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神经精神病学方面的学术会议，这个会议很有意思。我觉得神经科学是当今最有希望为人类最本质的问题提供假设性和虚妄答案的学科。问题包括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如何，人应该如何生活，至少在西方世界好生活意味着什么等。
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答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提问。有些哲学家已经指出如果一个问题从原则上将是无法回答的就说明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就相当于哲学上的言语重复症表现，有些精神病患者发出的听起来像话语的声音但实际上不是任何语言的症状。但是这让我觉得是拐弯抹角的，一种高层次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让人认为仅仅渴望某个事物的状态出现，它就真的出现了。
相反方向的类似诱惑是相信人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至少在原则上回答了。（也就是说，除了细节以外一切都解决了。）比如，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曾经相信他们不仅知道人类存在哪里出了问题，而且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相信这些是因为他们觉得已经可以完整和充分地解释和描述人类。这当然让他们处于非常优势的地位，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比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大众有优势。他们就像任何新教徒一样清晰看到光亮，很少有比认识到自己比其他同胞优越的理解力更让人愉快了。
观察家们不大可能不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锋利影响力最近已经受到磨损，它们的支持者仅剩下陷入困境的桀骜不驯的少数分子。但是能解释我们是谁而且能描述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大一统理论的吸引力仍然像往常一样强烈。我在学术会议上听到有些神经科学家暗示由于神经想象，神经化学和神经遗传学等学科的发展我们正处在了解自我的重大突破的边缘，骄傲的人类将彻底揭开认识自我的奥秘。所有神秘难题的核心将从整体上得到解决，了解一切将不再是原谅一切而是控制一切，尤其是我们的坏习惯。
请不要误解，我没有否认神经科学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进步确实非常迅速，各领域的领袖在谈到1990年代末期就像是在谈论史前时期的愚昧无知，正如1990年代后期人们谈论1980年代人的愚昧无知一样。
在会议上，我听到了最好的一场讲座，是巴黎萨勒贝特里埃医院（Salpetriere）的一个教授作的报告。（这家医院当然有世界上神经科学最杰出历史的医院之一）。这个教授的报告不仅演说精彩，充满智慧，学识和魅力，而且展现了各种不同条件下病人手术治疗前后的影碟资料，从帕金森氏综合症到抽动-秽语综合症（Gilles de la Tourette"s syndrome）。当时很难不感到振奋，真觉得我们终于真正明白至少在原则上知道人类是怎么回事。这个信念被神经想象研究进一步强化，这项研究显示恋爱中的人看到心上人时大脑活动的区域，也就是浪漫爱情的神经科学的基础。或许对浪漫主义者来说有点失望的是，恋人相见时大脑活动的区域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是非常原始的，呈现出来的是鸽子和蜥蜴。
实际上，来自萨勒贝特里埃医院的教授是个文雅的人，在预测其工作可能产生的广泛意义时相对来说非常谨慎。他描述的手术是在具有笼统的，相对来分离的病理学症状的人身上进行的，是非正常的情况。实际上，尽管使用的手段非常先进，在手术基础上获得的知识增长并不比从前的进展速度更大，现在的知识也不是和从前我们长期拥有的知识在类别上有什么不同。
但是，有些发言者强烈暗示以神经科学研究的指数级发展速度，我们认识自我的程度即将远远超过从前的人类。我承认每当听到这类话语，我就想到关于巴西的古老谚语：那是而且永远是未来的国家。
会议结束的时候，一著名哲学教授表示赞同，说人类的自我认识因为神经科学的飞速发展将大幅度提高。这个教授是有渊博学识的人，不用稿子流畅地讲话，思维敏捷，让人陶醉。他说，从前很多次人们相信认识自我了，但是这次可能是真的。演讲者的讲话非常有说服力，非常精彩，我忍不住回忆起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欧克索特（Michael Oakeshotte），当时最伟大的保守派思想家，在该校（LSE）欢迎发表演讲的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时的话。他说柏林教授是演讲台上的小提琴魔术师帕格尼尼（Paganini）。这个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集恭维与侮辱为一体的言论。可能只有前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在糟糕的正式宴会后看到端上来的香槟酒时发出的感慨可以比美。他说上帝啊，终于有些温暖的东西了。
在这次神经科学会议上我的心中产生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科学的认识自我是否可能。第二，如果可能，是否有必要这么做。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首先，我发现思考到底什么是科学地认识自我非常困难。我的病人常常问我“大夫，我为什么这样？”或者“我为什么做我在做的事情？”有时候我就问他们认为充分和满意的答案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包括非常聪明和教育良好的人）能够回答我。比如，酗酒者往往问他们为什么喝酒，我就给出各种各样的，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解释，包括与酒价格有关的解释。如果酒的价格下降，总体上人口的消费就上升，消费的正态分布曲线就向右移动，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归入问题喝酒者的类别。换句话说，因为酒的价格过低，超过一半的嗜酒者喝得太多。
这样的解释虽然听起来符合统计学原理，但是我的病人根本不满意。读者可能不会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真正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喝酒有些人不喝，根本不是是酒价问题。即使价格高，有些人仍然酗酒，而价格低，多数人还是不喝酒。
当然，这里有基因的因素。来自酗酒历史的家庭中的人比其他人酗酒的可能性更大，这确实是基因因素的影响，正如双胞胎研究显示的（同卵双生双胞胎比异卵双生双胞胎更容易表现出类似的喝酒模式）。但是即便同卵双生双胞胎显示出差异模式的情况也比显示相似模式的几率大。
事实上，不管你考察了多少因素，你都无法充分解释哪怕非常简单的一个行为。如果你连一个简单的酗酒行为都无法解释，我们又怎么能解释人类行为无穷变化的情况呢？比如，我们怎么充分解释人类话语无穷的变化和创造性？（前一句就不大可能被别人写过，难以觉察地不可能）人们怎样制订普遍法则解释无限数量的包含有意义和意图性的独特事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承诺了完整充分解释人类行为的行为主义程序陷入崩溃。现在人们都彻底忘了，虽然这是不久前的事情。
神经科学家可能回答说他不是要开发一种理论详细来解释每个细节，只是笼统地解释：也就是说，解释人类思想，感情和行为的重要的和有意义的笼统性。但是在一个纯粹科学或者自然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没有任何事情是比别的事情更重要的，在现在讨论的这个意义上。在一个从整体上被剥夺了意图性的世界，火山喷发并不比一个小昆虫的死亡更重要，或者比恒星的爆炸更重要。任何东西是否重要或者是否有意义完全是有意识的思考的结果：这种思考运用了本质上非自然的道德范畴。
人们判定东西是否重要完全根据他们的兴趣。比如在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中，有些作家把宏大的历史画卷作为话题，而有些作家则挑选某个人感情状态的微弱波动来描写。（只有非常伟大的作家如莎士比亚在同时成功地描写了两者。）判断哪种途径是正确的或者好的是没有意义的，虽然我有自己的偏好。
那些认为人类处在认识自我的重大突破边缘的人宣称科学探索可以突然达到启蒙的境界。启蒙是突发性的而不是循序渐进的，因为如果是渐进的，我们应该已经能够指出增加的知识给人带来的满足和自我控制的进展。但是即使在最发达的社会里仍然像从前一样充满忧虑，冲动控制能力依然脆弱，生存的困惑依然存在，明显非理性的教条依然有人信奉。没有迹象显示不管是抗抑郁药物（Prozac）还是神经科学都不可能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接下来让我简要回到如果可能，彻底认识自我是否必要的问题。
它意味着我们有能力不仅解释而且管理和预测所有的人类思想。从理论上说它是可能的，实际上也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有可以弄清楚每个人思想的手段。比如，我将有个扫描仪对着你，让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什么都无法隐瞒。当然，你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扫描仪了解我的所有思想。
当然，你可能说尽管这样的设备是可能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只要能被人使用，这样的设备就能带来可怕后果。讨论多数人使用比少数人使用后果是否更严重是个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的自我认识达到可以生产这种设备的地步，人类生活就将成为地狱。
在我看来，伟大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明白人类的自我认识是我们永远也无法达到的境界。他总是用讽刺的语调表达自己的观点决不是巧合，最深刻的讽刺就是对人存在本身的讽刺。人类永远追求一些他们从来也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
休谟是个集启蒙思想和反启蒙思想于一身的人物。他看到理性和证据是理智的人可以依赖的一切，但是这些永远也不足以让人认识自我。总而言之，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纯粹理性的人。他说，理性是感情的奴隶，而且，没有一个价值观是符合逻辑地来自事实观点，虽然没有评价我们就无法生活。
认识自我不是即将可以实现的，而是永远也不可能。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将知识和行动完全吻合起来。而且我想添加一句，甚至在任何宗教的意义上，感谢上帝。
译自：“Do the impossible: know thyself ”by Theodore Dalrymple (March 2007)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5863&sec_id=5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