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尽管最近的选举结果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是保守派知识分子不断取得突破的时代，他们的能见度大幅度上升。30年前电视上唯一可以看见保守派的地方是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温文尔雅的的谈话节目《火线》（Firing Line）。如今他们出现在《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和《60分》（60 Minutes）上。保守派占据了电台的谈话节目，政治博客世界（political-blog universe）也倾向于是右倾的，尤其是自由意志论观点。至于说图书出版，从前保守派著作只是莱格尼里出版社（Regnery Publishing）等出版社边缘性的题材，现在的保守派作家成了畅销书作者，有些小型的保守派出版社比如伊康特出版社（Encounter Books）获得飞速发展，而主要出版社如企鹅出版社（Penguin）已经开始成为保守派的标志。到2003年，《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编辑安德森（Brian C. Anderson）能够宣称“左派几乎垄断舆论和思想阵地---长期以来让自由派观点席卷任何不同意见，就好像它们根本不值一提---的时代开始急剧下降，让人惊讶地迅速终结了。”
公共生活的益处是真实的，不过把保守派在媒体的地位看得过高是错误的。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变化其实很小。当我们评价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书籍和思想稀薄的栖息地，欣赏这些东西的最重要场所是大学校园。在大学里，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是困难重重。他们与传播他们的呼吁，进行课程教学和研究的大学的关系仍然紧张。
这种状况对不管是自由派还是对保守派都有不良后果。正如最近的三本书，一本是主要的自由派教授所作，一本由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所写，另外一本是清楚可见的保守派作家所写，显示保守思想的复兴远远超越了校园的范围，虽然大学仍然拒绝在课堂讲授保守派传统，否认其学术合法性。
考虑一个课程设置方面的例子。十年前，亲眼见证压迫的思想家开始着手社会和权力运作的多方面调查。他把哲学分析和历史观察结合起来，创造出现代生活的解释，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最后得出相反的结论：个人多元的能量对抗国家控制性的行为以及理性的专家。后者就是一帮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关系的18世纪19世纪的理论家，那些社会科学家。这个思想家的结论是，这些人造成了当今时代的一些重大灾难。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是说福柯（Michel Foucault），该描述和他吻合，也和当今学术界不那么神圣的人如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哈耶克先后与时代的最主要政策罪恶社会主义政权拥抱的中央计划斗争，同时他也是保守派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关于自由企业、个人自由和中央权力方面的权威。
不过，尽管福柯和哈耶克探讨的话题类似，哈耶克为自由市场辩护（因此他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观点对全球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福柯对于诸如精神病院和监狱等社会结构的分析，但是两个思想家在人文课程领域的地位有天壤之别。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在本领域有相当的影响，他的社会著作也进入商学院的自由派手中。但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哈耶克根本不存在。当我80年代读研究生期间，几乎没有一个星期过去而不激烈争论福柯的，可我不记得听到过哈耶克的名字。在那让人兴奋的时代，政治派别下的文化批评，学术界的人形成了全球视野和超越意识形态羁绊的先驱，但是他们的参考范围不足。从那以后一些零散的保守派中心在全国的校园出现，但是正如当前所显示的，保守派很少在人文课程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公共知识分子不那么目光偏狭，甚至有些左翼人士确实承认哈耶克的显赫地位，但是往往带有不屑一顾的味道。比如，在《上帝注视下的市场：极端资本主义，市场多元主义，和经济民主的终结》（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双重天出版社Doubleday, 2000)）中，《阻击者》（The Baffler）的编辑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用专横的嘲弄的语调简要总结了哈耶克的遗产。他提到哈耶克的重要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不过只把它轻蔑地等同于“带有纳粹罪恶的英国式社会主义”。针对哈耶克把商人看作反抗精英和顽固分子偏见的势利阶层的受害者，弗兰克不由得讽刺性的嘲弄“虽然如此，大学里的那些自由派教授仍然要把你和富豪分开的。”
更重要的是，弗兰克蔑视哈耶克是迎合企业家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公司真信徒”（corporate true believer），相信商人阶层的骗术。当然保守派会反对，尽管智囊团里和在全国报刊发表文章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承认哈耶克是个试金石，但最近我们看到让人不安的迹象。那些参与激烈党派辩论的人好像忽略了自身的智慧传统。
人文课程中缺乏保守派思想，校园外的人对保守派思想一无所知，或者更糟糕的，把保守派看作权势者的帮工是知识界的标准特征。这些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在说到观点和价值的时候，大学校园仍然是最重要的学习的场所，课程当然有相当的影响。大学有责任传授对形成思想深刻信息全面的个人所不可缺少的观点和作品。大学学习不仅要鼓吹和使用知识，而且还要获得并反思这些知识。大学具备足够的自主性来对待作为智慧传统一部分的任何思想，进行学术研究。
大学文本和大众文本的分别具有让人丢脸的后果。如果某个派别的观点和著作在教室里缺失，但是在市场和政府部门存在，我们倾向于解释它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它们的影响力归功于对企业或者政治有用，而不是里面包含的思想内容。如果大学不把这些著作和观点放在课程中，它们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分析和讨论，这是值得尊重的著作和观点都应该得到的待遇。当它们远离校园，就好像没有独立的可靠性，没有必要和它们所满足的利益集团分开。
这对于保守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让人沮丧的。当独特的知识分子100年前出现在巴黎的时候，它是作为对抗性的思想出现的。他们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把专业知识延伸到抗议中成长为知识分子，超越金钱和地位的诱惑成为他们代表更高尚东西的标志。能够让他们保持诚实和可靠的正是他们的独立性。能够让他们具有权威的正是在不涉及利益瓜葛的情况下形成自己观点这个事实。
这正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试图要代表当今时代，但是他们得出的观点被教授所忽视，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蔑视。数数“文化和社会”课程上的这些名字哈耶克，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和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计算一下中间偏左的刊物上有多少次这些名字不与金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框架是完整的，保守派思想的前奏开始和结束都处在乱哄哄的政治和金融领域，从来没有上升到思想的殿堂。
路易斯•拉潘姆（Lewis H. Lapham）的臭名昭著的2004文章“愤怒的触须：共和党宣传机构简介”（Tentacles of Rage: The Republican Propaganda Mill, a Brief History）用花哨的，铜臭味十足的细节详细列举概要。由于大学忽视保守派观点，媒体向左扭曲，如拉潘姆的故事所显示的，保守派只好运用自己的资源，比如凯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和美国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刊物（《新批评》（The New Criterion）《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和媒体主持人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和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
在这个活动中，引人注目的是，策划这个计划的保守派人士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权力经纪人，当时《哈波斯》（Harper"s）的编辑拉潘姆称他们为国家的“企业贵族”（corporate gentry）。这些人担忧地见证了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但是非常尴尬地对那些无法迅速转变为金钱的概念不感兴趣，他们缺乏智慧上的武器来回击。所以他们也收买了部分人，招募作家，思想家，编辑和发言人炮制反智慧主义，“为思想的血汗工厂（intellectual sweatshops）提供资金以创造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没过几年，那些“神圣的车间”就出版了著作，举办研讨会和媒体节目，随着意识形态著作的价码不断增加，他们聚集起来大量“迫切皈依保守派信仰的各路人马。”
我们可能对拉潘姆的某些事实发生分歧，但是只要知道他提供了那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关键的问题是保守派思想没有和权力脱离关系，或者说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怀揣着人家的支票薄。
合法性的缺失造成了扭曲的思想环境，学界没有人能逃脱其危害。美国社会，更别提学生只能得到糟糕的服务，如果公众领域的观点没有在教室里经受概念上的，历史上的，和政治上的分析和讨论。不幸的是，课程设置方面对保守派思想和观点的关注往往是反射性的、肤浅的，根本不是对抗性的关系，很难说有任何关系。
这种堕落的气氛影响了最热情的批评性努力。最近的两本书表现了这个情形的陷阱。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的《保守派的灵魂：我们是如何失去的，怎样找回来》（The Conservative Soul: How We Lost It, How to Get It Back (哈伯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2006)和迈克尔•伯鲁比（Michael Bérubé）的《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What"s Liberal About the Liberal Arts? Classroom Politics and "Bias" in Higher Education (诺顿出版社（W.W. Norton 2006）)讨论的内容不同，作者的政治主张也不一样。萨利文是知名记者，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有保守派思想，在社会问题上是自由派，试图为公共政策上的保守主义辩护。伯鲁比是宾州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英语教授，在学术界名气很大，以自由和进步的思想驰名，有足够的能力怀疑、嘲笑同行对于世界的与世隔绝的观点，试图为高等教育中的自由主义辩护。他们反驳的对手也不同。萨利文反对自从冷战结束后一直增加的支持共和党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伯鲁比反对的是攻击大学的自由派偏见的保守派。萨利文为普林斯顿政治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标准周刊》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以及其他被他列入极端分子行列的人的影响感到遗憾。而伯鲁比则哀叹由激进分子和作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领导的反对大学的闪电战，这个战斗得到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附和，得到学者斯坦利•罗斯曼（Stanley Rothman）和本文作者的支持。
萨利文用预测性的假设开始。随着苏联解体和199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一个“社会经济满足”的时代好像出现了。税率降低，犯罪率下降，政府规模缩小，市场扩大。增加的财富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左派乌托邦死了。美国缺少了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理想来安抚国民的期盼。人们渴望“意义政治”，一种平静焦虑和容纳后冷战时期进步的框架。按照萨利文的说法，“极端主义（fundamentalism）时代到来了。”
他说，极端主义开始于心理政治的情绪，他的著作前半部分描述了极端主义确定性的快乐和疑虑。萨利文说极端主义者“不猜想，不辩论，不纳闷，不怀疑。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他都知道。”那些偏离基本原则的人需要得到同情，帮助或者惩罚。
这里，极端主义违反了温和保守派承认全球人类的脆弱性的信条，背叛了里根和戈德华特（Reagan-Goldwater）时期的遗产。在后半本书里，萨利文简要指出了良好保守主义，采用法国随笔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谦逊和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断然接受我们无法肯定知道的东西”作为负责任的政治的起点
伯鲁比的开始不是假设而是一段叙述。一个保守思想的学生花费一学期的时间重复反自由派的名言，伯鲁比接着说他谈论这件事非常果断、没有任何偏见。这个例子后来在他的课堂描述方面有详细的介绍，目的是显示自由思想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是怎么发生的。伯鲁比反驳自由派偏见的指控，用证据显示对学界批评的说法的夸张程度，而且提出了积极、自由的自由派教育理论。
迄今为止，对于这些书的评论集中在萨利文的极端主义者特征描述是否公平，以及伯鲁比用来反驳反学界的数据是否站得住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保守派传统的展现。
萨利文尊重保守派传统，称赞奥克肖特（Oakeshott(1901-90)是自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但是当谈到宗教保守派，或者自称保守派的宗教人物时，蔑视的味道就非常明显了。萨利文写到这种“新保守派把头脑带进极端主义者的心理”，给予把所有东西都作黑白分明的判断的顽固习惯理性思考的光环。（该症状否认自己的错误，同时极端地指责别人的错误。）因而，用他们最聪明的词语来反驳新保守派就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萨利文的许多例子是拙劣的。作为圣经极端主义的代表，他不是选择真正的思想家而是在倾向性舞台演出中的人物：电影《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中的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大律师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的质问下晕倒在证人席是决定性的。作为关于性的自然法则理论的例子，萨利文不是选择经受多年批评的书或者文章，而是采用2005年加州巴沙迪那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的老师爱德华•费瑟（Edward Feser）写的博客日记。该博客包含这样一句“阴茎的功能是非常明显的把精子存放到阴道里面”（当然，还有撒尿的功能）萨利文评价说“对任何一个器官坚持单一功能或者作用的愚蠢”。不是很多人会不同意的。因而极端主义肯定是愚蠢和愚昧无知的。
那么，极端主义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导致了萨利文另外一个极端主义式的弱点。自由派倾向于把保守主义和政治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让人吃惊的是，萨利文同样这么做。在他提到“新保守主义”“新保守派”和“大政府保守派”等中都显示这种联盟组合。他认为“作为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变成一种宗教复兴的牵强附会”。那样的话，这个运动就不能作为保守派物种，但是萨利文仍然给予这个标签。大政府保守派是个矛盾的说法，但是萨利文使用了，可能因为大政府保守派存在于共和党内部吧。因此，萨利文不是说美国政治中出现了带有保守派色彩的宗教运动，相反，他说保守主义本身丧失了灵魂。显然，保守派传统不能承受当今虚假保守派的掠夺行为。而且这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在《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中，保守主义同样遭受了指责和侮辱。伯鲁比集中描述反学界的保守派，里面充斥着诊断性的离题的话。同性恋权利辩论“把本来讲道理的文化保守派变成了吐沫飞溅散布阴谋的狂热分子”。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发飙了，专栏作家马尔肯（Michelle Malkin）写了“可耻的”著作强迫“解释”，没有一个理性的人来支持，霍洛维茨歇斯底里地虚张声势。根据伯鲁比的说法，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精神病，“从长期看，我们只是不相信文化保守派的记录，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他们几十年来长期虐待黑人和移民的后裔，试图从圣经中找到根据来为奴隶制和压迫妇女辩护。”
看到没有，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疯狂愤怒的浪潮。保守派不是伯克，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艾略特（T.S. Eliot），斯特劳斯（Leo Strauss），而是奴隶主，本土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只字不提来自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Elizabeth Fox-Genovese）或者黑兹尔（E.D. Hirsch Jr）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和去世的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这些比较靠近现在的可以被称为“教育方面的保守派”的作家，完全忽略思想深刻的保守派人士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反而花费了太多的篇幅谈论保守思想的学生在福克斯电视台(Fox TV)的节目《汉尼提与考姆斯》(Hannity & Colmes）的歧视性言论，担心州议员关于“左派专制主义”等等。
对保守派教育家的忽视还折射出对教授的热情称赞。伯鲁比说他的同事们“聪明，学问高深”。许多是“让人惊讶地严格、聪慧的老师，绝大部分老师实际上做了很好的工作。”确实，右派攻击大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工作太好了。”保守派知识分子可能嫉妒这些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因为过于分散，他们没有这些便利。但是集中在一起其实是个缺陷。在通过自己的观察评价老师们的表现时，伯鲁比跳过了保守派对高等教育最著名的批评，即批评教育后果而非自由派偏见。在关于学生们在学期中在课堂上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和技能这个问题上，最近进行的对人文科学的评价的许多证据显示和老师的说法正好相反。
有些读者可能反对我们期待自由派或者前共和党人忽略保守派传统。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达到了右翼思想家和另外一本书表现出同样的漠视和不尊重。比如，印度裔美国作家迪索萨（Dinesh D"Souza）的书《内部的敌人》（The Enemy at Home: The Cultural Lef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9/11 (Doubleday出版社, 2007)）。作者是一个重要的保守派作家，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还著有《非自由的教育：校园中的种族和性别政治》（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Free Press, 1991)）。他在学生时代就在《达特茅斯评论》（The Dartmouth Review）发表文章。《内部的敌人》继续他长期以来的党派偏见。第一段发表了严厉的指责“文化左派应该为9-11事件负责。”但是后来的篇章让读者看到了熟悉的肇事者（卡特总统的外交政策，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民主党的妥协立场，把国家主权置于国际组织之下的左派国际主义者等）。
这些指控或许让《内部的敌人》显得是极端化时代的另外一本谴责政党偏见的书。但是该书的核心在于一个不同的观点，一种超越政治的争辩。迪索萨研究了极端的穆斯林的愤怒后发现普通的解释是不够的。十字军，美国对石油的渴望，没过支持以色列，等等这些历史和政治病原可能加剧反美主义情绪，但是它们不是穆斯林感到的那种威胁的严重程度。迪索萨指出了另外一个根源：美国的大众文化。他写到“外来者和穆斯林同样感受到西方文化深入伊斯兰世界的深度，而感到惊讶。”不是作家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波普钢琴大师赛罗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而是好莱坞电影，情景喜剧（sitcoms），流行音乐，浪漫小说，视频网站（YouTube），充斥从突尼斯到德黑兰的阿拉伯大街，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极端的穆斯林都感到灭顶之灾。对于一个忠诚和节制的深刻的长老社会，大众文化的内容是罪过。在穆斯林人眼中，美国是在发动针对伊斯兰的文化战争。
正如迪索萨坚持的，或许是文化左派发动了战争。无神论，自由放荡，自我中心，物质享受等，美国文化是就左翼伦理的表达，无所不在的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因此，左派对2001年9-11袭击应该承担责任。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人人自由的社会，个人可以对电视屏幕上或者广告牌上的粗俗展品排斥在外，但是在严格的宗教社会中，文化材料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普遍的诉求。“我们必须赞同好莱坞关于人性的观点吗？”伊朗一个女性官员问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要保护他们的信仰免受外来者的破坏。
迪索萨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僵局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了消除穆斯林的愤怒，他建议我们应该把国内的文化战争延伸到国际舞台上，向穆斯林证明美国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像穆斯林一样对大众文化惊骇不已。为了把左派排斥在向海外出口文化道德堕落之外，当穆斯林谴责自由派价值观的时候，右派应该支持他们，应该利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揭露左派的堕落”。因为左派在“推销的狭隘西方议题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可恶的，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解决棘手问题的简单办法。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来自许多保守派先驱已经探讨过文化和政治紧张局势问题。考虑到没过和穆斯林社会的分歧，美国政治（主要是保守派）和美国文化（主要是自由派）的分歧，迪索萨可能激发了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到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的反文化，到参议员丹尼尔•帕迪克•摩依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总结“温和的保守派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温和的自由派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从自身内部挽救文化的评论传统。”
这本来能说明中东局势再次暴露了保守派探索了几十年的困境：也就是美国文化破坏美国政治的局面。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好像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取得了胜利，但是当市场对自由企业开放后，太过频繁的是他们屈服于潮水般的消费品和廉价的娱乐以至于盖过了民主理想的传播。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于这种紧张关系争斗了多年，提出诸如下面的问题：当政治政策忽视文化上对变化的抵抗时，如何取得成功？当一个社会的文化产品否定了其宗教价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鼓励破坏性的不虔诚的行为的时候，它怎么能繁荣呢？在每个月都要产生新的货色来加速大众文化的泛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阻止大众文化的狂轰烂炸？
但是迪索萨巧妙深刻地从美国和穆斯林的遭遇重新审视了这些问题，他避免了过去的智慧。不是回头看遥远的知识遗产希望从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充分的养料，他是回头看最近的政治背景，也就是1990年代的文化战争。结果，他发现了真正的和让人担心的困境被减弱为战役上的策略。保守派知识分子再次被学界欺骗了。
这些书的每本都让保守派传统的命运更加暗淡，当然不是因为作者们的无能。迪索萨是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坚定地迎接来自学术界左派的污蔑的大合唱。伯鲁比是个有才华的机敏的学者面对保守派的挑战，愿意和霍洛维茨打交道或者忍受批评自家人的痛苦。萨利文把学术水平和公共参与结合起来，在为了鼓舞人的知识分子的示范性的模式，在他的博客上展现在网络日常菜（The Daily Dish）。
但是，三者都忽视了对保守派传统的全面表现。没有一个人认为它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因此，他们低估了对手，忽略了被长期以来思考和讲解的最好东西，或者错过了自身观点的复杂性。不错，今天的保守派思想已经在政治环境下出现了让人泄气的偏离，不错，它威胁了学术界自由派的正统地位，不错，它误判了中东的文化差异。
但更重要的是，保守派传统仍然是观点和理论的重要源泉，是获取世界胜利不可缺少的遗产。为了取得全面的胜利，在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聪明办法时，除了保守派出版家和思想库，电视上和博客上需要更多的保守派学者。学术界需要对保守派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既有批评也有欣赏，让保守派的著作和观点进入大学校园，进入课堂。如果课程设置扩大范围，如果保守派的传统得到巩固成为让人尊敬的一门学问，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也就是希望哈耶克能得到福柯十分之一的重视程度。
译自：“How Academe Shortchanges Conservative Thinking”by Mark Bauerlein
作者简介：马克鲍雷林（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学（Emory）英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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