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即敢于直言，敢于说真话，开门见山，一针见血，不隐恶，不饰非。敢于直言不是不讲究说话的方式和艺术，而是指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丝毫不因私情、不为面子而有所顾忌，躲躲闪闪。敢言，反映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品格，一种敢于负责的精神和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敢为天下先，指的是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精神品格。在竞争的环境中，只有勇于开拓创新才会占领先机，从而在竞争中胜出。敢言一般出于公心，为了公共利益，敢为天下先则主要表现为个人的作风品格。本文谨重点讨论中国社会长久萦绕的一个普遍问题：说真话者少，说假话者多，敢言难！
敢言者铮铮，敢言者寥寥
有谔谔诤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自古人们就把有没有一大批敢讲真话、敢犯颜直谏的忠臣义士看作社稷兴亡的重要标志。从尧舜的敢谏之鼓、诽谤之木，到唐太宗的求谏之诏，其目的都是为了鼓励人们讲真话，陈直言，以求治国安邦之策。
中国历史上不乏敢言之人。如商代的比干，春秋的晏婴，汉代的司马迁，初唐的魏征，等等，都是铮铮铁骨、敢言谏诤的良臣。
到了近代，湖湘士子集中体现了敢言敢为的精神品格。王夫之（字船山）敢于批判宋明程朱理学并进行创新，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推向了最高峰。魏源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创了近代中国学西方的先河。郭嵩焘敢于批判洋务派光学西方科技不学西方“政教”是舍本逐末，体现了一个先驱者的创新精神。谭嗣同直接继承了王船山的精神，“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胆肝两昆仑”，这种卓励敢死和敢为天下先的气质风格鲜明地体现了湖湘文化中的“独立根性”。经过黄兴、蔡锷和青年毛泽东、彭德怀等的传承，这种“独立根性”在湖南维新志士身上闪耀着坚忍不拔敢于为争取平等自由而奋斗的光芒，使他们具有了“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气概。可以说，若没有这种“独立根性”，也不可能产生近代举世瞩目的湖南维新运动、风雷激荡的辛亥革命和波涛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
共和国历史上也不乏敢言之人，如马寅初先生、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和黄万里等等。马寅初先生是一位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他坚持：“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面对当时铺天盖地的“大批判”，马寅初申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马先生可谓铮铮铁骨，耿耿丹心。
小平同志更是敢言敢为。小平同志有着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虽然政治上三起三落，但他始终敢思，敢想，敢言，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市场经济取向的确立，从经济特区到一国两制，小平同志敢于突破教条化的思维桎梏，带领中国开拓出改革的新天地。
SARS肆虐期间，医生蒋彦永和钟南山院士敢讲真话，他们的坦诚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何清涟女士敢言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该书几年来都可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警世钟。原湖北监利县乡干部李昌平敢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让三农问题真正走进中国人的视野。2003年，四川农妇熊德明敢于在温总理面前说真话，成为中国年度经济人物。2004年，经济学者郎咸平敢于公开质疑海尔和TCL集团等国有企业“假公济私、侵占国有资产”，震动了学界、业界和中央高层。……
人们总是欣赏敢言的人，因为敢言者说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清代唐甄在《潜书·抑尊》中说：“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鲁迅先生在《三闲集》中也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这些是对敢言者最好的诠释。
2004年底，中央巡视组组长任克礼针对全国巡视情况却大为慨叹：“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官员不讲真话和腐败是当前社会两大危机”。官员不讲真话，不仅失信于民，而且因信息失真极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人民不敢言，就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顺民可能激发为暴民，将蕴含更大的社会危机，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但为什么不讲真话几十年来依然普遍存在呢？
不敢言的根源在于“恐惧”？
历史上皇权专制，封建专制文化不仅是对思想的戕杀，更是对人的奴役，所以敢言者寥寥，并且随时有因言获罪之虞。国家乃一人一姓之国家，触怒龙颜，代价巨大，小则丢官，大则丢命。比干直谏被剜心，司马迁说真话遭到宫刑，等等，不胜枚举。千年文字狱，让天下人人自危，心怀恐惧，敢言的被杀戮，留下的要么选择明哲保身，要么选择阿谀奉承和说谎告密。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子。唐太宗成就了魏征，宋高宗只能成就秦桧。谏诤不过是封建专制体制的自我检讨。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没有人的平等与尊严，人类便难以接近真理、分享真理。
然而在当今社会，为什么不讲真话依然如此普遍呢？症结在于人们心中的“恐惧”依旧没有消除。
恐惧首先来自历史的伤痛。可以说，建国后的“反右”和“文革”整伤了中国人敢言的公心。建国之初，共产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一贯支持和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出于对国家和共产党的热爱，真心诚意响应党的号召，对政治体制、经济发展、领导作风和党群关系等各个方面积极建言。万万没有料到，一场反右扩大化运动，真话都成了“引蛇出洞”的“蛇”，难以计数的善良国民顷刻间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从此真话销声匿迹，谎言泛滥于市，大话、空话、套话、假话成为主流语言，终于导致大跃进、文革，千村薜荔硬说成是莺歌燕舞，一个省饿死几百万人偏说成“形势一片大好”。上万言书说真话的彭德怀元帅被迫害致死，黄克诚、黄万里说真话被打倒，张志新说真话被割喉，更是让普通民众噤若寒蝉。政权若不是真心要求人民说真话，政权若不能保护人民说真话，最终将导致没有人敢说真话。
恐惧来自现实的血的教训。敢言者总会有担心，担心说了真话触犯一些官员（或者势力）的利益，从而招致打击报复。敢言者，总是没有好下场。人们在林林总总的例子里学会了“少说为佳”、“明哲保身”。苏建嵘对信访制度的调研，陈佳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都披露了维权上访的农民惨遭地方恶吏毒打、禁闭、扔精神病院的事实。四川农妇熊德明敢言，虽冒了很大风险，但终究是幸运的少数。温总理去四川走访乡村找乡亲们攀谈，当问起在外打工有无欠薪情况时，村民们一个个都保持沉默，原来村干部早向村民们交待“不许乱讲话”。这时，熊德明犹豫再三，终于斗胆说了实话。事后，她哭了，担心地方上有些人会找她算账。没想到村干部当夜就送来了钱，同时又嘱托要保密（仍在封口）；更没有想到，一句实话让总理了解了真相，在全国引发了“清欠风暴”。不幸的例子却是多数。比如安徽利辛县路营村村民丁作明，因上访反映乡村干部违反中央规定榨取农民血汗、贪污扶贫款的腐败行为，被乡村干部伙同派出所几个凶手关进黑屋轮番毒打致死。如果不是一个敢讲真话的新华社记者突破层层严密封锁将“丁作明案件”捅到中央，这宗冤案不知何时才能昭雪？！
一句真话足以攻破千万句谎言，真话往往颠覆某些领导的利益格局。难怪有些领导一听到真话恐惧得要命，也恨得要命，立刻就想要“修理”讲真话者。有人将“修理”方法归纳为“四来”和“五整”。“四来”是：将讲真话者一是挂起来，明升暗降，使其英雄无用武之地，二是晾起来，委以虚职，使其孤立无援，三是拉下来，降职撤职，使其害怕，四是关起来，使其不能到处乱讲。“五整”是：将讲真话者一是整垮，毁其心志，二是整倒，使其彻底就范，三是整跑，使其另谋出路，四是整“疯”，使其说话无人相信，五是整死，不是他杀就是自杀，从此耳不闻，眼不见，心不烦。于是，丁作明被打死了，李昌平被整跑了，何清涟出走了，……。
当前的腐败和恶吏的存在，可以看出封建专制文化和意识的阴魂还在惯性影响，啮食着国人敢言敢为的民族性格。专制文化和意识催生病态的官场文化。病态官场文化主要包括，权力崇拜、公权私占、形式主义、腐化堕落、丧失信仰、庸俗的人际关系等病态心理和思维，它是腐败滋生的思想温床。中国人恐惧感的根源最终还是制度的缺失。失去了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滥用权力便不可避免。滥用权力，压制思想，愚民弱民，难以形成公民精神；专制导致权力崇拜，官本位，运用特权，谋取私利；专制害怕民主，所以打压敢言者，鼓励谄媚者，真话难讲，假话横行，终成“敢言之人遭贬，阿谀之人升迁”的病态的社会逆向淘汰机制。
在历史和现实血的教训面前，人们会本能地心怀恐惧地得出结论：说真话最危险，说假话装傻最安全，说好话最圆满。无论见谁，多说一些恭维的话、阿谀的话、吹捧的话，不仅能给对方带来一份好心情，自己也能得到一份好回报。或许得提一官半职，或许得办一两件事，或许得回一句夸奖。假话，成了一种无本投入和廉价贿赂。
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没有好的政治制度，不对权力进行合理的监督和均衡，单单进行思想教育，只会培养一些人说一套做一套的流氓骗子习性，而且越教育越坏，贪官胡长清被评为“三讲”先进足以说明问题。
不消除中国人内心对于政治权力滥用的恐惧，就难以建立官民之间的真正信任，文明政治将没有真正的基础，和谐社会只能流于美丽的空想。
敢言敢为，需要公民社会的土壤
基于良知，捍卫说话的权利，是人最基本的个性需要。“凡是压抑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它以什么名义（约翰·密尔，《论自由》）。”而失掉了民主监督，留下的只有专制。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假话永远不可能接近真理。专制打压敢言，其直接后果就是：（1）执政党失掉民心，失去公信。（2）压抑人的原创冲动，压抑民族的科学和艺术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没有竞争力。（3）扭曲的逆向淘汰机制将继续过滤掉公民精英，留下顺民或暴民，潜伏“川壅而堤决”的社会危机。某些领导者总是千方百计把公民变成只知服从不敢微词的顺民，以为如此才是稳定。顺民表面服从，暴民倾向颠覆，其实顺民当自己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或者被利用时最容易转向暴民。“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不由自主地作决定，他们既然可以把命运交给当权者，也可以把命运交给‘造反派’（黄卧云，《对立面的价值》）。”只有公民才是对自己负责，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并保持社会稳定的理性力量。
小平同志曾告诫国人：一个政党，最可怕的是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对于一个领导者，最可怕的是听不进人民的声音，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想问题、办事情不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温家宝总理2003年看望国务院参事时，更是言辞恳切：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听真话，要能讲真话。人民批评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息人亡。鲁迅先生说，“唯有批判、反省、创造之精神才是民族前进的动力、挺立于世界的根本。”李慎之先生也曾坦言，“人类的文明史证明：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莫不以保护人民的自由与公民权利为第一任务。历史也已证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国家才能成为最稳定、最繁荣、最强盛的国家。”因此，保护中国人敢言的公心，就是保护中华民族不甘沉沦的脊梁；保护中国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就是保护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赖以生存竞争的智慧资本。
对政府而言，营造敢言敢为的公民社会土壤，则能反映公共管理的宽容弹性，对自身执政能力的自信，敢于及时纠正过失而不是文过饰非的气度胸怀。而公共管理的宽容，才能允许思想多样性的存在，允许思想的多样性是民族原始创新蓬勃迸发的基本前提。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说：“一个民族会在一定长的时期里前进一段而后停滞下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呢？在不复有个性的时候。……我们要以中国（封建王朝）为前车之鉴（约翰·密尔，《论自由》）。”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在以人为本的社会，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民族。
营造公民社会土壤，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清除专制文化和专制意识的影响，必须用法律和制度保护公民敢言真话追求真理的权利。应着重解决的问题有：一是对历史问题的继续反思和追问，尊重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以史为鉴，平反冤假错案，取信于民。二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公民敢言的制度平台，营造社会敢言的民主氛围。三是进行宪法教育，树立“宪法意识”，完善法律机制，保护公民“说真话”的权利，惩罚肆意打压迫害说真话的恶吏和恶势力，彻底扭转“敢言真话者遭殃、阿谀奉承者升迁”的不正常的社会逆向淘汰机制；四是继续进行公民精神启蒙和培育，尤其要改变国人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有了独立人格的“公民意识”，中国人才真正敢言敢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