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每个月菲雷迪都要提出一个非常坏的观点。这个月他挑战的是“拒不承认”（denial），在他看来，这已经成为压制自由思考的世俗审判的一部分。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来到罗马最喜欢的公共场所---花市广场（Campo di Fiori）。这里小吃街的喧闹我很喜欢，诱人的香味从餐厅和咖啡馆中飘出来，带小孩逛街的夫妇和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拥在这里休闲。花市广场有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雕像，1600年2月17日这个异教徒因为拒不承认圣母马利亚无沾成胎教义（Immaculate Conception）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
对花市广场的朝拜可以提醒我们当时的权威是怎么对待持不同观点的自由思想家的。现在看着雕像，我不再只想过去，因为21世纪初期的现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不自由，不宽容，反民主潮流的牺牲品。那些质疑流行文化正统观念的人往往被当作不道德的邪恶分子，其观点被描述成为世俗意义的异端邪说。
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对言论自由态度傲慢，相信应该限制“危险的”观点。不相信当今普遍接受的智慧被描述为“拒不承认”（Denial），有些人已经把它看作一种罪恶，必须受到惩罚。刚开始有人拒不承认大屠杀（Holocaust），接着转向拒不承认其他屠杀行为，后来又出现对“拒不承认艾滋病”（AIDS denial）的谴责，对“拒不承认气候变化”的指控。这些被控“拒不承认”的对象与受到高度关注的敏感问题如大屠杀，艾滋病和环境污染等具体问题没有多大关系，更多是因为受到对自由思考的不宽容心态所驱使。
自由思考总是引起教条式道德说教者的愤怒。进行科学实验，探索新观点的人包括哲学家和科学家总是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自由思想家不可避免地要挑战流行的教条观点，这常常包含拒绝承认官方解释的真理。欧洲杰出思想家中的许多人都被当作异教徒而遭到迫害。犹太人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因为否认上帝启示被视为异教徒赶出犹太教堂。1633年伽利略因为批评教堂的宇宙学说遭到罗马教廷的审讯。由于遭到处死的威胁和折磨，伽利略被迫谴责自己的信念，后来被判终身监禁。
如果你对普遍接受的智慧产生怀疑，但明明知道自己的观点会被当作异端邪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科学家牛顿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公开承认不相信个人罪恶和魔鬼的存在吗？而如果被当作异教徒他将遭受巨大损失。他的有些同事因为否认三位一体论（the Trinity）而被剥夺学术地位。有记载说牛顿决定把观点闷在心里，因为“异教徒被看作宗教挑衅者，社会危险分子，道德恶棍”(1)除牛顿外，其他人也试图躲避得罪异教徒猎手。否认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直到死后才出版他的著作，因而避免了可能的惩罚。他的许多同行如法炮制，意味着几乎一个世纪中哥白尼天文学几乎是沉默不语的。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玩这种游戏。布鲁诺是教会最大胆的挑战者和哥白尼理论的鼓吹者。他拒绝保持沉默，公开宣扬哥白尼的观点。即使在被罗马教廷关进监狱7年后仍然拒绝认错，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个主动夸耀异端邪说并付出惨重代价的异教徒。布鲁诺在审判的最后一次听证会上对迫害者说“你在宣读判决时比我听到判决时或许更加恐惧的吧。”(2)
在中世纪，异教徒的罪过与他们拒不承认天主教真理有关。在理论上，罗马教廷试图让异教徒看到自身主张的可怕后果，谴责他们的异端邪说。只有在坚持拒绝某些教条的时候，才会被交给当地政府来惩治，通常就是烧死在火刑柱上。早期的人道主义者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因为他拒不承认三位一体和原罪的信念，被天主教廷追杀逃往新教徒日内瓦后，被加尔文教派当局烧死。即使在英国，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后仍然还保留着烧死异教徒的刑法。在詹姆斯一世（James I）执政时期，巴特罗姆·勒盖特（Bartholomew Legatt）因为拒不承认基督的神性引起英国教会的注意，被当作“顽固，桀骜不逊，不可救药的异教徒”烧死。他的同伙爱德华·怀特南（Edward Wightnan）1612年4月11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成为英格兰最后一个被烧死的异教徒(3)。在苏格兰，拒不承认三位一体论同样是危险的，1679年托马斯·爱肯海（Thomas Aikenhead）因为同样的罪名被绞死。
现在看来，从前的宗教裁判所信誉扫地，天主教庭对于迫害异教徒的罪恶行径越来越难堪尴尬。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前一直把“拒不承认”行为判定为有罪的天主教庭现在却被指控积极参与“拒不承认”运动。根据有些世俗的新教徒批评家的说法，梵蒂冈对过去不良行为的选择性记忆就是拒不承认审判（Inquisition Denial）的行为(4)
追杀21世纪的异教徒
未来的审判者不再依赖教会或者宗教当局的力量迫使反对派闭嘴。实际上，西方社会现在已经不讲是非了。我们更喜欢讨论价值观念的多样性而不是个人信仰的价值，更喜欢讨论许多真理，而不是追求一个真理。在很多议题上，我们可以自由挑选信仰和所属的流派。教授们对大学生说，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说，没有所谓的正确或错误答案。当局不是推行明确的道德标准，而是试图通过逃避棘手问题的模糊说法监督人们的行为，谈论比如什么行为“得体”，什么行为“不得体”。
矛盾的是，当今缺乏道德清晰性反而造成不自由和不宽容的气候。在道德家很难清楚区分是非的时候，只好寻找其他方法判断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行为不能接受。所以他们抓住确定无疑的罪恶如恋童癖，大屠杀，环境污染等确定潜在的道德罪过。今天的异教徒猎手竭力创造新的禁忌。西方社会最正式和最制度化的禁忌是质疑大屠杀，或者拒绝反对它。很多国家现在有法律制裁否认大屠杀的人。在澳大利亚，否认大屠杀能导致10年监禁。把目标对准大屠杀否认者让政治人物占据道德高地，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个月德国司法部长布里吉特·齐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呼吁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制裁大屠杀否认者，以及佩带纳粹标志的行为。
大屠杀已经变成众多不同利益团体鼓吹者和积极分子采用的通用的道德比喻。大屠杀标志已经被用在其他方面。现在我们已经能听到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大屠杀，塞尔维亚人大屠杀，波斯尼亚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的辩论。反堕胎积极分子抗议“胎儿大屠杀”，保护动物权利团体谴责加拿大的“海豹大屠杀”。这种对大屠杀比喻的滥用让历史悲剧变成了滑稽剧。许多美国犹太人对动物保护团体发起的运动感到愤怒，这些人把屠杀动物与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有个展览会牌子上写着“盘子上的大屠杀”，把集中营图片和煎锅里动物的图片并排挂在一起。
许多人用大屠杀比喻是想赢得合法性和人们对其活动的支持。他们坚持认为任何怀疑他们行为的人简直就像拒不承认大屠杀事实的人一样可恶。主张把否认1915年阿美尼亚大屠杀的人定罪的支持者说“难道阿美尼亚裔法国人不应该得到犹太人同胞同样的保护吗？”(5)在过去20年里，指责别人拒不承认某个事实好像成为21世纪把人贴上异教徒标签的行为一样。那些否认流行运动发起者的主张或者不支持他们事业的人肯定被毫不宽容地审查和处理。由于法律对否认大屠杀者定罪的先例，法国国民大会（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去年10月通过法律，将判处否认阿美尼亚大屠杀的人一年徒刑。
拒不承认已经变成一种罪恶。很明显，拒不承认污名化已经从针对大屠杀的历史争论的领域转向辩论的其他领域。拒不承认的行为已经成为自由飘浮的罪名，可以附着在众多议题和问题上。有个环境保护论者写到“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人类影响”“适应”之类语言已经成为熟悉人权滥用其他形式的拒不承认模式。(6)有些人好像不再能区分观点的不同意味着什么，一切都成了拒不承认。
拒不承认的指控已经成为亵渎神灵的世俗形式。对当今流行的环境保护论提出质疑的作家写的书被这样驳斥“该文采用的策略简直就是主张同性恋者不是死于艾滋病，犹太人没有被纳粹挑选出来杀戮等。”(7)这种强行把三个高度敏感的议题环境污染，艾滋病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结合起来显示拒不承认已经成为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辱骂。
一旦拒不承认被污名化，肯定就出现审查它们的要求。只要想想现在试图压制怀疑气候变化灾难性预测的人就明白了。这样的怀疑者常常被贴上“全球变暖拒不承认者”的标签，他们的行为等同于反犹太人拒不承认大屠杀者的行为。有人主张对气候变化否认者采取零宽容政策。一个道德圣战者说“我对那些否认人类应该为高空污染和臭氧层枯竭承担责任的人缺乏耐心”，接着宣称“那些坚持相信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顽固拒绝接受具有无可置疑的声誉的科学家提出的人类导致全球变暖众多证据的隆伯格主义者（Lomborgians）和新纳粹大屠杀否认者在智慧上没有差别。”(8)异教徒被谴责是因为他敢于质疑从来就不能质疑的权威。这里“众多证据”充当了显示出来的宗教真理的地位，那些质疑“无可置疑的声誉的科学家”也就是新的祭司等级，就是犯了亵渎神灵的罪。这样的墨守成规者心态能够在英国记者乔治·蒙贝尔特（George Monbiot）最近写的道貌岸然的文章中发现：几乎任何地方，气候变化拒不承认者现在看来就像拒不承认大屠杀的人一样愚蠢和不可接受。”(9)
指责对手“拒不承认生态变化”的异教徒猎手也警告“理性和通情达理的时间不多了”(10)就好像说拒不承认生态变化，拒不接受环境保护论者观点就如同犯下一连串生态罪过。有些记者说，那些拒绝接受神圣的全球变暖理论的人像大屠杀否认者一样应该在媒体上闭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斯科特·佩里（Scott Pelley）在说明审查限制的合理性时说“追求公平和平衡报道的新闻界已经变成了不负责任，他们有理由采取审查措施。”(11)从这个不讲自由的观点来看，媒体有责任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封杀全球变暖否认者的声音。
声讨拒不承认者的圣战者并不仅仅希望反对者闭嘴。在追杀异教徒的真正传统中，他们还想惩罚那些拒不承认真理的人。任何否认艾滋病传播正统观点的人都被贴上“艾滋病否认者”的标签。一主张州政府采取限制措施的人说“如果大屠杀否认者该受到惩罚的话，艾滋病否认者也该受到惩罚。”非洲政府到了该剥夺艾滋病否认者的公民权，惩罚那些宣扬关于艾滋病的错误信息，用任何方式破坏人们解决艾滋病努力的人的时候了。(12)
声讨拒不承认气候变化者的缺乏自由思想圣战者要求同样的内容。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去年写到“正如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因为否认大屠杀在澳大利亚被逮捕，或许“有一天会把否认气候变化作为犯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它是“反人类的罪行啊”(13)。曾经是网络环保杂志（Grist）记者的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希望拒不承认气候变化者像否认纳粹战犯一样被惩罚。用教廷裁判者典型的尖刻语调说“我们应该把这些家伙送上战犯法庭，这帮气候纽伦堡混蛋。”(14)
好像拒不承认者是传统宗教界用来确定罪恶或者危险观点的当代版。很久以前，神权主义者认识到如果他们坚持“上帝惩罚异端观点的话”，他们的信仰体系的权威性将得到强化。(15)亵渎神灵者被惩罚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的不良影响。今天的裁判者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坚持认为压制别人观点是“负责任的行为”，因为这样保护人们免受错误观点或者怀疑论的蛊惑。把拒不承认变成禁忌反映了当今时代墨守成规心态的泛滥程度。
我们有必要回顾亚瑟·佛斯鲁斯（Arthur Versluis）在他重要的著作《新审判》（The New Inquisitions）中提醒我们的内容。他说异端邪说（heresy）一词来自希腊语（hairen）意思是“选择”，那么“异教徒”（heretic）就是选择者，体现个人思想自由的人了。”(16)宗教裁判所和当今异教徒猎手共同的特征是“最重要的问题--所谓的罪恶根本上说就是思想的罪恶。”(17)
拒不承认
按照牛津英语字典的说法，拒不承认（denial）意味着“承认某些东西是不真实的，或者站不住脚的”。难怪拒不承认多年来一直和最重要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些否认事件官方说法的人总是遭到冷遇、仇恨、甚至身体上的惩罚。
今天，“拒不承认”这个词已经被夺去了激进和批评的内涵，相反具备了拒绝承认就像大屠杀一样公认的真理的新含义。在非正式场合和日常生活中，拒不承认被看作被卑鄙或者虚假动机驱使下的行为。这让人思考该词使用上的心理学含义。从心理分析角度看，拒不承认意味着压制痛苦的或者丢人的回忆或者经历。在当今治疗文化盛行的时代，表达与自己观点对立的人常常被看作拒不承认者。(18)这已经成为怀疑他们的观点，让他们闭嘴的方式了。
当今文化鼓励公众敞开表达自己的感情，鼓励承认和认同别人的感受。(19)在这样的情况下，拒不承认被看作负面的感情反应。有文章说拒不承认代表着对“让人担心的或者痛苦的现实”的回避。(20)所以拒不承认就是承认痛苦或者其他不愉快事实的反面。在为公开忏悔骄傲的当今时代，拒不承认的指控是表达道德反感的强烈表现。你吸毒或者酗酒可以被原谅，只要你继续12步骤的戒毒或者戒酒过程，承认不对。但是拒不承认被看作破坏性的，危险性格的症状。这种病症注定让一个人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根据一项报告，酗酒是“拒不承认”的疾病，“拒不承认”是生命血液的毒瘾”。(21)在大众文化领域，拒不承认往往充当思想有毛病的人的标志。一个自我帮助网站告诉全世界“拒不承认”的疾病每年比其他疾病吞噬更多的人。显然，“它也像任何别的疾病一样让很多人受重伤，致残，跛脚，丧失能力等。(22)
当拒不承认与像大屠杀一样让人痛苦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时，它就不再仅仅是自我破坏性而且显然成为对他人的威胁了。拒不承认不仅是个人的心理特征，而且成为威胁他人幸福生活的文化力量。在文化领域，拒不承认已经获得强大的生理和存在特征，给它的受害者带来明显严重的后果。多数发达国家把在辩论中拒不承认大屠杀者认定是罪犯。按照大屠杀监控组织（Genocide Watch）前主席的格瑞格雷·斯坦顿（Gregory Stanton）的说法，拒不承认代表了大屠杀八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而且是“未来新的大屠杀的确定无疑的标志。”(23)从这个角度看，拒不承认不仅是言论行为，而且是身体灭绝行为的一部分。
治疗文化鼓励人们把感情问题解释成为比身体问题更痛苦，更具破坏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拒不承认造成的痛苦被描述为非常严重和危害极大的问题。这就是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把拒不承认大屠杀看作“双重杀戮”（double killing）表达的意思，因为他相信它也谋杀了犯罪的记忆。这种把话语和比喻转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成为绿色危言耸听者策略的一部分。关于拒绝承认真理的个人的心理呓语被拿来解释为什么公众并不总是惊恐于即将到来的环境末日预言。印度记者米希尔·沙赫（Mihir Shah）把这种现象描述为“拒不承认环境灾难综合症”（environment denial syndrome）(24)还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从智慧上接受环境变化的证据，但是我们发现很难接受自己对这样的暴行承担责任。”这样的话，拒不承认者因为拒绝承担巨大罪过而被谴责。按照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说法,这说明了拒绝承认是绝对不道德的行径。他说“确实，我们拒不承认的最强大证据是不能认识到可以辨认出谋杀者和受害者的道德维度。”(25)
言论自由是神圣的
把言论自由确定为犯法是合法的吗？没有多少疑问的是，否认或者试图最小化大屠杀意义的人是受最卑劣动机的驱使。他们往往相信错误的一方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希望改写历史以便将纳粹主义合法化。他们有时候陶醉于反犹太人情绪里。有很好的理由拿起武器奋起反击那些认为集中营和毒气室是子虚乌有的人。
但是打击大屠杀否认者也有非常不好的理由。其中一个是拒不承认冒犯了犹太人幸存者的敏感神经。如果人们不能享受冒犯同胞的权利的话，言论自由就不能言论自由了。我们承认任何一个具体受害者群体的痛苦和灾难的要求更多的是道德监督而不是确认历史事实的欲望。研究拒不承认大屠杀现象的批评家古特普兰（DD Guttenplan）说人们辩论的不是关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否认亲身经历，不承认大屠杀幸存者感受到的痛苦，或者把这样的痛苦当作犹太人自己的问题与别人无关就是拒不承认我们共同的人性。”(26)或许吧。但是把历史变成旨在确认受害者感情治疗的形式将有可能让辩论堕落成为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的诈骗伎俩。
有人认为拒不承认大屠杀成为问题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去世，将再不会有人反驳这个可怕事件是杜撰出来的观点。还有人担心在网络上冲浪的年轻人不可避免遭遇反犹太人网站，将缺乏历史知识识破歪曲宣传。但是官僚形式的干预和审查并不能阻止这样的观点赢得人们的注意力。即使从狭隘的实用主义角度看，限制言论自由也不能奏效。在因特网时代，观点是根本无法禁止传播的。
但是，言论自由不是实用方便的问题，它是根本的民主原则。1789年法国国民大会确立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它说“思想和观点的自由交流是人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说话、写作、出版的自由。”但是这个权利好像已经变得可以分割了。西方社会发现按照原则来生活非常困难。讲究实用的政治人物和法学专家不断教训我们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权利。还有人声称言论自由是个估计过高的神话。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讨论如何限制言论自由而不是如何扩大言论自由。每次引进一种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些限制就成为限制另外一种自由形式的前兆。因此，把拒不承认大屠杀定罪就导致对其他传统智慧否认者的压制。
非常不幸的是，科学被动员来帮助监督自由思想。某些科学领域认为关于全球变暖的辩论终结了，那些拒不承认所谓科学普遍结论的人应该被流放。但是科学不能合法性地被用来终结辩论。从最好处说，科学研究能为我们提供重要问题的证据，但是社会如何解释这些证据有赖于争吵和辩论，还受政治，道德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每个文化都有些不同的说法，关于可以接受的风险程度是什么，人们可以期待承受多大的痛苦，什么是安全的。关于性安全，儿童安全，和环境污染的主张是文化解释的产物，同样的，世界面临的许多威胁也是如此。科学对这些问题有重要的观点要表达，这些是不能也不应该忽略的。但是科学并没有提供某个问题对社会来讲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没有任何话题应该被看作禁忌。这也是为什么科学不能用来终结讨论。在我们寻求意义的时候，我们有权力争论和辩论，自由表达我们对任何问题的看法。在我们循规蹈矩的时代，拥有健康程度的怀疑不是一件坏事。
最后一点。今天对言论自由的不宽容心态在公众中引起共鸣。过去20年一个最让人担心的发展是公众对言论自由缺乏支持。这个发现得到最近出版的“英国社会态度调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的证实，该调查显示英国公众的相当比例（64%）支持人们“不被冒犯言论冒犯”的权利，超过支持人们“有权利说出自己观点”（54%）报告的结论是“普通大众和25年前相比对公民自由的认识下降了。”(27)大众中只有微弱多数人认真对待言论自由。调查还显示这些不自由的态度在反恐战争开始前就出现了，因此不能归咎于9-11之后造成的政治气候。
单单这个事实就说明了仍然认真对待独立和自由的人面临的挑战是多么艰巨。
作者简介：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著有《恐惧政治：超越左派和右派》（Politics of Fear: Beyond Left and Right）
原文注释：
(1) Stephen Snobelen, ‘Isaac Newton, heretic: the stategies of Nicodemite’, BJHS, 1999, vol. 32, p.381.
(2) Cited in The Acceptance of Correct Ideas in Science, Immanuel Velikovsky, Accessed 3 January 2007
(3) Ian Atherton & David Como ‘The Burning of Edward Wightman: Puritanism, Prelacy and the Politics of Heres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cxx,, December 2005.
(4) Arthur Noble ‘Purification of Memory’ – a Vatican Euphemism for the Whitewashing of History, European Institute of Protestant Studies, 17 April 2000, accessed 7 January 2007.
(5) Christopher Atamian ‘Talking turkey about Armenian history’, Beirut Daily Star, 3 November 2006.
(6) George Marshall ‘The Psychology of denial: our failure to ac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Ecologist, 22 September 2001.
(7) Stuart Pimm & Jeff Harvey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Nature, 8 November 2001
(8) See David Pollard, Global Warming And The Crime Of Denial, 7 March 2004
(9) George Monbiot, The threat is from those who accept climate change, not those who deny it, Guardian 21 September, 2006.
(10) David Orr ; ‘Armageddon Versus Extinc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vol.19, no.2, p.291
(11) Cited in Warren Anderson & Dan Gainor (2006) Fire And Ice, Media Research Center, Alexandria, Va., p.5.
(12) See A Smyth ‘Denying the spread of Aids should be as harshly punished as refuting the Holocaust’, First Post; 27 December 2006.
(13) Margo Kingston, ‘Himalayan lakes disaster’, DailyBriefing, 21 November 2005.
(14) David Roberts The Denial Industry, Gristmill, 19 September, 2006,
(15) On this point see Steven Weinberg, A dealy certitude, Times Online, 17 January 2007
(16) Arthur Versluis (2006) ‘The New Inquisitions; Heretic-Hunting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Totalitaria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p.3.
(17) Arthur Versluis (2006) ‘The New Inquisitions; Heretic-Hunting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Totalitaria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p.7.
(18) See Frank Furedi (2004) ‘Therapy Culture; Cultivating Vulnerability In An Anxious Age’, Routledge : London, chapter 1.
(19) Furedi (2004) op.cit.
(20 Simon Cottee ‘The Cultural Denial: Islamic Terrorism and the Delinquent Left’,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4, 2005, p.119.
(21) Alcoholism – The Diseases of Denial
(22) Michael McCright, The Most deadly Disease of All
(23) Gregory Stanton, The Eight Stages of Genocide, 1998
(24) Mihir Shah ‘Environment denial syndrome’, The Hindu, 23 May 2006.
(25) George Marshall ‘The Psychology of denial: our failure to ac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Ecologist, 22 September 2001.
(26) DD Gutterplan ‘Should freedom of speech stop at Holocaust denial?’, Index for Free Expression, 27 January 2005.
(27) Mark Johnson & Conor Gearty ‘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terrorism’ in Park, A., Curtice, J., Thomson, K., Phillips, M and Johnson, M. (eds) 92007)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the 23rd Report, London : Sage. P.168.
Denial by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dev/article/27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