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的“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期间，有代表明确指出，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掌握的不对称信息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被指只为经济利益说话。
这些往日被视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近年来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
在众多的原因之中，大概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和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关系。经济学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或者提供政策建议，或者为政策提供合理性的论证。
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似乎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解释。
随着公众的不满程度越来越甚，主流经济学家还是一面倒地论证为什么只有通过市场、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分化问题。但很明显，这种说辞已经在公众中间失去了其往日所具有的吸引力。
缺乏有效参议的管道
理性地说，经济学家的确不必迎合公众的需要和情绪。经济学意义上“真理”不见得一定要为大众所接受。但这并不是说，公众对经济学界的不满就是毫无道理的了。当大众意识到经济学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们的不满就要表露出来。
再者，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要代表公众利益的。在任何社会，有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代表着一些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公众抱怨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找不到能够为公众利益说话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经济学界，而是存在于整个知识界。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经济利益说话。
或许也存在着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所持有的批评性话语，往往为批评而批评，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因此没有有效的管道和途径来参与决策，影响决策。
根据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们可以借鉴政治经济学家赫西曼(Albert Hirshman)的三分法，把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三类，即“忠诚”(loyalty)、“退出”(exit)和“声音”(voice)。
“忠诚”很容易理解，就是专门为权力或者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政治，就有“御用文人”一说。但如今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出现大量为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
任何社会都会有御用文人，都会有为经济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Gramsci）把这些人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权力或者利益的有机体。
在中国，有机知识分子至少有两类。一类是真正相信这个制度的，是信念导向的。第二类是利益导向的，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这个体制所提供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利用体制内的资源为自己争取利益，是知识寻租者。
但应当指出的是，根据葛兰西的说法，并不是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能培养和产生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治权力可以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经济利益可以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工人和农民则很难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古今中外，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总理温家宝早就提到“穷人经济学”，但事实是中国并不存在“穷人经济学家”。
“声音”可以是建设性的
正是因为一些社会群体没有能力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赫西曼所说的“退出”类型的知识分子变得不可避免。
“退出”就是说不再对现存权力和经济利益保持忠诚，就是“异见人士”或者“反对派”，要和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和利益唱反调的知识分子。
这里也至少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为现存权力和利益所不容，被迫“退出”。第二则是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丧失了信心，自觉“退出”。
中国目前所谓的政治上的“自由派”和经济上的“左派”可以说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知识分子当中，尽管也有不乏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但总体上说，这两个群体主要以批评为职业。
第三类知识分子就是“声音”类型，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对赫西曼来说，“声音”也是“忠诚”的一种表现，因为“声音”就是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提出批评，提出改进的意见，希望现存体制发生变化。
能够发出“声音”表明不想“退出”现存体制。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因而是“忠诚”的表现。
从“忠诚”、“退出”和“声音”三者的关系来说，如果“声音”的空间增大，那么“退出”的空间就会缩小。很多知识分子会选择通过“声音”的管道来表达自己所代表的利益。
如果“声音”的空间缩小，那么，“忠诚”和“退出”两者之间的距离自然变大，往往表现为互相对立。在中国，这种对立已经表现在经济领域。如果情况持续下去，还会在其他各个领域表现出来。
社会多元可避免极左极右
在任何社会，知识界必然是多元的。但正如极端的社会分化会导致公开的社会冲突甚至革命一样，知识界的极端分化也会导致知识界内部产生一些激进派，例如“极右”和“极左”等。激进派知识分子和分化的社会力量一旦结合，那么就会对社会冲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两类现在缺失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较弱社会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要培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政治学家”和“穷人社会学家”等。
很难让权力和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来为穷人说话。即使他们能够为穷人说几句话，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非穷人的利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欠缺有效的针对较弱势社会群体的政策或者针对这些群体的政策的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因而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需要“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说话，不为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说话。
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保持高度敏感，并且保持建设性批评。他们也能看到各种特殊利益的局限性，无论是强势社会利益，还是弱势社会利益，因此能够在各种利益之间找到妥协，协调各种利益，达到可持续发展。
所以，只有当今天中国社会中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其对立的批评者成为“非主流”，而“声音”类型知识分子成为真正主流时，社会的和谐声音才能成为可能。
很显然，“声音”也是符合和谐社会的主题思想的。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