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是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当时运作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方式。政治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植树造林运动等等，都是我们无数次经历过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不断科层化、程序化，运动也开始逐步淡出我们的社会生活。
但我想，在运动彻底退出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前，我们不妨最后搞一次运动，这就是“真话运动”。
为什么讲真话还要冠之以“运动”的称号？是因为不若此真话就难以在社会中普及。反过来说，假话这种恶疾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语言和文字本来是传达信息和进行沟通的，但在我们的白纸黑字上，在我们铿锵有力的言词中，却充满着言不及义的废话和只包含虚假甚至有害信息的假话。甚至，假话与假话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自恰和独立运作的系统。在一些领域中，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如果有人说了真话，轻则被认为是反常、不懂事，重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近来我一再论证的一个观点是，制度的运作是以基础秩序为基础的，而制度的失败有时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否认制度本身的因素），而是基础秩序出了问题。这里所讨论的真话与假话问题，就是基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客观地说，假话的盛行，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种严重的病症。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假话，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领域，从而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假话，比如虚假不实的统计数据，文件公文中大量与实际状况不符或严重背离的文字，媒体上虚假信息等。在这种情况下，假话成为公共生活基本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假话与对有效信息的控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灰色环境。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曾讲到一件事情：“前不久，到基层去调研，半途中遇到一住户，问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对当地的做法给予了表扬。但后来，接到有关人员电话，反映那位住户讲的情况是基层领导打了招呼的。我大为不解：那个询问点不是基层安排的，是半路上随机遇上的啊。电话里说，那也是经过安排的，你走的线路他们事先都走了一遍，一一打了招呼。放下电话后，我一夜未睡好觉，感到担忧，甚至是害怕！”其实，不仅是省委书记，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止一次遭遇蒙骗。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假话已经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组织行为，不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系统现象。
假话盛行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作为制度运作基础的信息质量大为下降，甚至严重劣化。因为制度的运行，是要以全面而准确的信息为基础的，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如此。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统计数据的水分和虚假，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最近几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绝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整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在去年全国政协经济界别的联组讨论会上，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曾讲了这样一段话，“很多委员问我，为什么去年很多省市的GDP都达到两位数，而国家的却只有9.5％？有些省市地区，仍然过于看重GDP，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成为各省市GDP大于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在这样的系统信息的基础上，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可以说，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弊端，与假话的盛行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举凡社会中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几乎都是假话在行动上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假话使得我们丧失了面对和解决社会中种种问题的能力。在假话对假话中，问题被粉饰为太平，无数的政策措施走了过场，制度的有效运作失去了基础。
其实，倡导真话，也许是一件既复杂又简单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在演讲中向听众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符合人的天性？也许问题提得有点突兀，真正能回答出这个问题的并不多。我的看法是，讲真话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因为讲真话简单省力，而且能更有效地达到沟通的目的。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谎话，都要绕一个弯，要有一个更费力气的“编造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另种情况，即说假话比说真话还节省力气。这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种情况是社会中存在许多现成的假话模本，人们对假话非常熟悉和熟练，以至于说起假话来根本不用动脑，免去了编造的过程；二是说真话面临某种风险，如果人们在说真话时，总要考虑风险问题，就只能图省事，不假思索地说假话了。就如同计算机，安装的是什么系统，就会有相应的操作手法。所谓假话间的自恰，也只有在相应的系统上才有可能。
假话能够成为一种风气和文化，也许源于一种固执，或者源于一种“美好的理由”。在我们的社会中，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总是凌驾于真假的两分法之上。也就是说，你即使说的是假话，但只要内容是“正确的”，就会受到鼓励和赞扬。我们从小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和训练。人们认为，只要大家都说正确的谎话，社会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进步。正因为此，才有人们对假话的容忍，才有体制对假话的默许，才有对假话的事实上的褒赏。顺带说一句，在这样的社会中进行民意调查需要格外小心。因为人们在填写这些问卷时，想的可能不仅是“我的想法是什么”，而是“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的”。前一段受到广泛质疑的“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里人”的调查，其中可能就有这个因素在其中作祟。
对假话的默许与褒赏，与对真话的残暴和打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最近有人在谈到我们社会中对真话的惩罚时，用了这样一个词，“定点清除”。应当说，这是非常贴切的。古代的文字狱，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文革中这种定点清除，就更是举不胜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对真话的惩罚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在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今天，对真话的打击开始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最近一个案例，就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的遭遇。作为税务局的公务员，李文娟因为举报少征税款等违法违规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被两度辞退，并被劳动教养一年，至今依然没有工作，其老母亲差点被吓死，儿子遭遇了童年人不能承受之痛，性格变得特别孤僻，李文娟本人一度想到自杀。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已经亲口承认，如果再让她选择，她不会再举报了。但有人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选择真话也就是选择苦难。
于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惧怕因为讲真话而招惹是非。据有关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平均不超过10％。由于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情就难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也爱莫能助。有专家指出，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证？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调查，在回答“如果你不会或不确定是否会出庭作证，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选择“担心受到打击报复”的比例达到79％，占第一位，选择“不想卷入官司”的为30％，占第二位，选择“不愿得罪另一方当事人”的为19％，占第五位。
由此可见，开展真话运动，关键的问题是形成保护真话的制度环境，要形成可以讲真话的制度空间。我们常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作“敢于讲真话”。讲真话还要敢于，说明讲真话的困难。所以，问题的实质是要有保护真话、制止假话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入手。克林顿遭遇的莱温斯基案，到最后阶段，人们所关心的已经不是两人之间的性关系，而是克林顿在作证时是否说假话，是否作假证。因为前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后者是公共领域的事情，政治家的诚实是关涉公共事务的大事情。我们历次运动提倡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要“从我做起”。但这次的说真话运动，应当从公共生活做起，从政府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