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后工业化视野中的“个人奋斗”
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便是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个性的持续发展，用韦伯的话说，呈现社会的“分殊化”。即整个社会系统不再有统一的整体，而是日趋分散成多元的社会离心力倾向。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其价值观日益突出了个人主义的理想以及个人的创造能力。得益于盎格罗——萨克森传统的经验主义唯名论，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发挥尤为突出。可以说，崇尚个人奋斗，正是当代美国人致力追求的价值理念。
在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进化是不断在渐进的。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普遍被认为是“生活是为了工作的一代”，这一代是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创造者。但时代进入了九十年代，打着“工作是为了生活”旗帜的“Ｘ一代”登上了舞台，于是两代人之间爆发了价值观念的冲突。
大凡社会变革时期，每个上一代都会看不顺眼下一代，在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人的上一代人看来，这“Ｘ一代”被认为是：娇生惯养、自以为是、没有责任感、心理承受能力差、不忠诚、爱不切实际地幻想……。
“Ｘ一代”显得非常独立，他们往往动不动就离职，很多人愿意做ＳＯＨＯ族，或者选择自己创业。可是当初受丑化的“Ｘ一代”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成为领导世界新经济的主力军，成了领导数码革命的一代，这里的杰出代表有：Microsoft一代，Word和Excel一代。Ebay一代，Yahoo一代。
到了新世纪，又诞生了“Y一代”，据说个性更为卓著，真可谓密西西比河后浪推前浪！
B)中国改革时代的“个人奋斗”
在中国，个人奋斗的增长和遭遇价值冲突的情景更为显然。
当年，笔者一代的大学毕业生于80年代前期刚走进工作单位的时候，同事们都会告诉我，新进的职工，就得谦虚谨慎，肯吃苦，和稀泥，四肢勤快，忍劳忍怨，多听从领导的话，还得与群众打成一片，从低层踏踏实实地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总之，必须从“小人”做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之中，个性是万般不容的，棱角务须磨掉干净。然而，那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本是百里挑一的，智商天赋高，精英浓度厚，且往往有着内在的个性欲求，与常年混迹于社会上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气质秉性以及价值观的差距是显著的，于是观念、人格和权益的冲突就在所难免的了。更是由于人数少，势力寡，地位低，城府浅，人脉薄，刚踏上社会的新毕业生成了弱势群体，工作中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只得在论资排辈的经久等待岁月中惨淡经营个人事业，那时候何许侈谈什么个人的奋斗？
然而事物总得进步的。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逐渐出现了转型，市场经济的导入，大大激发了国民个人感性形而下的欲望，由此，个人靠自身努力的事业奋斗热情出现了高涨，由此，人的生命活力开始大为焕发。这在年轻一代、白领阶层以及个体私营工商业主族中较为明显地显露，其表象之一是城市里各类夜校的红火以及“考证热”的蓬勃。这种趋势在表层次上看，似乎受影响于全球化的浪潮，而在深层次上，则是由于我们社会进步必然出现的“分殊化”：政企分开，国营企业大锅饭和人民公社的解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人们的个性丰满和对于劳动创造力的需求寄托等等。
C)群体主义的社会机制
然则，社会进步并非平衡地推动着，作为社会价值核心的意识形态，其变革往往迟滞于经济领域的层面，对于我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来说，尚未进入结构性体制和文化理念上的攻艰阶段。任何社会的主导价值观都是为时代特定时代的社会体制系统内各种价值观念总体所整合的反映。千万年来无数代中国人始终未与“母亲”的脐带彻底相脱离，未能从自然孕育之怀抱中独立出来，尚未充分建构起人的主体性。反映在社会事务中，个人始终被视作为亲缘共同体中的一员，难以被认作有独立的资格。自远古起，中国古人高喊“天人合一”，直至现今，其基本形态依旧，总是以“关系”的形式处理世上的万事万物，趋同排异，求和合，避孤单。如是禀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又抵消而遏止了国人的个人奋斗激情。
作为国民心理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极大的传统惯性。个人奋斗使之成为坚定信念的，须发自内心深处的个人主义情怀，这时候的人，又是作为历史的人和社会的人呈现心理上的惯常定势。国人若追求时尚，如穿着时髦，炫耀富贵等，则可迅即进入“奋斗”的状态。但若谓攻克某个世界难题，或希冀发展成为国家级大师、大企业家的，则国人中极为难得，盖因如此的个人奋斗需有极强的个性，而难以进入肉体的执著之中。拉马克的习得性遗传命题表明，能在遗传基因上打下深刻烙印的，使之成为显性遗传性状，需要经历许多代的积累。
社会机制的传统惯性，表现在“关系学”依然吃香，事业的拼搏并非纯粹靠个人努力所能到达目标的，如此，使得市场经济的运作变形扭曲。譬如，有一部分外资企业的老板并不要求录用本地员工，其素质各个方面都得与“国际接轨”的，有些情况也许恰好相反，需要员工有“本地化”的素质，以便于更好与本地人士打交道。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喜欢雇用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国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辞，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值得珍贵。由此可以断想，在这种场合，个人主义秉性浓厚些的人士同样不会受外方老板欢迎。在本土，商业场上的交往恰是忌讳个性的。
在群体传统的思维惯性下，即使通过个人奋斗大获成功的企业家，在新聘用下属时候，却也不那么主张下属的工作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奋斗，而总是希望将企业看作是“家”，下属则看成是“家属”。如中国最优秀企业家仍然在大谈所需要的是事业型的接班人，而不是职业经理人。
D)“恶序”场中的个人奋斗
关于人的社会性辩证法揭示，个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与社会群体之间实现某种动态的相整合的状态。而个体的感性生命一旦与自由意志紧密相连接的自主性被破坏殆尽，于是无数的个人之众被抛进到成凑合起来的大众之中的只是虚幻的“集体”，只是乌合之众，无法形成真正有凝聚力的合作团队。在本土的宗法制传统下，国人所处身的遭遇是于等级化的生存之中，并无平等和公正可言。所以国人所热衷于名义上的“集体”价值，其自身真正的“目的”指向只是与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大人个人的意图保持一致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此“集体”也可以说是变了相的“个人主义”——是一种隐蔽而卑劣低级的个人主义，实质成了“官本位”的目的，为此目的下属成员的行为全置于手段的性质，对于被统治的大众来说具有异己性质。即使关涉到群体下属成员的利益，也只是局部的小集体利益，仅是一种私德而已，无法上升为全民的大德，然而写之于纸面上的却尽是德性无比的“神圣性”，由此反诱使人作伪作假作秀作恶。鲁迅在谈到中国的国民何以成为一盘散沙时，就曾说过，这种结局正是专制主义统治的“治绩”使然。
这里的复杂情景在于，受变了相的卑劣低级的“个人主义”笼罩，多少年来，国人的个人自主性始终为那种虚假的“集体/整体主义”理想所既受压抑又受蛊惑。国人的个人生存处境与周遭的集体/群体之间，处于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描述的：“恶序社会”，即预示着一个混乱和灾难的社会。导致的结局是：理性精神的崇高和感性精神的个性——“高”、“低”两失的境地。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从未获得过做人的资格。
譬如，中国政府官方于本月8日发表首份公共服务综合研究报告，承认当前中国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可见，在尚未深入改革的，个人问责制度薄弱的旧式官僚体制内，其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绩效明显偏低。可是多少年来，国人早已厌倦了“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之类的响亮口号。
个人奋斗总得有成就感，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财产的积累为标志的，而财产须有法律保障方为安全牢靠，然则我国《物权法》的出台之艰难可想而知，个人的价值进入国人的“正当性”的理由之中是经历非常艰苦的领悟过程的。即使具备了相关法律，但正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绩效明显偏低”，而难以让法律有效落实。于是经过各方的信息正反馈，成为恶对恶相报应。
根据最近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表明，我国超过12万年收入的人士中主动纳税的比率很小。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大碗人士总是不忘真情回报社会，这里著名的有比尔·盖茨、巴菲特、洛克非勒等等慷慨解囊。而我们的大款却远非如此。
所以，社会的进步，不仅有赖于个人具备充分独立的人格，还需要有人文理想的完善，以及超越精神的终极关怀。
工作中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协作也常是必须的，所以寻求“团队精神”（Team spirit），人际关系融洽成为企业规模生产和经营的必然需要，企业经济的发展须在个人与集体（团队）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因而经济的成功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成功。日本经济的繁荣正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企业人员管理的成功。
但是南枳北橘，我们的国人一旦编组成“团队”，则难免凑合成为“三人成虫”的样板，恰是“集体主义”精神的“恶序”真实写照。
尽管以个性为时尚，但在我们这里，年轻人未曾有过坚实的独立人格，缺乏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缺乏自我意识，具体表现在习惯追随大流，唯上是从，容易被霸权的话语所引导，复又担当话语的霸权工具。譬如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族，在网络上喜欢激扬文字，动辄“抗日反美”，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等等。
且看“80后”的新生代作家，个性十足，可单听他们的名字：“韩寒、棉棉、卫慧”，就觉得孩子气。事实上确实幼稚：他们无须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社会的重任感，无须批判社会、反思社会，以尽社会的良心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有的甚至自以为只需痛骂名人一通就可以作秀天下，从而名利双收。德国汉学家顾彬认定中国“美女”作家的作品只是一堆堆垃圾而已，也许批评份量重了些，但是作家缺少“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却是真实的。
虚假的“集体主义”堵塞了那种有超越情怀的宗教对于精神境界大力提升的通途。于是乎，国人在世上活动的一切均以“身体”的安顿为圭臬，传统人生观的价值趋向流俗于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的低贱而廉价，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在这种情景之下，也许个人越是努力奋斗，就越是与社会理想形态的进步南辕北辙，这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中国的“后发劣势”。
当今注重个人奋斗的，无疑是以年轻的学生、白领和私营业主为居多，而这些个人奋斗的最终结果，无非就是希望成为国人所羡慕的“中产阶级”、“大款”。这些人群为西方学者普遍期待着能拖动社会进一步改革的革命性倾向，却始终是落空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怀默霆认为，“根据一些研究，中国的私企老板在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甚至还不如一些共产党官员积极。这些人只想保护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更需要稳定而不是民主。”
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现代西方占主流的社会学流派认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应是渐进式的。依照此种观点来理解，我国目前的个人奋斗状况，是处于社会转型进程途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