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上海市去年批准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全面投入使用才一年，现在已被废止。
废止的原因，是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并且指责“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这些人除了发表会议纪要，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
中学历史教材的改革，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为了现代化建设提高公民素质的需要。近20年来，修改历史课程的标准、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是国外流行的趋势，是为了加强基础教育和培养人材的必要措施；另外，史学界在占有新材料、扩大观察历史的眼界，在内容和观点上推陈出新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历史教科书必须吸取这些成果，跟上学术研究的发展，才能适应形势。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就是根据这种精神，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编写的。
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构思、编写、出台、使用，具有现存体制无可质疑的合法性。编写人员在领受任务后，一直严格做到所有编写构想、框架都必须符合市教委的指导思想，按照审查通过的《行动纲领》和《课程标准》来组织材料编写。所有章节都是经过这样的程序：编写者完成文章以后，专家负责内容的准确和深度，一线教师从教学角度来审读是否适合课堂教学，最后由主编负责统稿。在经过上海课改办的3道审查以后，最初完成的教材从2003年开始在上海近百所初中、高中先期试点使用，并根据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调整、完善，在试用3年后，去年9月1日起，作为上海“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
这样的新教材，是编写人员花费6年的心血，经过上级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精心指导、审查，广大教师的反复实践才完成的，凭什么可以被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轻而易举地封杀？这几位北京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是真知灼见，还是个人特定的学术观点，抑或不过是沿袭“左倾”思想的陈腐之见，是需要认真辨析的。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的意见公之于众，让广大专家学者，历史教师，乃至学生和民众来评说、判断？事实上，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的负责人和权威人士就认为上海教材没有政治问题。当然，与任何事物一样，这个教材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那是可以通过讨论、争鸣来克服与完善的，封杀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严格按照现存体制的程序工作而落得如此下场，还有什么“依法办事”可言，怎么让人对“以法治国”抱有信心？
去年，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出台曾经引起风波，那是因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作者并没有认真、全面地研读过教材，态度有不负责任、制造轰动效应之嫌。问题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什么老是改不了“海外媒体过敏症”的毛病，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思想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主心骨，走自己的路，不要外国人一说三道四，就要追责任，想对策。
中国长期流行这样一种现象，不论你干得多苦多累，成绩有多大，群众多么满意，一封告状信就使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甚至还要“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人曾经表示，不能让锐意改革、成绩显著的人仅仅凭8分钱邮票的一封信就被打倒。中国人对这种靠“8分钱邮票”横行无忌的现象既熟悉，又深恶痛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做事艰难，坏事容易”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