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内外研究和欣赏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云南即典型的例子。民族文化成为云南旅游业得以繁荣的关键因素。但同时，云南民族文化正在畸变的当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时尚的冲击下日趋衰落，当前最为迫切的大事是应倾全力挽救正濒临危境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无形和有形文化），并加以传承和保护。运南应该充分利用在中国乃至世界都独具特色的这一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在21世纪中走出自己独具地域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能否充分发挥地域特色和优势，是我国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在未来能否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云南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在国内外久享盛誉，是云南的一大区域资源优势，我国的改革开放使这一人文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促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教育文化界等研究、欣赏和学习云南民族文化的热潮，并成为云南旅游业得以繁荣的关键因素。云南能否充分利用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卓具特色的这一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是在21世纪中能否走出自己独具地域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关键。但现在我们不能不冷峻而急迫地思考的是：云南省目前正面临着民族文化这一资源优势能否可持续地发展并进一步走向繁荣的危机，因为当前广为国内外瞩目的云南民族传统文化正在歧变的当代工业社会和城市时尚的冲击下日趋衰落。因此，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设想是力挽这一颓势的重大举措。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制定云南的发展规划，从根本上保证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能在21世纪可持续地发展，将云南建设成民族文化大省是一个极明智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思路。
一
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应分为几个层次，笔者认为当前最为迫切的大事是应倾全力挽救正濒临危境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括与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融为一体的民间宗教、文学艺术、传统衣食住行习俗、优秀的民族道德观、生态观、语言文字等无形和有形的文化），并加以传承和保护，这应该是将云南建成民族文化大省方略中的当务之急。
我省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在经济上有了长足发展，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如果从文化的发展上看，在现代工业社会文化潮流的冲击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大量流失，不少民族的服饰、语言、传统民居、歌唱艺术、民族舞蹈、礼仪习俗等民族文化遗产有可能在20至30年或在更长一些的时期内大部或全部消失。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基诺族。基诺族是1979年经国务院确认的一个单一少数民族，亦是新中国成立迄今最后识别的一个少数民族。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其传统文化却日益衰落。杜玉亭教授多年进行跟踪调查，曾在1990年作预测：适应热带山区的基诺族传统竹楼有可能在10年内被内地汉族式砖木结构平房和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所取代。颇具特色的基诺族民族服装可能在20年内消失。由于传统的上新房、过年、成年礼等一系列仪式已从1959年起革除，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断，通晓民族传统历史、习俗的长老多已故去，尚存的歌手已十分有限，而青年人对此又并不热心，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世代口耳相传的基诺族传统历史文化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由于学校只教现代流行歌舞，影视传播的是现代流行的歌舞，还由于擅长基诺族传统歌舞者已寥寥可数。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挽救，与生命过程相伴随的基诺族歌舞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由于学校只使用汉语课本，且小学生到家长多习惯用汉语，影视节目也是汉语，所以青少年多习惯于讲汉语而不讲基诺语，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扭转，既是民族特征之一又是无文字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基诺语言也有可能在50年内消失。
事隔6年，基诺族长老们根据近几年的发展趋势， 对传统文化丧失时间的预测如下：鉴于中青年已不穿或压根儿不再有传统民族服装，甚至有些老年人也跟随时尚穿上西装，所以民族传统服饰有可能在10年左右消失；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民族传统歌舞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且是民族特征之一的语言，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基诺族长老的预测与杜玉亭教授6年前的预测相比，多数传统文化内容的消失时间都大为提前，由此可见民族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在现代趋同浪潮中正在加剧。[1]
当前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消亡是普遍性的，笔者考察过云南不少民族地区，并多年在纳西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感触良多。
纳西族东巴文化举世闻名，是现代和当代国际纳西学热和纳西族地区旅游大潮汹涌的一个最重要的促成因素。但是，目前这一推动了纳西族的国际知名度和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文明瑰宝正在民间不断绝迹，所剩无几的东巴多至耄耋之年，且无人传承。英国《独立报》在多年前曾刊登《正处于消失危险中的最后的东巴》 ( Last of the Dongbas in danger of fading away)，惊呼纳西东巴文化即将在这个星球上消失，此非危言耸听，而是确凿的事实，这个英国记者来丽江采访时，丽江原来尚有“最后的三个东巴大师”，到今年已经全部去世。当2003年8月东巴文化典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福音传来时，20多年来呕心沥血参与翻译出这上千卷煌煌经典的十多个东巴大师们，早已烛灭泪干，撒手人寰。如果世界上收藏有大量东巴经典的国家来与我们商谈合作，请我们的东巴大师们去释读和翻译那些流散异域的数万卷纳西东巴象形文经典，我不知道，如今我们到哪儿去寻找这样的大师？而只有花数十年功夫把千百卷用这种“语段文字”写成的象形文经典默记于心的东巴大师们，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文化工程。如今，东巴大师何在！
如照目前各地所剩无几的老东巴无传人的情况发展下去，十多年之后，将不复有东巴文化活动存活民间，被视为丽江旅游一个支柱人文资源的东巴文化将只存在于博物馆、研究所而成为死去的文化，东巴文化将只是一门钻故纸堆的学科。目前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办得有声有色，学员众多，听众如云。从纳西人有广采博纳外来文化之长的恢宏气度这一点来说，这是好事；但可叹的是对外来文化的传承与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相比反差太大。不少民族地区正在上演着这种“中原所失之礼得于野，而‘野’之礼乐则丧于野”的文化悲剧。
其次，纳西族民间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正日趋衰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歌谣谚舞蹈衰微没落，民间歌手寂寥冷落，年轻的民歌手如凤毛麟角。年青一代痴迷于影视流行歌曲歌舞，过去遍布城乡的歌手一唱三叹，听众如醉如痴，很多人能出口成章（民歌），年轻人甚至以即兴编歌斗歌谈情说爱的盛况已成如烟往事。电视文化对过去民间故事、礼俗谣谚的家庭传承的冲击犹如风卷残云。此外，传统民居、服饰、节庆等正在咄咄逼人的“现代趋同“浪潮冲击下消失和隐退。
在丽江城区、坝区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教小孩从小就学说汉语已成风气，用母语能妙语连珠地向后代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和智慧的祖父母一辈现在只能与仅会讲汉语的孙辈结结巴巴地对话的窘况已司空见惯；即使在尚操母语的青年人中，大量丰富的传统文化词汇正在消失。[2]这种年轻一代忽略母语，甚至不屑于说母语的现象在云南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
丽江古城在1997年经联合国评审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首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获此殊荣的记录。入选的原因，除了古城水系等特点突出的建筑风格外，最关键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有千年文明史，至今仍然活着的少数民族的古城。很多中外人士认为，丽江古城的魅力主要在于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民族之城”，有那么多纳西民众每天休养生息其中，满目可见淳厚的民风民俗。目前国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不少古城固然多王公贵族的琼楼玉宇，华屋丽室，但是民众传统文化多已丧失殆尽或面目全非，成为历史博物馆式的死城。融多元文化于一体的民族特色是古城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而如今丽江古城虽然尚有不少保留唐宋流风余韵的建筑群、留有中原之古音的洞经音乐等多元文化的宝藏，但就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和不少融佛、道、儒等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民俗风情而言，正处于因文化变迁而日益脆弱、消失的危境，纳西语言、传统艺术、服饰、节庆、信仰等这些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无形和有形文化在古城正急剧衰落，如不力挽危机，数年后，有可能出现个别外来文化因有传承而繁荣，但本土文化和其它多元文化却因无人传承而消逝的结局。
民族服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体现民族文化个性魅力的外化特征，目前，这一习俗也普遍面临危机。在不少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不屑于穿本民族服装的现象十分突出。如在麻栗坡、河口等地传统习俗保留较多的蓝靛瑶中，现在青年男子已很少在日常生活中穿本民族服装，甚至出现了一些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穿民族服装的现象，意味着当地瑶族的服饰正向着逐渐消亡的趋势发展。[3]笔者在1994年曾到保留传统习俗较多的西盟佤族自治县岳宋乡，见到不少佤族妇女已改穿现代汉装。在澜沧、景洪、景东、景谷、思茅、孟连、河口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笔者亦看到城区和靠近城区的民众服饰正不断向当代城市服饰时尚趋同的倾向。
这些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和繁荣的唯一标准，如果忽视文化的发展，单纯经济上的增长不一定能促成一个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繁荣；也无从谈起在我国建立有各个民族卓具特色的文化，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讲发展，除了以经济发展和收入指标衡量各民族的发展状态外，不能忘了该民族的文化发展状况。假如汉民族在某一天其经济技术水平已发展到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经全面衰落而全盘西化的话，这样的发展是喜是悲，不言而喻。很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华人极力地在保护和维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也可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文化非要趋同。
我在1992年曾经访问过加拿大十几个印第安人部落，2003年在美国讲学期间又走访了一些印第安社区。印第安人如今都住着和白人民居相差不多的洋房，大多数年轻人身着洋装，说着英语，很多人都有汽车。如果仅仅从物质生活上衡量，他们无疑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阶段。但如果你与部落民众深入交往，就会发现有一种苍凉而铭心刻骨的痛苦在折磨着这个民族的心灵，这是一种深入神髓，地老天荒般的精神痛苦。这痛苦又是与一个民族的发展繁荣极端背离的。如今，加拿大境内很多部落50岁以下的印第安人，已不会讲自己的母语。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数百年间，白人社会以他们的发展观和文明观强制性地改造印第安人社会，对他们实行同化政策，很多印第安孩子从小就被强行安置在“寄宿学校”，剥夺了讲母语的权利，变成只会讲英语的印第安人，传统的民族文化知识仅仅保留在少数白发苍苍的髦耋长老口中。几乎我所接触到的每个部落的酋长，一谈到目前印第安人的文化现状，无不揪然心痛。民族文化的全面丧失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永难磨灭的心灵创伤，在白人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不少年轻人丧失了精神家园，对自己民族的前景悲观失望；长期固守保留地的封闭生活，又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适应时代的种种变迁，于是，酗酒、自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便接踵而来。愈来愈多的印第安人痛切地感到，仅仅过上白人式的“现代化”生活，并不意味着自己民族的振兴和幸福，本民族传统文化、语言的全面丧失，将使当代和后世的部落民众留下永恒的精神痛苦。从这一角度看，物质生活上有了较大发展的北美印第安人并没有获得民族的发展繁荣，相反是逐渐走向被白人同化的民族消亡之路。[4]
二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本质的特征，他凝聚着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自我生存发展中不断形成的智慧、理性和创造力，以及自我约束力。在适应本民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心智之光曾经引导出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协调的明智之路。把云南建设成民族文化大省，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和自然观的各种积极因素，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云南有一个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和社会环境。
在云南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常常是把人与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视为一个大家庭，人们对自然是怀有敬畏和感恩的崇拜之情的，很少有“人定胜天”那种盲目的自然界霸主思想。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不少民族中有人类应该善待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系列传统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和习惯法，
构成本民族社会卓有成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规范着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行为。
如傣、基诺、哈尼、傈僳、壮、侗族等族都有神林、神树崇拜；藏族有神山、神林和神湖崇拜；这些山林湖泊禁忌砍伐和污染，因此周围的生态环境都保护得比较好。纳西族、藏族还有在每年特定时期封山禁猎禁伐的习俗，对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大有裨益。藏族人传统的禁忌杀生习俗也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纳西族有与本民族宗教东巴教密切相关的把自然和人类视为一对兄弟的哲学观念体系，认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犹如兄弟相依互存，人与自然只有保持这种兄弟似的均衡关系，人类才能得益于自然。如果破坏这种相互依存的谐和关系，对大自然巧取豪夺，那无异于伤了兄弟之情，会遭致自然的报复。这是纳西先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在这种理智的认知基础上，纳西族民间产生了一整套保护自然生态的习惯法，以此制约着人们对待自然界的行为。长期以来，这种基于纳西先民人与自然观的观念规范着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大大有益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人们生活的社会规则、禁律。东巴经中常见的禁律有：不得在水源之地杀牲宰兽，以免让污血秽水污染水源；不得随意丢弃死禽死畜于野外；不得随意挖土采石；不得在生活用水区洗涤污物；不得在水源旁大小便；不得滥搞毁林开荒。立夏是自然界植物动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因此，立夏过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禁止砍树和狩猎。纳西族的这种传统习惯法已升华为一种道德观念。过去，在纳西人的观念中，保持水源河流清洁，爱护山林是每个人都必须履行的社会公德。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不仅各乡各村都有保护山林水源的乡规民约，而且，各村寨定期推选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长老会，督促乡规民约的实施。少年儿童自小就由上辈人谆谆告诫，不得做任何污染破坏自然环境的事。丽江古城居民在五六十年代都直接在河里挑水饮用，因为很少有人会往河里扔弃污秽物品。黑龙潭游鱼如梭，有不少甚至游到古城的河沟里，但也没人抓捕。如果有谁触犯保护水源山林的乡规民约，不管其来头多大，都要受罚。笔者就曾调查到几则有关村寨豪绅因触犯乡规民约而受到村民处罚的事例。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积极的社会功能作用。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相沿千百年的民族传统生态道德观，丽江才赢得那一片青山绿水，那家家流水，户户花圃的自然谐和美景。直至50年代早期，丽江还保持了全部土地面积中有73％的林地和12.8％的草山草坡，森林覆盖率达53.7％。
如今对传统信仰、传统生态道德观的漠视破坏了很多民族这种明智的自我约束机制，导致了急功近利意识的恶性膨胀和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导致了很多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如丽江不少村寨在20世纪8 0 年代曾掀起一次次乱砍滥伐风，森林资源损失惨重，对村寨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重塑各民族传统的生态道德观有赖于弘扬各民族传统文化中那充满智慧和理性而如今正在全面没落的人与自然观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我约束意识。
传统文化的流失使有些民族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市场商潮和泛滥成灾的影视俗流把赌博等恶劣世风带进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因赌博而倾家荡产者已普遍见于过去受传统道德律制约而从未有赌博之风的少数民族村寨。过去，在很多少数民族村寨都有禁赌博的村规民约，而如今不少村镇居民在余暇时间热衷于聚众打麻将赌博已形成风气。笔者去年在西双版纳著名的景真八角亭见到不少傣族小和尚亦热衷于参与设在寺外赌摊上的各种赌博游戏。由此可见边地民族地区赌风之盛。
不顾各民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传统智慧和特色，盲目照搬某种文化模式也将导致恶劣的后果。比如，云南一些热带地区的民族本来有干栏式民居，现在则盲目摹仿城市钢筋水泥房屋建筑，传统干栏式建筑原来是根据当地湿热的生态特点而设计，能保持通风和房子干燥，有利于防止风湿等疾病的发生，而现在时兴的新房直接与地面接触，必将给当地人的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又如在民族地区风景区依照城市模式建盖豪华的楼台亭阁，而不是在当地民族建筑的风格形式上加以改造，往往导致影响旅游景点魅力的“杀风景”结果。
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史和当代国际社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比如，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藏族文化中那种不重现世功利，重在信仰和精神追求的特质，对许许多多身心困扰于现代工业文明种种流弊的中外人士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人甚至把西藏视为“当代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一块净土”。当代国内外的“藏学热”、“西藏文学热”、“西藏旅游热”等即与此有密切关系。又如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因尚有东巴能识读而被国际上誉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用这种象形文字写成的数万卷东巴经成为像敦煌画卷、古籍一样的人文宝藏而倍受国际学术界瞩目；保留了很多多元文化遗风的丽江也一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文化圣土”。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宝藏中，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我国少数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瑰宝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神奇瑰丽的内蕴，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在人类文化史和当代国际上的地位。如果中华民族的文化只是一种单一的文化，那是不会有这样的地位的。
在当今世界面临精神生活贫乏、环境污染、人欲横流等种种劫难之时，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些朴实而澄明的智慧和理性之光，不是能给现代人以很多启迪，解一些当今人类的困惑和难题吗？因此，避免各民族文化在当今工业社会中盲目而畸形的趋同之风，是各民族都面临的世纪性大问题。
三
由于具体的历史发展、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较为滞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因此，促进云南的社会发展和经济起飞，是全省各族人民在新旧世纪交替时面临的重大使命。
民族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否与我省的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根据各地的生存环境、文化特点的优势来制定各自的发展战略的。近年来汹涌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大潮大都集中在民族传统文化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地区，笔者参与过几个在云南民族地区实施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据在丽江等地用问卷等方式对很多国内外游客的调查结果表明：有美丽的自然景观优势但无民族传统风情文化魅力的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特别是对国外游客的吸引力是不大的。很多国内外友人称到丽江的旅游是“文化旅游”，也可见地方文化资源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不少民族地区制定了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优势来发展各种形式的旅游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拥有25个少数民族的云南省即是典型之一。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主要基于民族人文资源而蓬勃兴旺的旅游发展态势，云南省委和省政府制定了将云南建成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的战略决策，这是一项旨在以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来促进民族地区的脱贫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促使云南形成可持续发展良好态势的举措。但在当代文化变迁的潮流冲击下，云南这块红土地上很多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不断衰落，向当代千篇一律的城市文化模式趋同的态势越发突出，很多民族的传统建筑、服饰、语言、民俗、信仰、民间文学艺术等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征的人文景观正不断消逝。如今我们在无数民族村和影视的汪洋中所领略到的云南民族风情有不少实际上是已不存在或正在消亡的传统文化的复制，是一种在当代商品经济潮流中应运而生的变异形态，不是原生的形态，华丽有余而真实不足。如果现在不采取有力措施保护住当前民间尚存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残山剩水”，建立民族文化大省就无从谈起，失却了民族人文景观魅力的云南要成为“旅游大省”也就要大打折扣了。据笔者所知，现在国内外来云南旅游和研究的人士有不少是抱着“此时不来，盛况难再”这种心情而来的。作为旅游大省的云南的魅力能持续多久呢？
旅游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能转化成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旅游对很多目前贫困问题还相当严重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脱贫和发展的途径，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产业，但旅游只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才会形成真正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有赖于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的保护和再生能力。如果任现在民族传统文化不断流失和趋同的状况发展下去而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民族地区的旅游热潮是不可能持久的，那无异于是听任一种与我国现代化事业息息相关的资源白白地丧失。[5]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不仅不是水火不相容，甚至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优良成份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全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大有裨益。固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难免有一些应该淘汰的消极因素，但如果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部分得以大力弘扬，其糟粕毕竟是会逐渐被清除出去的。新中国成立多年来，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不是已经在社会改革和变迁中逐渐消声匿迹了吗？关键的问题是要留住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精粹。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中国各民族的多元文明之间的优势互补始终贯穿着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史，这种优势互补是促进中华文明进步和繁荣的关键因素。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如果只有单一而非多元的文明，它是不可能形成洋洋大观而又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大观的。就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前景而言，应有一个如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结局，即“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6]。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才会在人类文化的百花园中具有举世瞩目而永恒的地位。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抱着大民族中心主义的统治阶级所蔑视，常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曾指出：“历史证明过去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亡。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的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7]“在我国历史上事实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汉族处于优势，得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处于劣势，不易得到发展，而且常受欺压。”[8] “以至兄弟民族被挤到边远寒苦地区，生活就更困难，经济、文化也就更不容易发展。”[9]因此，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比较而言，有它历史地形成的脆弱和易变性。在以汉文化为知识传承、文化传播、学校教育、求职、人际交流等社会生活主要媒介的中国当代社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客观上就容易走向衰退。因此，如果要达到各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共同繁荣，达到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的，就需要有特别的保护和鼓励的措施。
少数民族年轻的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和对当代良莠混杂的城市文化的盲从是由于长期以来忽略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教育而形成的。现在各个民族需要重新激发本族对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意识，重塑一个弘扬和振兴民族优秀文化的氛围。除了依靠少数民族自身的努力来争取实现这一点外，从各级政府得到各方面的鼓励和支持至关重要，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中，除了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外，重视适当使用少数民族的乡土教材，开设双语教学课，促进学生对本族本土文化的了解和自豪感；增加本土文化教育内容后，在考试和升学上对该课程的学习结果予以关注，采取适当的优惠和鼓励措施；通过资助，采取集中办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文化传习班，个人传授（如纳西族东巴的传承），与生态旅游和民俗文化旅游相结合而就地在一些原型的民族村寨（非当前那种人为而重在商业利润的“民族文化村”）保护和传习各种本族的传统文化内容等多种途径，培养年轻一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在这方面可以有很多因地制宜的具体做法，本文主旨在于提出在云南省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以利于把云南建成民族文化大省，对具体运作方式不作过细讨论。
四
目前国外学界有一种较流行的观点：即使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化形式（如衣食住行、宗教礼俗等）已经消逝或融合于其他民族文化中，但该民族内在文化机制、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有的学者据此理论，对一些表面上已完全被主体民族同化的原住民和“非主流”民族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得出关于这些民族个性、特质等传统因子还普遍存在于现代的结论。国外学者的这些理论和研究结果从学术研究角度讲是事实，无可非议。但它对我国特别是我省的一些学者却有一些误导性，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我省民族传统文化的衰亡不值得大惊小怪和忧虑，因为在任何时候，该民族文化的特质都会存在于该民族的肌体中。
这种用放大镜搜寻式地“发现表层下藏于深层的民族文化特征”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去发现现代趋同潮流下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的学术探研，
则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学术探索，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据此认为不必忧患当今的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因为它将以其它方式残存于现代社会肌体中，那对于建设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我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设想是十分不利的。我们知道，西方学者作那样的深层分析和得出上述结论是有一个前提和具体的历史背景的，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之前的漫长岁月，由于西方殖民者和统治民族实行大民族文化沙文主义和民族同化政策，使很多国家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濒临灭绝，甚至数百种语言都丧失殆尽。就东方国家而言，如中国清朝“改土归流”中强制性实施的极端的“以夏变夷”政策，日本政府在80年代之前对国内少数民族阿衣奴人的歧视和强迫同化，直至现代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华人的强迫同化政策，都导致了各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急剧衰落。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不少发达国家对过去这种强权政治支配的民族政策进行反思，大力提倡文化的多元主义。很多学者对由于统治民族文化沙文主义所导致的原住民文化衰落乃至灭绝的悲剧进行了痛心疾首的反思和揭露。西方一些学者是在一片很多“原住民（或某一“非主流”民族）传统文化已经消亡”的悲观呼声中做出上述研究并得出另一结论的。这固然是事实，但亦是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事实。从放大镜下发现的原住民文化的残迹并不能掩盖殖民地国家和欧美一些国家“非主流文化”在所谓“主流文化”和强权政治的挤压下衰亡的惨痛历史。
当中国还有可能成为绚丽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大国，云南还有希望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民族文化大省之时，我们应该做的事就应该是去极力地去促成它，而不是等到必须拿着放大镜去在一个单一文化模式中去寻觅民族文化残留物而得出一个“民族文化尚存在”的“科学结论”的那一天。
又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很多地方的少数民族民众不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住宅、歌舞形式等，而喜欢穿当前在城市流行的西式或汉式衣服，喜欢住城市型的钢筋水泥房，喜欢流行的影视剧、流行歌曲等。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有的甚至把它理解为一种时代的进步，一种走向所谓“文明”的标志。这种观点看去似乎有理，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
首先，我们应该认清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民众的文化品位、认识水平、时尚潮流是需要正确地加以引导的，需要长期的文化熏陶才能对特定文化遗产的价值有一定的识别能力。特别在周围是一片大文化（或主流文化）的海洋的环境下，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会趋于衰微。如一味迎合所谓民众的意愿，有时会导致真正有长久魅力和价值的多元文化的灾难。近十多年来丽江古城的保护实践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于受城市建筑时尚的影响，很多居民过去都想掀掉传统的土木建筑而改建钢筋水泥房，认为这才是进步的、“现代化”的房子，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拆除传统的土木结构房而建钢筋水泥房，有的人包括一些领导认为古城的石板路很落后，发生了火灾连汽车都开不进来，于是就有人动议拆掉石板路，改建水泥路，使消防车能够畅通无阻地开出开进。丽江古城几度在为数不少的民众的这种意识和意愿中濒临危境。如果不是城建部门的行政干预、古城保护法规和后期有关如何看待文化传统的大力宣传和引导，丽江古城早已面貌全非。
再如在丽江古城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丽江有条建于70年代，钢筋水泥高楼林立，一直通连四方街的水泥路，它把原来丽江古城著名的“玉河烟柳”景观破坏殆尽。因它出于当时当地主要领导人的决策，因此被人讥为“书记路”。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开展后，丽江县政府部门下决心改建此路，由于要拆除很多还完好无损的高楼大厦，因此很多当地民众想不通，认为是劳民伤财，“发疯”，对决策者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后来一条传统的以五花石铺地，两边以传统的庭院式民居取代了钢筋水泥大厦的道路建成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每天直至深夜都有游客留连忘返，成为国内外游客交口称赞的古城一景后，很多当地民众才意识到过去那条钢筋水泥高楼大厦挤压下的“书记路”对于古城的风貌说来是多么杀风景，对发展旅游是多么不利。
当代的文化趋同，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和融合等，如果是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不是靠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而发展的省份，可能其负面影响还不大，但对云南这样一个今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区域特色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的省份来说，保护正在趋向衰落的民族文化资源，就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略性要务。
原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4），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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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杜玉亭主编：《传统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杜玉亭：《从基诺族例看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1997年第2期。
[2] 杨福泉：《盛名之下的忧思》，载《丽江报》1997年2月26日。
[3] 黄贵权：《云南瑶族语言和文化变迁》， 载《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郭大烈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杨福泉：《苦斗不息的酋长们》，载《光明日报》1997年6月11日。
[5] 参看杨福泉：《生态旅游与云南的旅游资源保护》，载《云南社会科学》 199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旅游经济卷》1995年第2期转载、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土资源文摘》9卷4期（1995年）摘载
[6]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7] 《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页。
[8] 同上，第2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