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毒瘤，腐败的毒瘤，正侵蚀着我们社会的机体。
我们从腐败分子的耻辱册上，赫然看到了一串串耀眼的名字，这些名字曾经冠以显赫的头衔：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省长，市长，部长，署长，厅长，局长，处长，县长，院长，行长，关长，厂长，书记，专员，主任，检察长，秘书长，董事长，总经理……
在我们的社会，一些人拥有这样的头衔，就意味着人民赋予了他们某种特定的职责——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履行某种职责的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人民公仆。
曾几何时，事情被颠倒了。在某些地区和部门，权力发生异化，“公仆”蜕变成“主人”。我们的某些“公仆”把人民赋予他们的头衔、职责和权力反过来当作向人民伸手的本钱和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资格；我们的某些“公仆”私下里做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勾当，把自己的职责置诸脑后，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当作交易中的筹码。
在一部分“公仆”那里，事情被简单化了：既然搞市场经济，那么，一切都成了商品；既然权力成为了商品，那么，“等价交换”就成了天经地义法则。在交易的天平上，一端摆着“权力”，另一端摆着与这个权力等值的金钱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你是私营公司老板么，好吧，你给我金钱或者以金钱换来的物品，我通过权力使你获得贷款、承包工程和各种赚钱的机会；你是下属“公仆”么，好吧，你给我金钱或者以金钱换来的物品，我通过权力让你获得更大或者更有含金量的权力；你是走私分子么，好吧，你给我金钱或者以金钱换来的物品，我通过权力使你的走私货物进入国门畅通无阻；你是案件当事人么，好吧，你给我金钱或者以金钱换来的物品，我通过权力使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住宅，办公室，宾馆，甚至在北京学习，出席全国人大和党代会期间……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成为行贿受贿的场所。
起初，或许还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到后来，就变得大胆妄为。不但什么样的钱都敢要，什么样的礼都敢收，而且，还主动出击，积极索取。
在一部分“公仆”那里，事情更为简捷：一朝权在手，便把私利谋，叫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你看，他们挥舞着权棒赤膊上阵了。在那阴暗的角落里，一小撮大小“公仆”们正在歇斯底里地挖掘国有资产大厦的墙角。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智力”，钻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不健全的空子，疯狂侵吞人民的血汗，有计划地转移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了他们的私人银行。他们利用国有企业领导和私营公司老板的“双重”身份（或者暗地里支持亲属经营私营公司），大量挪用公款给私营公司进行营利活动，或者在双方的原料和产品交易中，采取“高进低出”的手法，损公肥私，或者在国有企业的对外业务联系中，增设中间环节，由私营公司收取“咨询费”、“管理费”；他们利用职权大量挪用公款炒股、赌博，或者调动集团资金存入外资银行收取高息，或者为亲属的非法经营活动鸣锣开道，大开绿灯；他们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法，竟然截留侵吞水利、移民、救灾、教育等各种款项．．．．．．
腐败，是一种破坏性病毒，它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腐败介入经济生活，市场秩序混乱了。企业失去公平竞争环境，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无用武之地，不法经营者如鱼得水，大展身手。假冒伪劣和走私产品充斥市场，“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
腐败介入政治生活，行政秩序混乱了。决策缺乏民主监督机制，正确意见遭到压制，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逢迎苟且者游刃有余，大施拳脚。碌碌庸才充斥党政部门，决策败笔比比皆是。
腐败，是一种传染性瘟疫，它不仅败坏党风，而且毒化社会风气。
“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少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具有巨大的破坏性能量，起着负面的辐射示范作用。就像一筐水果，烂了一个，如果不及时剔除，就可能殃及全筐。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的例子：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腐败了，顺藤摸瓜，往往可以揪出一连串大小腐败分子。一个上级领导接受了下属的贿赂，这个下属往往又去收受更低一级下属的贿赂，如此连锁反应，遗祸无穷。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领导腐败，党风不正，这个地区，这个单位十之八九歪风抬头，瘴气上升。
腐败，是一种耻辱的毒疮，它严重损害我们党、政府和国家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经风雨、曲折，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她的事业献出生命和毕生精力，赢得老百姓的爱戴。我们党有今天，来之不易呀！广大老百姓评价我们党，当然要看我们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更直观的则是观察我们党的每一分子，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少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是给党的脸上抹黑。党内出现的腐败分子多了，直接影响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份量，关系党的整体形象。如果任腐败现象无限蔓延，我们党最终将失去群众基础。
腐败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它关系一个政府和国家的声誉。我们的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理应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是世界上最清明的国家。决不能让少数腐败分子的行为玷污了我们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共和国。
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也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直到如今，在广阔乡村，我们还不能保证每一个农民兄弟都免受饥寒，保证每一个农民的孩子都得到应有的学校教育；在一些地区，我们的农民兄弟因不堪各种摊派的重荷而频频上访；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还不能保证每一个工人兄弟都有工作；在整个社会，少数人通过种种途径成为了千万、亿万富翁，而大多数人还在为维持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奔波劳碌……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一些腐败分子鲸吞人民血汗，过着灯红酒绿、奢靡堕落的腐朽生活，就尤为“显眼”，就容易招致老百姓的强烈嫉恨，从而引起和激化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如果一些境内外别有用心者借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就可能形成社会动乱。
因此说，腐败是社会危机的导火线和催化剂，反腐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并非危言耸听。
什么是当今中国头号社会问题？腐败！——专家学者这么说；领导干部这么说；普通群众这么说。几种不同途径的调查结果竟然如此高度一致。
“上山下山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现在社会上流传的许多顺口溜，也大多是对腐败现象的嘲讽。
在村头地边，在街头巷尾，在茶楼酒肆……总之，在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腐败，人们最深恶痛绝的现象是腐败，人们最忧心忡忡的问题是腐败，人们最大快人心的事情是反腐败。
每当有新的腐败分子被暴露，被惩处，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相庆。
民意不可侮，民心不可违。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于是，在中华大地，腐败和反腐败势力的较量旷日持久，如火如荼。
于是，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纷纷落网，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腐败分子决不姑息迁就——
“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教育、爱护和警醒广大干部，为了维护法纪的尊严，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否则，腐败之风刹不住，也难以服众。”
“大力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大案要案。对重大案件要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哪个部门、哪个人，都要一个一个地揭露出来，一个一个严肃查处，绝不徇情，绝不手软。”
这些年，腐败案发率在不断增长。
更为严重的是，尚有许多腐败分子潜而未露，他们或许还在大小会议上装摸作样，高谈阔论“廉政问题” 。
无论党政军要害部门，还是公检法专政机关，或者资金高密集领域，都有腐败现象在滋生。某些腐败活动已经具有团伙性特征，正在向半公开、公开化和资本积累型方向发展。某些腐败案件牵涉犯罪分子职务之高、人数之众，其犯罪数额之巨大，作案手段之恶劣，往往令人咋舌。
还有极少数腐败分子私欲恶性膨胀，竟然勾结或利用黑社会势力，谋官害命，报复杀人。
专家估计，在今后若干年内，腐败仍然呈上升趋势，反腐败的斗争会变得相当尖锐。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任何对腐败问题的掉以轻心，都是对人民的犯罪。
为什么一些腐败分子胆敢以身试法？
为什么腐败现象累禁不止？
不容讳言，我们的社会还存在腐败滋生的土壤。
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而严密的监督管理机制，腐败分子尚有机可寻。
我们还存在一些法律的死角，致使许多腐败分子成为漏网之鱼，故而心存侥幸。
我们还没有营造一种使腐败分子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环境，腐败分子还有立足之地。
我们对于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腐败分子还没有感受到足够的威慑力。
我们处在一个错综复杂、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更新变化，西方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可能乘虚而入，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腐朽落后的东西可能死灰复燃。此时此刻，我们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可能抵御不住种种诱惑，受到负面冲击，偏离社会主流，滑向罪恶深渊。
为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健康迅速发展，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清除腐败毒瘤。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
那种以一时腐败为代价，换取现代化的未来的论点，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幼稚可笑的。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一路坦途，其间有诸多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人为或非人为的路障。要克服路障，达到预期目标，必须努力营造一个民主法制、公正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必须彻底铲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必须造就一支廉洁守法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我们强调对权力的制约。
失去制约的权力往往导致腐败。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也不排除确有少数分子心怀不轨。
我们的制约机制不是以绝大多数干部的自觉为前提，而是以少数分子的不轨为出发点。
就像树苗，有了制约，正的可以保持，歪的可以矫正；失去制约，正的可能长歪，歪的可能更歪。
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一个社会环境：让廉洁的干部更加廉洁，让腐败的干部无法腐败。
我们应该建立和完善更具透明度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尽可能减少品行不端分子混进干部队伍，窃取领导岗位的机会。
我们应该建立和完善更具可操作性的干部廉洁自律制度，让每一个干部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我们应该细心研究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单位以至每一个岗位履行职责的程序和规律，尽量堵塞有可能产生腐败的漏洞，消除腐败隐患，加强事前防范。
我们应该通过深化改革，明确各级领导部门的职能，把一切不该管而又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分离出去，精简机构和人员，尽可能减少产生腐败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花大力气改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软弱乏力的状况，全面开辟和启动各种监督渠道，理顺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监督功能，形成严密高效的监督网络，使所有领导干部的一举一动都在党和人民的严格监督之下，使少数不轨分子“伸手必被捉”。
对于少数敢于“伸手”的不法分子，一经检举揭发，就应该迅速查证落实，严肃惩处法办，该关的关，该杀的杀，决不手软，不管是“要人”、“名人”、“能人”，还是什么“熟人”。
古人讲究“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人主张“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提出盛世也要用重典，是因为腐败分子劣迹昭彰，腐败的歪风到了非刹不可的时候，不严罚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严惩不足以产生警戒效果。
一些大腐败分子往往从“小腐败”起家，还有相当数量的意志不坚定者也仅仅搞点“小腐败”，叫做“违纪不违法”。
而我们的某些同志往往不把“小腐败”放在眼里，认为“无伤大雅”。
我们的反腐败应该从“小腐败”抓起。对于违纪分子，视其情节，该警告的警告，该免职的免职，该下岗的下岗，一视同仁。
我们的公务员，我们的党政干部应该有一个起码的任职标准，你不符合这个标准，虽然尚未触犯刑律，也理所当然取消你“当官”的资格，你去当老百姓好了。
在人们身边，“大腐败”毕竟有限，多半发生的只是“小腐败”。如果我们在穷追猛打“大老虎”的同时，也不放过一批“小老鼠”，就可以教育和挽救更多干部，就可以产生更大的的警戒效果。
我们应该通过对违法违纪行为的严肃查处，产生一种威慑力，创造一个廉洁清明的社会环境，使廉洁者坚定地保持廉洁，使意志薄弱者望而却步，悬崖勒马，将腐败发生率减少到最低限度。
腐败应该抑制和消灭在萌芽状态。
许多腐败蛀虫在曝光之前往往都笼罩着诸多耀眼的光环。有的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赞誉，诸如“能干”、“脑子活”、“有魄力”、“会办事”、“联系广”、“人缘好”；有的还戴着一顶又一顶桂冠，诸如“先进”、“优秀”、“劳模”；有的官运亨通，一升再升；还有的甚至在“三讲”测评时获得了较高的“满意”率。
一些腐败分子不仅欺瞒了少数领导，甚至还蒙骗了多数群众。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演技高超。他们在台上讲人话，在台下做鬼事，在人前冠冕堂皇，在人后污七八糟。这就增加了我们识别腐败分子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檫亮眼睛，增强对腐败现象的辨别力。
我们有些同志出于善良的愿望，或者由于某种迟钝，常常把“腐败”与“能耐”混为一谈。
于是，在某些场合，腐败倒成了值得炫耀的东西。一些人搞点“小腐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些人以有亲友搞“小腐败”而津津乐道；一些人对别人搞“小腐败”而心存羡慕。
这就需要我们澄清是非，高扬正气，形成以正压斜的态势。
我们应该唤起全社会对于反腐倡廉的认同、支持和参与。
做人有人格，当官有官格。没有高境界的人格就没有高境界的官格。
一些腐败分子为了蝇头小利，在阴暗的角落里，揣着一颗阴暗的心，蝇营狗苟，惶惶然不可终日，为世人所不齿，甚至为同伙（如行贿者）所鄙视。这样的人，人格何有？官格何在？
一些腐败分子到了大牢里，走上刑场前，才开始对自己行为的检讨和悔恨。然而，悔之晚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古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何等高尚的境界！
一名共产党员，一位领导干部，还是应该有一点理想、信念和情操，至少应该讲一点人格和官格，即做人和当官的道德。
（原载《市县领导月刊》2002年第7期，题为《彻底清除腐败毒瘤》，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