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占阳的文章《中国需要构建普遍幸福主义的新文化》是颇有收获的。
文章还是以批判见长。一些俗不可耐的套话、空话在占阳的文章里无以遁形，让读者感到解气。从占阳的文章可看出，他是一位思维绵密、洞察力强大的思想家；又看到他敢于拿这样一个题目来牛刀霍霍，又可知他是一位有魄力的学人。在讨论会上和他交流，还可知他是一位虚怀若谷的学者。
但这个题目的研究可轻可重，且轻重难分。几千年的话题了，我们果真能有所创新？我是怀疑的。有人说文艺复兴是大的文化革命，是创新，我看不对。在神本主义的时代，对人性的诉求就没有？自然不是。那时欧洲百姓不识字，只有上层贵族才有好的文字工具。教育普及到一定程度，又加上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社会精英才说出了关于社会平等的意见，且这种表述的风险大大降低了。
真正的创新是很难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微积分、化学元素周期表、力学定律、狭义相对论等，都是了不起的创新了，但说到底也是科学认识进步产生的水到渠成的结果。里程碑的工作往往具有综合整理前人思想的特点。博览群书、焦虑现实，就有了思想来源和工作激情，只要智慧尚可，就有可能某一天豁然开朗，说出一些大家欲言而未言的东西来。创新大抵如此。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人本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已经有两、三百年了，其被创的使命已经完成，否则，西方的现实就不能成立。自由平等科学博爱，成了政治正确的基础，成了通行规则的基础。但《独立宣言》之类的文本毕竟不是科学文本，对其做学理性的研究可以是学者的长期任务。尤其在中国，根本就缺乏相关的话语系统。学者的任务是解释一整套在实践基础上已经发育比较成熟的思想系统。
占阳的文章对人本主义做了一种细致的学理性解释。占阳讲，要把人本主义转变为“善本主义”。又说利己、利他都是善，而害己、害他都是恶。他还说，利他是利己的延伸。这些说法都很聪明。
尽管占阳的文章努力去定义他提到的关键术语，但仍然有一些本该讨论的术语没有得到术语。文章说：所谓“人的兽性”，实际也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兽性又是什么？文章没有讨论。既然提出要复归人性，对兽性怎么办？
占阳为了证明利他主义的重要性，又说“利已之善很容易获得普遍的保障，而作为动机的害己之恶则较难普遍发生。” 接着，他推理说：“这就使人性的善恶问题主要地不是利已、害己的问题，而是利他、害他的问题。”显然，他的意思是想强调合作的难度。我以为，经济学的许多研究看起来要复杂一些，但逻辑环节更清楚。占阳所说的“害己之恶则较难普遍发生”是需要证明的，我自己以为这无法证明。
占阳的推理还有一些瑕疵。他说，人在天性上既是利已的，也是利他的，因而也就是具有这种两重性的天赋本性。但从逻辑上说，既然利他就是利己的延伸，那么，就不存在两重性。占阳还说：普遍幸福就是各种利已利他的幸福源泉充分涌流的普遍幸福。熟悉经济学的人知道，这种源泉是不存在的。在整个文章中，占阳没有把资源的有限性作为推理的前提。
总体上说，占阳但文章加深了我们对人本主义的认识。
