔贝娄维持朋友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日益升高的敌对意识让我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慢慢地做出选择。一年多后，我选择了希尔斯这个心胸更开阔，本性更好的人。但是我自己从来都不是两者之间的争吵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贝娄对我和希尔斯的友谊感到嫉妒，我不过是贝娄很一般的朋友。
不幸的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嫉妒是友谊和爱情相似的共同特点。两个亲密的朋友讨厌第三者的插入是一点都不稀罕的，这个第三者要么搅和进来，要么对好像把他排除在外的亲密关系心生怨恨，伺机找办法报复。比如小说家保罗•瑟洛克斯（Paul Theroux）抱怨他和奈波尔（V.S. Naipaul）友谊的中断是因为奈波尔娶了一位在他看来霸道和爱管闲事的妻子。瑟洛克斯的《维迪拉爵士的阴影》（Sir Vidia’s Shadow (1998)就是报复的结果，里面充满了尖酸刻薄的言论，企图要贬低奈波尔，嘲弄他的虚情假意，凸显他的冷酷无情。这是非常可笑的。
瑟洛克斯或许能归为另外一个类别，一个自身没有交朋友的真实才能，渴望别人作为虚假的朋友为的就是让他们失望。毕尔邦（Max Beerbohm）在谈到画家詹姆斯•威斯特拉（James Whistler）时说“他是个非常虚荣的人，非常喜爱争吵。敌人，正如他巧妙地暗示的，对他的天性来说是必须的，他好像看重友谊就是因为朋友可以成为他需要的未来敌人的基础。争吵和冲突,他的一生就是通过无所顾忌地前行。”
毕尔邦发现了一种就是为了决裂的友谊，这个现象他称之为“”（sympat）这个词来自他出国的时候碰见的巴西人，见了几次面后欢呼“朋友，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的sympat。” 毕尔邦用这个新词来指在旅行或者度假时结识的朋友，魔术般出现，在以这个词为标题的文章中，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发现与自己有某个相似之处的人后感到的最初的快乐，他甚至感到一见如故亲切异常，如果在家里遇到这个人未必就如此亲热。毕尔邦准确地写到“Sympat”“是antipat的前奏。”他不是要我们出国的时候避免交这样的朋友，而是提醒我们回到家后避免再见他们。
有毕尔邦的文章在心里，我回忆起自己可能充当的相似角色，从受人欢迎的sympat变成让人沮丧的antipat。这与小说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有关。他曾经给我编辑的杂志投稿。文章漂亮，观点新颖，当我感谢他时，他回应说下次我到纽约来他邀请我吃饭。
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在世纪俱乐部见面，午饭吃了超过4个小时。那天下午的每件事好像有魔力似的。融洽的谈话滔滔不绝：随意的聊天，都认识的朋友，文坛现状等。里面有玩笑，有爽朗的笑声，双方都非常尽兴开心。我进入世纪俱乐部的时候还是中午，等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在埃利森身上我看到了长期崇拜的人，果然名不虚传。我很庆幸结识了个新朋友。
回到芝加哥后，我写信给埃利森感谢他的午餐和愉快的谈话，还说希望他告诉我什么时间到芝加哥我可以邀请他吃午饭。他没有回信。大概一个月后，我再次写信，邀请他为我的杂志再写一篇稿子。还是没有回音。几个月过去了，我又写信寄给他一些他可能感兴趣的消息，仍然没有音信。埃利森和我再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交流。
是因为我吗？显然不是。埃利森1994年去世后不久，我受到读者来信询问是否认识他。这个人和他太太在一次旅行中认识了埃利森夫妇，他们玩得非常开心。回到家后他给埃利森写了好几封信都没有回音。他开始纳闷，我是否能解释这个奇怪的行为呢？
现在我觉得原因就在于毕尔邦的sympat概念，而且，我理解和同情埃利森。
一个天生爱交朋友的人，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非常愿意把他当作好朋友。他同时还是个出版了受人欢迎的小说，1954年的《隐身人》（Invisible Man）。可是此后几十年再没有写一本小说，因为他有太多的事要做。他不需要更多的朋友占据他宝贵的时间，伴随天生爱交往而来的写信，吃饭，和其他花费时间的繁文缛节。对埃利森来说没有sympats,显然，他在这些变成antipat之前就消灭了他们。
我自己也和几个知识分子朋友绝交了，当然有些是我不对。有些朋友远远超过一个下午的时间。有一次，一个朋友送给我他写的关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书稿。他是个批评家非常喜欢弗洛伊德的方法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超级男子汉魅力的海明威自然成为他选择的对象。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实在是太过分了，在看了他寄来的手稿的章节后回答说他好像走在路上要发现海明威是个受压抑的女同性恋者。他好像并不觉得我的评论有趣。反而给我的妻子写信说我需要接受医生治疗。
我们的友谊突然中断。有15年时间我们再没有来往。但是有时候，我从前的朋友给我写简短的，礼貌的便条，我回信的时候也故意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后来我听说他病了，安排一个在他居住的华盛顿特区见个面。我非常吃惊地发现他被疾病折磨的很憔悴。不过我们很快重新回到从前的友谊。我们都回到祖父存在的阶段，要谈的话很多很多。当他不久以后去世，让我意识到内疚和留恋，没有能充分享受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们愚蠢的中断友谊留下永久的遗憾。
非常不同的经验是和另外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长达十年的亲密关系最后只能在电话上宣布绝交。我知道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的伙伴强迫性的，神经质的，但是神经质也有其魅力啊，你看奥斯卡•列万特（Oscar Levant）和乔治•考夫曼（George S. Kaufman）。但是我的朋友除了神经质之外还有强烈的唯我论，让他受不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友谊的基础建立在我们共同瞧不起同行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他们太天真，或者艺术修养不足。他可以不受干扰滔滔不绝谈论作家或者老师的糟糕之处。（因为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些事情的文章，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谈论这些）。问题在于这个词“不受干扰的”。我的朋友属于没有聆听者俱乐部的成员，他本来可以成为该俱乐部的主席。每当我试图插嘴的时候，要补充什么，或者改变话题的时候，他就说“是的，是的，显然他根本就没有听，接着就有重新开始他的长篇大论。
他想一星期见一次面喝咖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试图逃避这样的会面。我已经听过他说的内容了，而且对于自己不算强烈的参与谈话的意图被完全忽视也感到不耐烦了。公平的说，他还是很有趣的人，往往很有意思，很慷慨，很优雅，从任何方面说都不是一个坏人，或者会做出什么让人鄙视的行为来。他就是不能听别人说。
越来越多的找借口不去和他定期会面。有时候我故意不去接电话。（多亏了来电显示）。那样的话，他就留言说他担心我怎么啦。我病了吗？我的家人都好吗？他过去是，现在也是好心人，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屈服。
要显示我的社交胆小鬼的程度：我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才鼓足勇气告诉他我想退出。我想了很多很多怎样最好的处理这个事情，它已经影响了我做其他的事情。最后，一个下午我拨通了电话说希望他好，但是他好像仍然改不掉不会聆听的毛病，我决定不再见他了。我感觉到他可能认为我没有感激之心，我们的友谊带给我的幸福。至少他用了“忘恩负义”这个词作为我提出绝交的回答。最后他很大度的说“那么，再见了，约瑟夫”就挂断了电话。我非常难受，同时也感到麻烦终于了结了。
每份破裂的友谊都可以看作一次失败或者挫折。但是，人们必须问一下友谊本身是否已经失去意义？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中花费一章的篇幅描述自己和开始崇拜后来鄙视的作曲家瓦格纳（Wagner）的友谊。为了从破裂的友谊的腐烂柠檬中制作柠檬汁，他建议“通过巨大的，看不见的星球轨道来重新恢复友谊，还能更好”。也许吧，但是友谊恢复的机会就像再看一次同样的杂耍表演一样小。
译自：“Friendship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Joseph Epstein
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asp?aid=12201067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